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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的废帝溥仪，退位已经快十个年头了。
这些年，他一直住在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生活方式和历代皇储没什么区别。可是慢慢地，他也传染上不少亡国遗老的情绪，关心外面的时事，听见南北讲和，局势好转，就愁容满面，要是闹个风吹草动，出丑露乖，也不免有些幸灾乐祸。
他曾仿《陋室铭》作过《三希堂偶铭》，开头说：“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结尾则是“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讥刺民国的意味很明显。太傅陈宝琛早就给他献过一道策：“旁观者清”，语意双关。
可是民国六年张勋闹过一次复辟，那滋味并不好受，宣统的上谕，连京城报贩都知道“过几天就变文物”。他第一次觉得，世界不是像太妃和师傅们说的那样。皇城之外，该有另一个天地。
有人荐了个洋人师傅给他，叫庄士敦。一年教下来，师徒二人变化都不小。庄士敦戴上了头品顶戴，穿上了黄马褂。溥仪学会了骑自行车，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
宫里还铺了地板，安了电话。亨利每日无聊，乱打电话玩，叫全聚德送鸭子来。有一天随便拨了个号码，接电话的人说他叫胡适。
亨利请他来宫里走走。胡适答应了，过了两天，小太监递进“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
他走进养心殿，深深一鞠躬：“皇上。”他举手为礼：“先生。”
胡适的到来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不该去觐见废帝。胡适说，他并不是去见一位前朝皇帝，而是去见一个可怜的16岁少年。
另外一些知识分子赞同胡适的态度。清华大学国学门导师陈寅恪表示，对待溥仪，应该比较欧洲革命成功后对待王室的方法，让他流亡国外，顺便让深宫禁院长大的男孩亨利看看外面的世界。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周作人著文，不仅劝溥仪出国，而且劝他去研究希腊罗马的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又不用担心未来的工作，正是研究这类“无用的学问”的上佳人选。
其实溥仪真有些别的天赋。故宫博物院曾经收藏过一份溥仪的手稿，是他幼年接见蒙古使者的谈话记录（标点是我加的）：
溥仪：你们几时来京城儿？
蒙古人：我们没有吃茶。
溥仪：不是吃茶，我说你们何时来北京城儿？
蒙古人：呕，呕，臣才明白皇上问的是什么时候来北京呵！是不是啊？
溥仪：为何不是呢？
蒙古人：大前天早五点来的。
溥仪：我听说蒙古的地不安静，可有什么？
蒙古人：皇上胡说！
侍卫（大喊）：蒙古人敢口出不逊！这是皇帝！不准你乱七八糟的胡说八道！
蒙古人：是，是。
溥仪：不要紧，他没有见过我，偶尔说一两个不对的话也无须责备。
蒙古人：皇帝说得很对。
侍卫（又大喝）：皇帝二字是你叫的么？
蒙古人：那你为什么说皇帝？
侍卫：呸！呸！我不同此等混蛋说话！出去！
这多么像老舍笔下的话剧，侍卫的仗势，蒙古人的憨。溥仪真要能去欧洲几年，难保不出息成一中国的康德，而不是满洲的“康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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