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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的一个上午，就在袁隆平获奖一个月以后，湖南省《湘声报》的记者李池陶在海南三亚荔枝沟采访了袁隆平。
袁隆平骑着一辆小摩托从田问劳动归来，换下套鞋，招呼记者进了房间。他的房间陈设依旧那样简单，一个方桌，一张木床，一张木沙发。
记者与袁隆平一同落座以后，开门见山地说：
“请袁院士谈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
“感受。”袁隆平非常敏捷地接过话题，然后返身进里问屋拿出一包烟，开始谈感受——
“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对全体科技人员特别是农业科技人员的肯定，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人员的关怀。
“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为了贯彻科教兴国战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过去我们是‘臭老九’，是低人一等的，每次运动都逃不脱。这次没‘戳起’，下次又‘戳起’。”
(“戳起”是地方话，意思是抓住。)
袁老回忆过去，神态有些凝重。他重又点燃一支烟：
“后来
‘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老大，这种感受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因为原来是在底层的。现在党和国家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居功，应当发奋努力，在有生之年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这一辈子将永远研究杂交水稻，争取出更大的成果。”
“总而言之，获奖鼓舞很大，压力也很大。省委、省政府又号召向我学习，我更加感到有包袱。今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特别注意，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怕对不起省委、省政府。”
袁老不停地抽烟，表情很严肃。
记者问：
“您不要说有包袱，您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袁老变得很高兴、很开朗，吐出一口浓烟，笑着说：
“我为湖南人民做了点好事，是吧?”
少顷，袁老又回忆得奖的情况——
“在授奖会上，我提出了超级杂交稻亩产要过800公斤，杂交稻要走向世界。这是当着总书记和总理，还有那么多部长和全国的科技界同行们表的态，我一定要完成啊，所以感到压力很大。
“授奖仪式结束后，温家宝副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说：
‘你那两个心愿一定会实现。’他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两个心愿就是超级杂交稻亩产800公斤和杂交稻走向世界。”
记者看到此时袁老表情很凝重，想起了昨晚袁老在三亚湾游泳时开心的笑容。
“昨天您游泳的姿态很美，在风浪中前进得很潇洒。”
“是吗?我昨天游泳还可以吧。”
接着他还是很严肃。
“即使我完不成这两个任务，也一定要培养青年人完成这两个任务。我过了古稀，老骥伏枥啊．今年我到海南特别高兴，因为我发现了新的希望。刚才你们在田间也看到了朱运昌经营的稻田，我非常高兴。老朱，他是大器晚成啊。”说着，袁老开怀大笑。
“朱运昌今年已经63岁，新育成的几个品种长势良好，老朱一直在田间守望着这片稻田——放水拔草，数着穗数、粒数，记录各种数据。
“我对老朱说了，亩产过了800公斤，我个人送一台摩托车给他。我是真的希望他出成果，我个人的钱也可以奖励科研。公家的钱——总理、省长都批了科研经费——只能用在科研上，我一分都不乱用，不搞旅游，不搞基建。个别人不是为科研而出差，我不给他报销而是扣他的工资。”
记者：“您认为您一生最值得高兴的事是什么?”
袁老脱口说：
“日思夜梦的东西变成现实最高兴。”
记者：“您日思夜梦的东西就是杂交稻吗?”
袁：“是的，100％不育系在1973年搞成了，我特别高兴。
“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听了特别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要批斗我，我的夫人说：‘我和你一起去当农民，搞杂交稻’，我特别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搞试验田说要抓革命，促生产，选了好几块田都不如意，最后选中了我的试验田，我逃过了劫难，能够在田里做实验，我特别高兴。那年我36岁，我一边积肥，一边唱歌。”
记者：“在科研领域，失败的例子很多，您是一个成功者，您认为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袁：“啊，失败的很多啊，90％，的都失败了。
“搞科研首先要有研究方向。我的水稻杂交理论来自实践，我是在实践中发现了水稻的杂种优势。直到1972年仍有常规育种权威反对我的方法，可是我做了对比实验，确认水稻杂交有明显优势。
“此外，要成功，知识是必备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罗孝和一起搞杂交稻，杂交稻的草多谷少，当时的军代表来参观，有人说，又不是喂牛，试验失败了。罗孝和也很丧气，头也不敢抬起。开会时，我勇敢地站起来说：我们的实验成功了，证明了水稻有杂种优势，谷多还是草多是技术问题。军代表立即表示支持，罗孝和说：‘袁先生你比我高一筹啊。’所以说，坚持真理还必须有胆量。
“灵感也很重要。灵感应当是知识、经验、追求、思索综合升华了的产物，这种升华往往要外界刺激一下，思想火花一现，你要抓住，不要放过它。”
记者：“‘不放过它’，您是指记下来，立即做，还是……”
袁：“我是立即做，比如1961年我选了一个好的水稻品种，心里非常高兴，希望品种成功，可是收割时却大失所望。我有一次坐在田埂上想，水稻可能有个杂种。灵感一出现，我立即去做，去寻找，去实验。”
记者：“灵感是不是一种有根据的形象思维?”
袁：“优良的水稻品种就像一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有高度，有体力。水稻形态好，生命力强，就有杂种优势。这是我日思夜梦的。我到南京江苏省农科院看见那里一片水稻的株叶形态，立即觉得这就是我追求的理想形态，便断定这种形态可能高产，现在我们正是在培育推广这种形态。当然，关于形态的理论相当复杂。”
记者：“成功有机遇的因素吗?”
袁：“有。‘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是“太上皇”。那一年我36岁，开始在试验田集肥，经过‘牛棚’时，“牛鬼蛇神”组长——一位体育老师，他对我说：‘明天你就归我管，床都给你安排好了。’工作组已经告诉“牛鬼蛇神”组长再写个标签：
‘反动学术权威袁隆平’，可是工作组在斗我之前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寻找材料时发现了一份公函，这是一份国家科委发给单位的公函，公函要求支持我的杂交水稻试验。而国家科委的伯乐们是看到了我发表在一个科研杂志上的一篇论文。这个杂志是《科学通报》1966年第4期。这是最后一期啊，好险!随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就是机遇。”
袁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仍在回忆着……
记者：“您发现了杂交水稻，是不是到了今天，感觉发现人才和当年发现杂交水稻一样困难?”
袁：“杂交稻要靠人，人有素质的问题，有没有培养前途，首先是德。有的人想发财升官，是搞不出成绩的；有的人发奋学习，努力工作，水平可以提高。所以，搞农业科技首先是德的问题，我们研究中心有许多人，外单位8万、10万年薪请他去，他不去，这就是人才。”
记者：“您是一位成功者，您认为成才之路有什么规律?”
袁：“我的思想比较超脱。代数乘法中的负数乘负数得正数现在都想不明白。平面几何的三等分已知角、化圆为方不可能，我也没有弄清。这一次我和数学家吴文俊先生一起领奖，我就和他讨论过。农业发展到高精尖的时候要靠量化来完成，数学是不可以少的。我对吴文俊先生说：‘数学是科学之母。’吴文俊先生对我说：‘农业是数学之父。’”
袁老笑起来，又接着回忆：
“我读书凭爱好、凭兴趣，我对地理、化学、外语有兴趣。我不喜欢三角函数sin、cos。中学时我有位同班同学数学好，他帮我学数学，我教他学游泳，现在他也是院士。
“读大学时，学校对我的评价是，爱好：自由；特长：散漫。”
说罢，袁老站起来大笑。他用右手不停地摸着自己的头，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我的办公桌乱七八糟。开始时，记者来了我有点怕，因为太乱。后来我发现爱因斯坦的办公桌比我的还乱。”
说着，袁老又开怀大笑。
“我最怕戴紧箍咒，中学在教会学校只做过一次礼拜。当年我读书时有段时间实行五分制，不喜欢的功课我奉行‘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现在中学教育搞填鸭式不好，中学是基础，不应要求千篇一律，学生有几门功课是特长就行了。现在英文教育光教文法，听不懂是没有用的。学外语要有天分，我从小随父母迁徙到处跑，就有语言天分。比如外语的卷舌音像俄语TOBAPVⅢ，我发得准确。还要有听的辨别力。在菲律宾听那里的同行讲英语和在缅甸、日本听那里的同行说英语，发音是不同的。你应当能够和他们交流，这是实际能力。”
记者：“您是一位科学家，追求中充满哲理，您是不是爱好哲学?”
袁：“是的，毛主席的‘两论’——《矛盾论》、
《实践论》我很喜欢，‘两论’对于我的思想方法有影响、有作用。当然我也研究，比如‘两论’中提出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我觉得李达——他参加过建党，是哲学家，他还当过武汉大学的校长，
他说得好，认识是经过感性——悟性——理性的。哲学思想很难尽善尽美，金无足赤。‘两论’很好，当然现在读起来就不同了，我有了人生的、科研的经验，会有新的看法。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两论’。搞科研读点哲学是有好处的。我在年轻时学习李森科的时候，觉得他有主观唯心论，之后才敢于冲破经典遗传学关于‘白花授粉作物杂交无优势’的理论。”
最后，记者问袁老，“您的业余爱好是游泳还有拉小提琴吧?”老人很高兴、很率真地低声告诉记者：
“琴是过去年轻时拉，现在中央台要我出国拉琴，我大吃一惊：不行。我是搞科研的啊，游泳我还行吧。娱乐呢，几个朋友打打麻将，输了钻桌子，有时间晚上你来看。”
健谈的袁隆平，在一个小时内，开怀大笑十多次。记者李池陶似乎还有许多问题，袁老也意犹未尽，但是记者看到袁老那样忙碌，实在不忍心多耽搁他。临近中午，记者只好依依告别了这位可亲可敬的科技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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