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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


  1918年,有名无实的“元帅”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6月底到达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内。孙中山是位勇于不断思考的革命者,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但这几年内遇到的无穷无尽的新矛盾,使他陷入了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新的思考,探索中国革命的症结之所在,也“时时研究建设”,积极构思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设想。其最终体现,便是由《孙文学说》、《实 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篇文章组成的宏伟蓝图——《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原拟包括卷一“行易知难”、卷二“三民主义”和卷三“五权宪法”,但后两卷未能完成,仅卷一部分于1919年春夏间出版,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

  知行学说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对“知”与“行”的关系,也各有各的看法。这次蛰居上海期间,孙中山从总结经验的需要出发,再次关注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他发现反“知易行难”之道可以用来鼓动革命,于是产生他的学说《行易知难》。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民国以来,“人心涣散”、“不图进取”、“国事日非”的根源,就是国人存在着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心理障碍。

  关于现代化事业的《建国方略》,为何要从“心理建设”、论证“知难行易”的哲学认识论讲起呢?原因在于孙中山相信,振兴一个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国人的心理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不赞成简单理解和实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格言,也明确反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训。为了使自己的学说通俗易懂,他援引生活中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的实例和《孟子·尽心》的说法,论证了“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人心,莫不皆然也”。

  与古代流传下来的“知易行难”之说相对,“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出的一种“心理建设”的号召,其目的是批判当时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惧怕困难的退缩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积极主张“知难行易”说,本意并非要在知行关系的哲理探讨方面有所作为。实际上,他的有关论述并不严密周全,从学术意义上分析,也并无特别之处。重要的是孙中山想通过鼓吹“知难行易”说,从解放思想入手,动员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孙中山强调,勇于探索,敢于冒险,是推进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心理准备。为此,他特别批评国人的保守心理:“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这些批评,不仅在当时切中时弊,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思想解放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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