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9)

四十九

　　下篇

　　⒐ 回城，成家

　　办城市户口

　　自从1973年以后，中央在江西的许多“五七干校”都陆续撤消，干部重新分配工作。中侨委在“文革”时已被撤消，中侨委的干部在“五七干校”解散以后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我父亲从江西“五七干校”来到广东，我母亲回北京，在她原来的单位——华侨旅行社工作。

　　中美关系改善，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以后，国际上对中国的封锁松绑了。1973年，我爸来到广州以后，我的八叔八婶从新加坡第一次回中国探亲，那时我还在西双版纳，没见到他们。我妈后来告诉我，我奶奶在马来西亚去世了，享年95岁。我爸为等了30多年也没能和我奶奶见上一面而倍感伤心。我八叔把他在我奶奶的葬礼上拍的彩色照片送给了我们一套。因为我奶奶为人善良，深得乡亲们敬重，而且她儿孙满堂很有福气，所以，来参加葬礼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希望沾带些福气回家去。在广东，我爸陪我八叔八婶先回广东揭西老家为祖先扫墓，然后我妈又陪他们游览了北京。我妈说他们送给我们家一部大的黑白电视机，还有外国的布料。作为回赠，我妈把我外祖母的一套有凤凰花样的首饰送给了他们。我妈后来说：“他们到底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一路上他们总在说：‘大陆的人工真便宜。’还合计着在大陆开什么样的工厂好赚钱。”

　　1974年初，我请了探亲假来到广州，我家住泰康路的骑楼上，楼下就是公共汽车站，每当汽车进站出站，我的床都会感到震动，但我睡得特别香。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夜晚虽然万籁俱寂，安静而且凉爽，但我总觉得心慌。我终于感觉回到家了。

　　我爸在广州有好几个从马来西亚回国的老战友。劫难之后重新回城安家以后，大家经常互相串门。他们聊的内容，从“文革”中的个人的命运一直聊到几十年前，当他们风华正茂之时参加革命的往事。尤其让我感到特新鲜的是，此时老干部之间特别珍惜横向的、朋友的、战友的联系。在此前中国20年的政治运动中，由于人人自危，生怕有政治的牵连，所以，这种横向的联系越来越少，只是在本单位从上到下的联系。而这时不仅是老干部之间互相来往叙旧，老百姓也一样，尤其是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是多年不见，见面后的那种亲切感真让人感动。我到北京探亲时，我妈和同学们的父母也成了好朋友，时常相互串门、互通消息，想办法把子女调回来，安排工作。我印象中，后来所谓“拉关系，走后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兴起的，不过那时候可没有那么多送礼的。大家相互帮忙，同病相怜的成分是主要的。

　　我爸刚到广州工作时，住在三元里的华侨旅行社招待所。他虽然是外办的副主任，但每天到海珠广场上班时都是骑着单车上班。后来他才被安排到紧邻北京路泰康路76号，是一幢老的华侨房产。北京路是广州最旺的地方，尤其是它与中山五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最热闹，旁边有财政厅的老西洋建筑，有大百货公司，有电影院，有著名的艳芳照相馆，还有吃西餐的“太平馆”。正好在我探亲时，那十字路口铺天盖地地在四个街角都贴满了大字报，标题叫《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署名李一哲，争睹大字报的人流络绎不绝。我在广州新认识的朋友告诉我，省委组织写作班子批判这个大字报，但李一哲不时有反驳的大字报贴出来，这件事当时已成为广州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我回到西双版纳后几经周折终于办成了回广州的手续。1975年初回到广州，我赶快就去派出所办户口，泰康路派出所当时挺冷清的，我把材料递上去之后，派出所的一位中年女干警一看我的籍贯写的是“北京”，就很不客气地说：“你的父亲是广东人，你怎么成了北京人了。回去改去！”她边说边把材料甩给我。我只好赶快把材料拿回来，用挂号信寄回西双版纳，托朋友到大勐龙派出所去改。担惊受怕地又等了一段时间，更改后的材料寄回来了。我再去派出所，终于在广州落了户。但是，我一看户口本，由于大勐龙派出所的人写的“7”字是加一横的，广州泰康路派出所的干警看成了“9”字。于是我从此在户口本上就少了两岁。但我不敢再去改了，生怕有什么差错就落不了户了。想当年，我从北京去西双版纳的时候，把家里的户口本拿出来就去派出所办了迁出的手续。我爸和我妈还埋怨我：这么大的事，也不跟家里商量就自己去办了。7年之后，我可知道了城市户口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了……

　　我对广州的印象很好。城市干净整洁，东山的农林下路两侧都是高大的白玉兰树，开花时，满大街都是清香的；那些西关人家，虽都是小门小户，但个顶个儿的整洁，市民打扫卫生都是用水冲洗地板的；清洁工洗马路牙子，都是用刷子刷的。在市区，基本上没有蚊子，我家住在泰康路的骑楼上，夏天的南风很爽，晚上基本不用放蚊帐。可是有一天，我又发高烧了。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是感冒，给我打针吃药，但是我仍然高烧不退。我告诉医生：“我可能是打摆子了。在西双版纳的时候，我每年都打一次摆子。”医生给我化验，但始终没有发现疟原虫。在我的要求下，医生给我打了奎宁针。很快，我的病就好了。后来，我爸托南洋的亲戚给我买了一大瓶印度尼西亚产的奎宁片，我吃了很长时间以后，打摆子的病就没有再犯了。

　　那时我的档案材料都放在派出所，居委会就找上门来，说我是党员，让我跟泰康路第六街道办事处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支部里大部分是街道工厂退休的老工人党员，大家每个星期轮流在各家过组织生活。我第一次去，是在一个老太太家，她家住的是骑楼，她腿脚不好，上楼时是四脚四手地爬上去的，但她很硬朗也很开朗，她房间里也特别干净。开会时，她们讲的话我基本上听不懂。大家就在说话的时候，努力讲几个普通话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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