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0)

五十

　　我父亲长期在汕头蹲点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家里就我一个人。有一次大家到我家过组织生活。我家住三楼，楼层也比较高，所以在我家窗口可以看到珠江一带的风景。我家的南风窗很大，基本上用不着吹电风扇，就很凉爽，大家都很愿意到我家来。支部还有任务帮街道工厂做账务的整理和核对，他们经常搬账本到我家来核对，说是来“叹南风窗”。

　　我回城以后，最当务之急就是搞一个暗房。正好我爸他们机关给派了两个木工，帮我们的新家做家具。这两个木工都是归国华侨，他们的手艺比我们西双版纳的知青的手艺可漂亮多了。他们做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捷克式家具，线条简洁，轮廓分明。他们还帮我在客厅里隔了一个有五六平方米的储物间兼暗房。在做家具的时候，我跟他们聊了华侨农场的情况，他们那里的情况要比我们西双版纳好得多，但他们也有很多牢骚。

　　暗房搞好了之后，我在北京路买了一个五十多元的国产的放大机。我去西双版纳时舅舅送给我的相机上的镜头已经发霉了，擦一擦还能当放大镜头用。我爸在汕头托朋友买了公元厂生产的称斤卖的相纸边角料。于是我在家里放我家的老相片。我自从离开家去了西双版纳之后，就对家里的老相片更加情有独钟，经常打开我带去的相册来看。以前的相片都很小，这一次我把相片都放大了。我的放大技术也逐渐成熟，我可以在红灯下看出这些边角料相纸的药膜涂布哪里不均匀，以便裁纸的时候把它裁掉。

　　我在广州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父亲战友的孩子郭晓鸣、王江洲、郭练和他们的朋友胡龙沙、徐力昕、李新民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大部分也都是刚从海南岛的农场回城不久。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我家成了大家活动的据点之一：一是因为我爸经常不在家；二是我家有一部26寸的德国产“德律风根”牌的黑白电视机，是1973年，我八叔、八婶来探亲时送的。那时这名牌大电视在广州还是独一份，不过它的制式和中国的不一样，郭晓鸣找到广州电视机厂的工程师朋友来修了几次才搞好。我们常一起看足球赛，那时候，好像正转播世界杯的比赛，看比赛的时候，只听得我们家里大呼小叫的，可热闹了。

　　郭晓鸣家也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比我小一岁，是属鼠的，所以他的外号叫“老鼠”。他长得其实很英气的，眼睛大大的很有神气，腰板挺得直直的，下巴中间有一颗痣，就比毛主席的痣偏了一点点儿。他爸叫郭凌，也曾是马共的，后来回国在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郭叔叔和魏阿姨以及他们家的六个子女都很好客。

　　刚来广州那几年，我还常和与我同时从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回城到广州的朋友杨国瑜和杨建瑜两兄弟一起玩儿。他们住在沙河顶的一个大院里。院里住着一群小孩，他们的父母都是公派到香港中资机构工作的干部，所以，他们通过父母从香港带回的报刊和杂志，了解很多香港足球界的明星。那时候，香港足球队曾由霍英东带队到内地巡回比赛，所向披靡。只在上海小输一场。那时的广东队也很棒，我们常去越秀山体育场看足球赛，尤其是有容志行、古广明、何佳的比赛，我们都去看。他们的球踢得既聪明又漂亮，比现在的“中超”好看。我记得好像是1975年，刚在前一年拿了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来广州比赛，被广东队赢了。虽然他们的主力球员有几个没来，但那也让广州的球迷“疯”了好长时间。尤其是广东队那位表现神勇的守门员，当时受伤被抬下场，更让广州的球迷们揪心了好长时间。小道消息还说他伤重不治，去世了。直到有一场比赛前，他出现在场边的候补席上，全场几万观众起立为他鼓掌欢呼。

　　恶补“禁书”

　　郭晓鸣见我没有事干，于是就通过朋友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图书馆给我借来了很多书，有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夏洛蒂姐妹的；有《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斯巴达克斯》、《高老头》、《茶花女》、《脖子上的安娜》、《葛朗台》等等名著。我看书看得如醉如痴。

　　在等待分配工作的8个月里，我看了很多书。这些书在当时还算禁书，但社会空气已经开始松动了。那时，小道消息传说江青喜欢看《基度山恩仇记》、《简·爱》、《红与黑》和《乱世佳人》，朋友们借不到，我父亲就托香港的亲戚朋友，通过特殊的渠道带进国内。于是，这几本书就在朋友们之间传阅，等书回到我手上时已经残破不堪，甚至书皮也不见了，又被重新包装了一下，换了书皮。

　　从1975年到1979年，我恶补式地看了很多书，这些书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在北京路的高干特供书店。我第一次跟着我爸走进那书店，看到满书架都是在新华书店见不到的好书的时候，我兴奋得几乎笑出声来。在那里我买到了《第三帝国的兴亡》、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第四次中东战争》、丘吉尔写的回忆录，以及《拿破仑传》，还有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等等。

　　我上学的时候，我妈不让我看小说，说那是闲书。而且她说她不喜欢搞文艺，在延安的时候，组织上曾经因为她唱歌唱得好调她去搞文艺，和王昆他们一起去唱歌，她都没去。她还告诉我，在延安，曾有一部苏联小说《第41个》，是讲一个苏联女战士在一个小岛上看守41个俘虏，她爱上了其中的一个敌军的军官。后来，敌军的军舰来到这个小岛，俘虏们都向敌军的军舰逃去，这个女战士忍痛开枪打死了她的情人。当时在延安曾批判这部小说有资产阶级人情味。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文学作品更进行了大批判。那时候，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所看过的文学作品就只有鲁迅的作品和《欧阳海之歌》、《红岩》、《艳阳天》等红色小说。可是到了1975年，我们看“资产阶级文艺”的小说已经没有一点“警惕性”了，而且这些小说中讲的故事和其中的“人情味”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显得那么亲切。那时候，晓鸣还经常可以搞到在广州法政路的市委礼堂放映的“内部电影”的票，都是西方的大片，好看极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军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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