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奎

　　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

　　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荷兰的汉学大师高罗佩博士 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他的侦探小说《狄公案》发行100多万册，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高罗佩在中国文化、艺术、法律及社会等方面渊博的知识在他的小说 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断指记》便是其中一例。在1964年春荷兰的“书籍周”上，该书曾被免费赠送给买书的人；他的另一本《黄金案》被荷兰贝尔纳亲王翻译成西班牙文出版。他因成功地把唐朝官员狄仁杰塑造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形象而使自己大红大紫，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高罗佩是他到中国后起的名字。他1910年出生于荷兰祖芬，幼年时曾随父亲在荷属东印度住了9年，1923年回到荷兰。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文字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高中时，他开始学习梵文，16岁时，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1929年，他进入当时荷兰的汉学中心莱顿大学学习中文与法律，同时系统地学习中文。1933年，他进入乌得勒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和东方历史文化，连后来学的，他总共通15种语言。25岁时他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此时已初露端倪。

　　1935年高罗佩毕业后，到荷兰外交界供职。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先后供职于荷兰驻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的领事机构。1943年，他来到中国重庆。那时重庆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中国学者、名流荟萃之地。当时高罗佩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重庆中外文化人云集，使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触这些名流，为他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迷恋中国琴艺与书法

　　1943年初到重庆时，高罗佩就被神奇美妙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安顿下来之后，他开始细心研究中国文化的精髓。首先，他对中国琴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自己“癖嗜音乐，雅好古琴”。不久，他聘请中国琴师叶诗梦指导自己弹奏《高山流水》等乐曲，并颇有体会地讲，“贵国琴理渊静，欲抚此操，必心有高山流水，方悟得妙趣和奥秘。”每当弹琴时，他神情专注，摇头晃脑，一副沉醉其中的模样。同年他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组织“天风琴社”，专门从事中国琴艺研究。这年中秋节，高罗佩“偕未婚妻水世芳女士与美国东方学者艾维廉博士等社会名流

　　聚会，在嘉陵江边鼓琴弄瑟，引吭高歌”。时人称：“此次雅集，堪称抗战时期华夏文化绚丽异彩的一次弘扬，是文人的盛会。”

　　高罗佩认真投入中国琴文化研究，还真搞出来点名堂。1940年，他花费大量心血写成英文专著《琴道》一书，由日本上智大学出版，此书被认为是古代琴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不仅如此，高罗佩在追寻中国琴学东传日本的踪迹时，发现明末清初有一位旅日僧人，法号东皋，在日本琴史上很有影响，也许是把中国琴学传入日本的第一人，而其名字却绝少出现在中国史籍中。随后他用了整整7年时间遍访名刹古寺、博物馆院，共获得禅师遗著遗物300余件，辑成《东皋新越禅师全集》，原拟于1941年付梓，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流产。1944年，他在重庆出版了《东皋禅师集刊》，成为中国佛学史补缺之作。这位异乡客因热爱中国文化而发掘出如此多的东西，确实令人吃惊。

　　高罗佩从20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据他的夫人回忆：“从我认识他，一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中断过练习中国书法。”到重庆后，他更是将这种爱好发挥到了极致。他的“高体”字独有一格，在西方人中，他的书法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字笔力雄健，功底深厚，并偏爱行书与草书。中国书法家沈尹默、郭沫若、于右任等常是他的座上客。他还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观。中国旧体诗既讲音律，又求意境，外国人一般很难把握。天性认真的高罗佩搜肠刮肚，推敲个不停。下面的一首七律是赠给友人徐文镜的，如果不说，很难辨别出是外国人的

　　手笔：漫逐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传觞。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宦绩敢云希陆贾，游踪聊喜继玄奘。匆匆聚首匆匆别，便泛沧浪万里长。

　　娶中国女子为妻

　　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沉迷，高罗佩一心想找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女子终身为伴。

　　经过他不懈努力地追求，终于如愿以偿。在重庆任荷兰使馆一秘时，他爱上当时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江苏名媛水世芳女士。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水世芳系名门之后，并且是齐鲁大学毕业生。共同的爱好与兴趣以及高罗佩的诚意打动了中国少女，两人经常在各种场合出双入对，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1943年，高罗佩与当时22岁的水世芳结婚。有趣的是两人一共结了“两次”婚。一次是按中国的传统举行，一次是按西方的传统举行。这在当时也成为一种美谈。婚礼期间，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学路相近的英

　　国学者李约瑟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高罗佩与水世芳共有4个子女。

　　创作侦探小说一举成名

　　在重庆时，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颇为赞赏。他也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喜欢读西方的侦探小说，这些小说在西方水平很低，而且当时翻译成中文后水平更低了。高罗佩对中国人没有看到自己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而遗憾。同时，欧美等国兴起的“福尔摩斯热”也激发了高罗佩要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挖掘出中国人自己的大侦探。他索性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沿用主人公狄仁杰，又用英文写了《铜钟案》。1949年，他准备用英文作为稿本，再写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中国出版界根本不关注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认为此书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嫌，因

　　此此书最后只能以英文出版，但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拾。高罗佩又写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的《狄公案》。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是广大读书界欢迎，出版社不断敦促，只能再接再厉。1952年，高罗佩奉调到荷兰驻印度大使馆担任参事，他以《狄仁杰奇案》为书名，用中文把《中国迷宫命案》改写成章回体小说，于1953年由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共有52回。西方人写中文章回体小说，高罗佩是绝无仅有的。从1954年至1967年，他又用英

　　文撰写了《中国潮中案》、《漆屏风》等十几个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组成了30万字的宏篇巨制———《狄公案》。《狄公案》的英文名字是《JudgeDee》，可直译为《狄法官》，出版后立即征服了西方读者，在欧洲风行一时。“JudgeDee”（狄公）从此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

　　狄仁杰是唐朝武则天时代的一位宰相，《旧唐书》中说他在担任大理寺丞（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审判厅厅长）时，一年判了1.7万个积压的案子，没有一起上诉。高罗佩就是依据这句话，再加上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的素材，演绎出了一部传奇小说。

　　现在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甚至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并有好几次拍成电影。

　　一个高产和多才的中国文化研究者

　　高罗佩的多才多艺在出版《狄公案》时得到全面体现。为了完善书的内容和形式，全部《狄公案》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著作的插图，都是由他亲自精心设计，亲手绘制而成的。他对中国古代木刻插图艺术也模仿得惟妙惟肖，简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经他亲手绘制的插图，如果不认真辨别，你一定会认为是出自中国古代画家之手笔。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他在每幅插图上都署上“H·R·H”的签名。这3个字母是“荷兰·罗伯特·汉斯”的缩写。他在精心绘制的一幅中国画上用汉字题款：“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这里面的“笑忘”是他自取的字，暗寓“笑忘百虑”之意；“芝台”

　　是号；“中和琴室”是书斋名。他与水世芳女士结婚之后，把书斋改名为“吟月庵”。这些古色古香的字号、书斋名称，体现了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倾心向往。

　　1950年，高罗佩的小说《迷宫案》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高罗佩认为这种做法绝非中国传统，于是拒绝了。但随后高罗佩意外地发现，性问题在中国有很深的传统，便开始研究中国春宫，经过长期努力辑成《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1961年，高罗佩又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是全世界系统整理中国房中术书籍的第一人。一位美国女学者这样评论道：“无论自取材或立意言之，都是无价之宝。”

　　即使是在这些学术研究中，高罗佩也时不时暴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从反面说就是强烈的亲华色彩。在研究中国古代房中术时，他认为在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因此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2000多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证明以为中国古代画家拙于描画人体，完全是西方偏见”。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令中国人感动，但未免对西方关于性的认识有所贬抑。而且高罗佩在许多著作的行文中，由于过分投入，经常以“吾华”来称呼中国，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国文

　　化之中。

　　1965年，高罗佩又被派到远东，出任驻东京大使。在东京他也养了一只长臂猿。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长臂猿考》。1967年夏，高罗佩请假回国，自此再未返回远东。同年，他在海牙患癌症去世，享年57岁。当时他的身份是“荷兰驻日本大使”。

　　图片：

　　1、侦探狄仁杰的形象

　　

　　2、荷兰人高罗佩

　　

　　《环球时报》〔2003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