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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总统府(1)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动员令,10万余大军分路出师北伐。但由于连年战乱,湖南方面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陈炯明仍避而不见。孙中山再一次愤怒,想将陈炯明的总司令、陆军总长、内务总长、省长等职一概免去,但胡汉民以操之过急恐生变为由,极力劝阻;另一面,胡汉民又劝陈炯明去孙中山面前认错,“照总理素来待人宽大的胸襟,定可以不咎既往的”。但等了三天,陈炯明还是没有出现,孙、陈二人的矛盾再次激化。孙中山随后解除了陈炯明粤军总司令一职,令其所属部队直属于大元帅。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1922年5月4日,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下令从韶关北伐,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三路总指挥。北伐军在前进途中秋毫无犯,纪律严明,声势大振,势如破竹。

  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但徐世昌下台后,皖系又借机抬出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遭到孙中山的通电反对。

  这一边,当陈炯明被孙中山罢黜的消息传出,驻守在广西的粤军,顿时沸反盈天。1922年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叶举率驻桂之粤军第一军所部50余营突然开入广州。同时,发电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职。

  汪精卫和马君武等到惠州征求陈炯明的意见,陈炯明信誓旦旦地说:他从党谊和人格起见,必无反对先生之理,对于部下各将领,也一定完全负责;倘有不听命令,而反对先生者,他唯有自杀以谢国人。

  此时的陈炯明似乎并未最后下定反叛的决心,但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升级,终于使他作出“天下大不韪之举”。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自韶关到达广州,一是想震慑陈炯明部队的滋闹,二来想让前方将士,知后方并无变故,可以安心前进。到广州后,孙中山想马上召见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但叶举却借故在一天前离开了广州。孙中山非常愤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但被劝阻。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他不在这个时候去广州似乎是为了避嫌。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孙中山不仅将他与陈炯明的矛盾公之于众,而且还语气颇为严厉地说:

  现在我得向你们全体提出请求:请你们在10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到距离广州30里以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3寸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我会提前9小时发出通知让市民躲避,接着的3小时内,达姆弹将落到他们头上。那样的话,他们60余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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