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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炮魂

   安业民的墓地在哪里/现在中国,福建,乃至厦门,还有多少人知道
   青屿/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胡德安的憾事/
   不怕死故事五则/万万不可短视,将“特殊大炮”草率拆除
                  1
  所有参战的老人都说, 8月23日至9月3日那十一天,炮战打得最明白,不给敌人一丁点喘息的机会,他敢发炮还炮立刻一通狠打,啥时候把他打哑了啥时候算,就是一个心思要把金门完全封锁控制起来,把它闷死憋死扼死。
  查阅这一阶段厦门与北京的电报往来,亦可看出,“封锁金门”的动机是非常认真、坚决、明确的。毛泽东显然是要对手知晓:金门之钥执于我手,我欲开则开,我欲关则关,君奈之何!
  8月27日, 代理叶飞担当一线指挥的刘培善、张翼翔两位中将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报,他们没有沉溺于初战所获的丰硕战果,而是客观冷静地陈述了对战局未来发展的预测,具体部署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意图:全力封锁机场和料罗湾,最大限度地窒息金门。
    经过这几天战斗,敌人的损失是重大的,特别是海上和空中的运输已
  受到严重威胁,估计敌人要守住金门,势必与我们进行反复争夺,因此,
  我们认为今后炮战与反炮战,封锁与反封锁,甚至轰炸与反轰炸,将是紧
  张、艰巨、长期的斗争。为彻底完成封锁、窒息金门的任务,遵照主席和
  军委的指示精神,经过前指同志们的讨论,我们的对策是:
    一、以海岸炮和鱼雷快艇坚决彻底地把料罗湾封锁起来。
    1、对码头附近的舰艇用岸炮打,并配合雷达进行夜间封锁。
    2、港外小型舰艇用高速炮艇打,对大型舰艇则实行鱼雷攻击。
    3、 如果敌人以炮艇(或小炮舰)掩护其运输舰强行进港,我则以高
  速炮艇先打掉或驱逐其炮艇,然后以鱼雷快艇攻击大型运输舰。
    4、如果敌以大型军舰护航(如永字号以上或太、阳字号)则集中主力攻歼之。
    以上只限在领海线内作战,不去公海,以免误击美舰。
    二、炮战的手段是:不规律地进行打击。
    1、发现较集中的活动目标及时给以打击,杀伤其有生力量。
    2、对敌指挥机关和一些显著目标,则进行冷炮射击,有时冷他几天,
  突然打他一阵。
    3、对敌通信枢纽及雷达阵地等则坚决摧毁,迫使其不能工作。
    4、敌人打炮,我们主要是做好防炮工作,同时看准目标,做好准备,
  实行重点压制,对我危害最大者,有计划地予以摧毁。
    5、 准备以炮兵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把大小金门和大小二担之间的航道
  控制起来,截断其与外岛的联系。
    三、对敌机场则继续进行封锁,迫使其不敢降落。
    四、空军主要是进行空战,争取在大空战中更多地击落敌机。敌人来
  轰炸前,我暂不轰炸金门。
    五、目前部队情绪很高,斗志昂扬,现在是一面打仗,一面进行战场
  练兵,求得打一仗进一步。同时继续加修和加固工事,使每一门炮有一个
  顶盖(包括海岸边),以利长期斗争和减少伤亡。
  北戴河,彭德怀给前线的电报则再次强调了作战的重点:
    要严密封锁大、小金门岛、大、小二担岛,以火力割裂诸岛之间的联
  系,使其不能互相支援;以炮兵打击金门机场起飞或降落的运输机;海军
  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小型舰艇的打击;空军航空兵则应坚决打击进入大陆
  上空的敌机,但不要越出公海线上空作战。如果敌人飞机在金门上空空投
  时,我空军能起飞时,可到金门上空作战。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应注意观
  察情况,敌机空投时如能射击,要坚决地给予打击!
  为有效贯彻上述作战方案,前线炮兵调整了部署,主力前移并得到加强。莲河炮群新调来的152毫米加农炮7个连和海军130毫米加农地3个连,部署于围头、石胃头。 炮兵第6师第7团152毫米加农炮营进驻大嶝岛,以加强对料罗湾的火力密度和缩短射击距离。2个100毫米加农炮营调至围头,担当封锁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码头及压制金门岛东半部敌炮阵地任务。厦门炮兵群亦以炮兵第2师28团2个营,加强对金门旧城及古宁头地区敌炮阵地的压制。
  乘着暗夜,新增76门火炮各就各位。前线大炮总数由490上升至560,使笼罩在金门头顶的火网更趋严密强韧。
  炮战已不再具有第一次打击突然性的神妙,而逐渐形成一种神经质的套数和无规则可循的规则,反目成仇的两个兄弟岛百倍警觉地怒目对峙着,上了膛的炮弹焦躁地期待让它冲出炮口的指令。好像决斗场上剑尖相抵的角斗士,谁都不肯轻意出剑,腾挪虚晃着测试对手的虚实,在揣摩破译对手阴谋的同时,挖空心思创造着自家的诡计,一旦感觉捕捉到对方的弱点和破绽,便重重出手,期冀打他个人仰马翻。
  金厦海域成了古今中外最不可捉摸的战场,飞机马达的嗡鸣,舰船隐约的身影,随风摇曳的炊烟。恐惶疾奔的汽车,甚至一个狂跑的人,一只惊飞的鸟,一堆怪异的土石,一片可疑的丛林,都可能成为一方突然开炮的诱因,继而引发对方的报复和己方的反报复。有时,双方各拿出几门炮像打羽毛球似地你来我往紧缓相宜地对打;有时,双方又都拉开了架式倾巢出动决堤放水般狂轰。海峡两岸终日硝烟弥漫炮声不绝,谁先开打已很难说清,但金门先一步鸣金收兵哑然无声厦门才善罢甘休见好就收已成定律。倒不一定回回都是金门吃亏,但他补运艰难弹储有限,打起炮来难免捉襟见肘不得不节俭度日。相比之下,厦门备弹多多补济便利,自然可以随时奉陪、奉陪到底。金门一发打过来会得到三、四发的回敬。胜负且不论,优劣已分明。
  案头厚厚一摞《战况通报》,如流水账似的抄录下来显无必要,随手选了较为典型的一天,炮战冗长重复之概况,可见一斑。
    8月29日4时31分至5时20分, 敌舰“美字号”1艘位于料罗湾以南7海
  里处停泊,使用了7艘小艇驳运物资,同时,有“阳字号”、“永字号”、
  “江字号”各1艘担任巡逻警戒,于7时被我海岸炮驱逐。
    5时30分, C-46型运输机1架在金门机场降落,遭我炮击未中;16时
  46分又飞来一架,被我击伤。
    16时16分,大金门岛26个炮阵地,向我莲河、鞠江、大嶝岛、小嶝岛
  炮击2290余发。我莲河炮群于16时26分反击敌炮阵地,一个多小时发射了
  1万多发炮弹, 击中金龟山、狮山两处炮阵地,冒烟起火。我伤亡28名,
  损坏120毫米迫击炮1门。
    金龟山508号、509号155毫米榴炮2个连,位于金龟山东南反斜面山脚
  下, 距离小嶝岛6公里,距莲河11公里,它利用隐蔽地形构筑了永久性坚
  固阵地,是大金门东半岛的前沿火力点之一。我莲河炮群集中了三个营零
  一个连兵力,计152毫米加农榴炮24门、122毫米榴炮12门、155毫米榴炮4
  门,进行火力急袭两次共25分钟,发射1978发,毙敌84人,伤敌68人,是
  一次比较成功的炮兵歼灭战。
  1958年8月, 金厦海域有两股力,一股全力以赴欲将金门的大门关紧,一股苦苦支持要把金门的大门撑开,两股力纠缠抗衡,战事愈演愈烈。
  库图佐夫说:大炮,在懦夫手上它们仅是一堆无生命的铁,而在忠贞威勇的将士那里,它们方有了魂灵,与勇士同一质的魂灵。
  我以为,五百余大炮的魂灵汇聚在一起,呼啸呐喊,那排山倒海的震撼力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
                  2

  你那张头戴水兵帽身穿海魂衫,曾在全国各大报刊广为刊登的遗照,我一直夹在小学生时代的日记本里。珍藏着。
  你的模样应了一句老话:辽河的水养人。我必须承认,从小就崇拜你同你的英俊有关。20岁的你不光勇敢,还名副其实是一位美少年。
  你永远都是像片上的俊小伙,而我在变,变大、变老、皱纹已经爬上了脸。
  小学生的我看你是“叔叔”。
  刚刚穿上军装的我看你是“哥哥”。
  40岁的我看你是“小弟弟”。
  但在我心目中,永远都叫你“安业民叔叔”。

          ※   ※   ※   ※   ※

  那天,你作为方向瞄准手,坐在海岸炮半圆形防护板后面,遵照口令,灵活准确地操纵着方向盘,一下又一下,踩着发火板,把一发发炮弹送给敌舰。
  炮身急剧地伸缩,大地猛烈地颤动,敌舰像被雷电击中,爆出一道道耀目的弧光,冒起冲天的烟柱。你和你周围的兄弟炮姊妹炮,在金门大门外筑起一道由弹片组成的铁篱笆,成为料罗湾最致命的威胁。
  敌人还炮,困兽往往有十倍的凶悍。
  你的炮右后方,是药包贮放处,恰巧被一块弹片打着,阵地上顿时燃烧起熊熊的火焰。
  炮长发出了疏散令。但炮身还暴露在阵地外面,如不及时转回隐蔽位置,很可能会遭受敌弹损伤。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你能于十分之一秒甚至百分之一秒,便在保护大炮和保护自己之间做出了抉择。你把大炮看得比生命和青春更为重要,我猜想,是因为你把破碎的河山重归于一看得至高无尚。至于你自己将如何,你肯定顾不上思索。
  你是那个时代的战士,那个时代战士的思维定式像弹道一样笔直,奉献的热情如冲击波般强烈。
  你没有离开炮位,双手飞速地转动着方向盘。大火,像狂怒的江浪卷上了护板,扑上了炮身,将你包围,将你吞没。不用形容,我想象得出,那种放在火上煎烤的剧痛,我惊讶你竟岿然不动,忍受着,坚持着……只有炮身在徐徐旋转,向着安全隐蔽的位置旋转。
  你冲出炮位,已是火人。就地翻滚、扑打,火虽熄灭,周身已大部烧成重伤。眉毛、头发被烧焦,几乎化为灰烬的海魂衫同发黑流血的皮肉粘在一起。你标准男子汉的容貌肯定已被彻底毁坏,你好像并不在意,但你真的连自己年轻美好的生命也不在意么?
  那时候,你在意的只是战斗!敌人仍在发炮,烟尘蔽空弹片呼啸,你吼叫着跳起来,与战友一起将大火扑灭,抢先坐在了自己的炮位上。
  副炮长跑过来替换你,你不允,大声回答:我能行!伴着火炮发射的火光,可以看到你红肿的双眼闪闪发亮,一眨不眨紧盯住瞄准器指针。腰杆笔直地挺着,两只烧黑了的胳膊紧粘在方向盘上。双脚坚定地踩着发火板,血水顺着大腿往下流,将发火板染成红色。你的战友说:那时,你就橡一尊经烈火再造的金刚,显现出超凡脱俗的虎虎生气,即使海天倾覆地陷山崩,你也不会挪动半分。
  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过去了,你整整坚持了40分钟。当敌炮彻底哑巴时,战友们才发现,你一头栽倒在自己的炮位上。战友们已经认不出你的面容,但认得出你的微笑,你笑得依然是那样的英俊、洒脱。
  你大概还不知道,三度烧伤面积高达60%而能坚持战斗40分钟,你创造了战争史上一项新的吉尼斯。
  医护人员为你超乎寻常的忍受力意志力而惊叹,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你的生命。志愿输血者的队伍排了几里长,许多异型献血者不肯离去仍希望为你做点什么尽点力。一位老大爷等在医院门口无论如何要认你做他的第四个儿子,因为他的三个孪生儿子没有一个够得上标准的男子汉。一位姑娘来信说只要你乐意她愿意终生与你厮守相伴,未来的丈夫只要是好人被烧成啥模样都没关系。
  你的伤牵动了四面八方成千上万人的心,因为你的生命于最后时刻所迸发出的光焰,映照出平凡普通而至伟大崇高的轨迹。

          ※   ※   ※   ※   ※

  你平静安详地去了。但你响亮的名字伴随南来的季风,传遍了全中国。
  北京,一所叫做史家胡同小学的学校里,几个六年级学生以你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小组。开始,他们学着地下工作者的样子,不声不响地擦教室玻璃,修课桌板凳,照顾孤寡老人,维护交通秩序。后来,“秘密”公开了,孩子们给你的战友寄去了饼干、糖果和慰问信,你的连队给“安业民小组”寄来了一块落在你生前炮位旁边的炮弹皮,它能使人浮想联翩想象出你英勇作战时的情景。孩子们视其为最珍贵的礼物,用玻璃框框着,挂在少先队大队部的墙壁上。一茬又一茬九岁的孩子就是对着这块炮弹皮举起小手宣誓,他们沉浸在面对你的幸福荣光中戴上了红领巾。
  第一批大哥哥大姐姐毕业了,“安业民小组”像接力棒一个毕业班又一个毕业班往下传,终于传到了我所在的班。我们以你的名义跑到大华电影院义务扫影厅,到青海餐厅抢着洗碗碟。拉了钩发了誓的,做好事一定不让老师、家长和其他同学知道,却又故意露出破绽,希望老师、家长和其他同学知道,获得一半句赞扬的话,因此,干得虽累却很有干劲很开心。说也奇怪,你的名义竟有那样大的魅力,老师只要说一句:安业民叔叔希望我们怎样做?噪杂的课堂立刻就会变得鸦雀无声,连最调皮的孩子也会露出专心听讲的神色来。
  你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化身。
  一个时代的幼小心灵被你熏陶和净化。
  好难忘,那充满纯真和圣洁的时代。

          ※   ※   ※   ※   ※

  报纸上登载的,你的葬礼很隆重。
  大首长在你墓地四周种松树。战士们列队持枪向你行军礼。几千人向你鞠躬默哀。
  我一直认为这样的规格,你很够很够。
  初次到厦门,我的第一愿望不是去逛鼓浪屿、登云顶岩,而是去瞻仰你的长眠之所,静静地和你——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待上一小会儿。
  你的墓地在哪?
  我向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打听。他的年纪与我相仿,应该是知道的。他却露出诧异之色:安业民?不认识!我正待解释,他已转身而去。
  问一队红领巾。 电视里, 老师不是常领着他们到烈士墓地举行队会嘛?一位“二道杠”颇有礼貌地回答:对不起,叔叔,我们不晓得。
  问一个穿军装的小伙。他总不至于忘记自己的前辈和战友吧!年轻的上等兵向我敬礼:俺连长、指导员没跟俺说起过呀。
  我真有点忿忿不平了。其他地方可以忘记你的名字,但福建不能够,厦门不能够。
  后来,终于从警备区一位离休老首长那里打听到了,你的墓就在市中心的烈士陵园内。
  地处闹市而鲜为人知,是何道理?我颇纳闷。
  你的归宿地好气派!
  踏着长长的台阶拾级而上,来到一个宽阔的平台。正中,是用花岗岩垒砌的你的墓冢。冢后石影壁上,朱老总手题“人民战士安业民永垂不朽”十一个金色大字熠熠闪光。正中央,镶嵌你的烧瓷像。你身着戎装,永恒地微笑,头枕青山,脚踏大海,向着金门、向着台湾的方向。我猜想那两座岛屿一天不与祖国的土地联在一起,冥冥之中的你是不会合眼的。
  你的长眠地被清理得很干净。宝塔状的松柏刚刚修剪过,杂草被剔除,来回跟步,未见任何纸屑脏物。有一个精心编织的花环摆放在你的遗像前,绿叶红花虽早已凋谢,却使我的心终获平衡,稍稍释然。
  你说过:战士所以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对人民有用。
  你绝对应该相信:对人民有用的人,人民是一定不会忘记的。
  你的墓验证了这一点。
  我将一枝松枝摆放在你的墓前:“安息吧,安业民叔叔!”
                  3
  在一般厦门地图上,你很难找到长300米、宽200米、面积0.0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54.6米、远远望去呈馒头状的小岛——青屿。
  从厦门乘警备区的登陆艇驶往青屿,十几分钟后,海平线上便显现出位于金门西端那个小岛族的身影。像一串糖葫芦,由大而小依次排列的五个岛为国民党占大担、二担、三担、四担、五担。接下来第六座岛即为大陆据守的青屿。登陆艇昂首破浪轰轰隆隆向着六座小岛开去,我很有点杞人忧天地担心,千万不要偏航开到另一方的岛子去。少校艇长告诉我,他们还真有几回大雾弥漫天糊里糊涂开到对方岛域去的冒险经历哩。
  从五十年代开始,大担驻有国民党军一个营,二担一个排,三、四、五担为无人岛礁。大、二担上的国民党军火炮,监控着厦门通向外海的航路。而青屿的解放军炮火,又对大、二担形成有效的反制。对厦门而言,大、二担是骨鲠。对金门而言,青屿若钢钉。
  艇泊青屿,拾级而上,须臾,登临岛顶,艳阳普照,海阔天清,3000米外的二担历历在目。 稍远, 4000米左右的大担有一长长的标语反射着白光,望远镜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几个楷体字写得挺帅。
  这里是一国“两制”的交会点,站于斯,国土分裂所带来的酸楚悲怆感陡然强烈。白天,风平浪静时,可以看到大、二担穿裤头、光上身的士兵,跑跳的军犬,听到隐约的狗吠。夜晚,身后厦门闹区一片灯火,对面大、二担一束幽冷的探照灯光在晃动, 偶尔,传来他们驱赶大陆渔船的枪声。据记录,1985年4月,从二担开出一串高射机枪弹来,打在岛上。1986年2月,又有数发高机弹打在距岛200米的水面。显然不是误射,而是故意。为什么?不知道。那边一个小连长便有权下达开火令,兴许当天他气不顺有谁惹他烦恼吧。青屿没有还击,保持了极大的克制。青屿用理智和善意表达了厦门希望与金门捐弃前嫌和解如初的渴求。
  青屿又是一座十分美丽的世外桃源,全岛绿树成荫,郁郁葱葱。各色叫得出名叫不出名的小花点缀其间,姹紫嫣红。守岛战士在地势平缓处整理出大如乒乓球台小如桌面的菜地,辣椒红黄瓜绿,茄子开花西红柿挂果,一派生机,情趣盎然,田园风味足足。
  青屿原本是一座耸于海面几近光秃的石山,能够绿化完全得益于那场炮战。炮战中,青屿发射了1万1千余发炮弹,完成了对24个重要目标的歼击。同时,青屿也落弹1万余发,平均一平方米两发,战后炮弹皮捡了6吨,表层岩石被炸成石碴泥粉,厚达1.5米左右,始能植草栽花种树。
  问起青屿参战详情,守岛部队陈连长说:当时的连长叫梁文科,现已退休住在厦门,要提青屿的老黄历,他最权威了。

          ※   ※   ※   ※   ※

  厦门。初看好像木讷的梁文科老人一摆起他那本老黄历,便立刻口若悬河,显得善侃而健谈。
    我是1957年上的青屿岛。那时,岛就像个驴粪蛋溜溜光,数了数,从
  岩石缝里长出四棵蕃石榴,全岛只有这四棵树。没有营房,就在敌炮反斜
  面凿几个小洞住人,一下雨就成了小水库。没有码头,给养弹药都是用小
  木船摇上来。炮兵掩体摆在岛的四角,也是依山挖坑打洞,用松木杆子盖
  顶,没有多少水泥,只能铺个二十公分,码一米五石头,再夯盖几米土。
  基本上可抗他一、二发炮弹。
    大、二担有两门岸炮、两门化学迫击炮、两门90自行火炮是专门对着
  青屿的。另外,他还有四门高射炮,一个广播站,一架探照灯。
    我们这边,青屿、浯屿两个岛共有54门炮对付大、二担。青屿岛小,
  只有4门美国造75山炮。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这种炮算是大炮,到了
  1958年,它成了小炮了,最远射程5700米,够不到大、小金门,但打大、
  二担很富裕。
    炮战前,国民党那个欺侮人呀。我们的商船、渔船从青屿、二担之间
  的水道出海,国民党看到就打。晚上偷着出去,他用探照灯照,照见也打。
  有天晚上,我到一号哨查岗,刚开了一下手电筒,大担的炮就过来了。哨
  兵骂:“他妈的哪一个,不要命了!”我赶紧说:“是我!”哨兵不好意
  思了:“唉呀,连长,我不知道是你。”我说:“骂我没关系,要是那边
  的水鬼来摸哨你就暴露目标了!”国民党的操作舟,5分钟就能到青屿。
    大、二担欺负我们没大炮,根本不把青屿放在眼里。战士们气得够呛,
  憋着劲儿要同他干,求战情绪特别高。炮战一开始,我先把他的探照灯、
  广播站搞掉了。4门高射炮,我一下子也敲掉3门。他高炮阵地四周有掩体,
  我们的炮直射打不到,我就把炮口高抬,朝天吊,仰打,一发一发干,成
  功了。
    这一下把国民党打疼了, 过了几天,大金门155加农炮一个营16门,
  调过头来专门对付我,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五点,中午都没停,好家伙,
  一天没让我喝水吃饭。
    大金门距青屿一万多米,开始他打得不太准,许多炮弹落到海里,后
  来他不断校正,越打越准,炮弹基本上都落在我的头上了。青屿岛上原有
  一个灯塔,被打成了麻子脸,估计大金门拿这个灯塔作标定点。气得我直
  想把它炸掉,后来算了。我们莲河方向的炮群对大金门进行压制,但好像
  不太压制得下去。
    整整一天,把青屿打得一塌糊涂。交通壕全部打平掉了。三炮工事被
  打塌,幸好炮未打坏,人员已疏散,也没有伤亡。我的指挥掩蔽部和二炮
  在一起,后边落一发,头顶上也命中一发,咣!爆炸那个响呀,没法形容,
  耳朵当时就震聋了,后来听力慢慢恢复一些,现在年纪大了,又聋了,你
  不大声说话我就听不见。1965年青屿修永备工事,在我掩蔽部周围挖出七
  发没响的炮弹来,要是全响了,也够我喝一壶的。二炮长包书科讲怪话:
  我们二炮和他妈指挥所靠在一块真是“沾光”了,光挨打。我说:闭上你
  的臭嘴,挨打你就忍着点吧!师里一个助理员上岛办事,也给憋在掩蔽部
  里了。敌人一打炮,我说:你赶快到后边去:他说:妈×养的,死就死一
  块吧!陪我们挨了一天炮,震了个晕晕乎乎。傍晚敌炮一停,他说:快跑
  吧,我的老天!我走出掩蔽部,岛的模样都变了,石头全成沙土了,一脚
  踩下去,暄暄乎乎的,随手抓一把都是炮弹皮。师政治部主任李平说:哎
  呀,青屿这个岛被打得真够可怜的。
    我用一部电台监听敌人通信联络。大担只要一叫:“兰州、兰州(大
  金门),1号(大担)呼叫,1号呼叫!”我就知道又要干我们了。那天晚
  上,大担说:“兰州,今天我们干得不错,摧毁了6号(青屿)一个阵地。”
  我心说:去你妈的摧毁吧!连夜我就用松木把三号工事修复了,第二天又
  和他们对着干开了。
    解放战争我也打过仗,但还从未经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弹在周围接
  二连三爆炸,心也腾腾地跳。可时间一长,就麻木了,知道很危险,随时
  可能死,倒也无所谓了,听天由命,死了算,不死就同龟儿子干!真正让
  人难以忍受的,是环境太苦了。每天在潮湿的土洞里只能迷糊两三个小时,
  伙食又不好,白天打仗,晚上还要抢修工事,搬炮弹,战士们确实挺不住
  了。你想想,天天夜里运来三十几吨炮弹,组织四、五十个战士去扛,平
  均每人摊到一千多斤,几百米坡路,上上下下需要来回扛十几趟。连发烧
  39度拉肚子的战士都动员去了,没办法哟,人手不够。记得四炮长段友金
  倒在路上就呼呼睡过去啦,怎么叫也叫不醒。我就狠劲踢他几脚,他一下
  醒了,连说:唉,我错了,我错了。我当时有点后悔,是不是踢得重了?
  战士们太辛苦呀!但硬着心还得下命令:不许睡,搬炮弹去!
    青屿是金门的眼中钉,他打击的六个重点目标之一。炮战期间,若按
  面积计算,我挨的炮弹最多,若按每门炮计算,我打的炮弹也是最多的。
  打得大担北山把白旗都升起来了,升了没多大一会儿又收了回去。据传,
  蒋介石都知道我们了,他说:“厦门那里共军有一个小岛,非常顽固。”
    庆功大会上,军首长说:让我们为青屿英雄连队鼓掌。一片掌声,响
  了足足好几分钟啊。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回来向全连一传达,战士们都
  哭了,说:组织上对我们这样关心,死在这个岛上也心甘。
    我的那些兵,那帮战友,好哇,太好了!
    一个叫刘发汉的战士上午九点多钟负伤,一块弹片从左眼角楔进去,
  后脑钻出来。卫生员只能简单给他包扎一下。他疼得在那里叫,腿一个劲
  儿地蹬。我安慰他:不要蹬,蹬了对治疗没好处,等晚上船来了,就送你
  回后方治疗。他很听话,强忍着不叫,一动不动躺着。过了一会儿,他开
  始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青菜叶子,到下午两点,他头一歪,不声不响牺牲
  了。战士临死连顿好饭都没吃上,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堵得非常难受呀。
    还有二炮长包书科,山东肥城人,左脸有个巴掌大的黑疙,初中毕业,
  那个时候文化就算可以了。战前他正在师医院住院治慢性阑尾炎,听说要
  打仗,坐着船就偷跑回来了。他写了一首诗表决心,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天寒水结冰,松柏永常青。艰苦环境里,战士是英雄。”他打仗确实很
  勇敢的。敲敌人的高射炮,二炮连打了80发,都打在工事外围。我在指挥
  所下令:停!他气喘吁吁跑来问:为什么让我停?我说:你他妈光会浪费
  炮弹! 他摸摸脑袋说:我再研究研究。结果加大表尺又打了40发,有6发
  落进敌人工事,把目标摧毁了。1959年组织确定他复员,他坚决不走,写
  决心书,再艰苦也要留队。考虑连队也需要一些打过仗的老同志,没让他
  走。1961年,一个新战士下海抓海螺,被浪卷走。包书科跳下去救,浪太
  大了,先一抽,又一个反冲,把他狠狠摔在礁石上,摔晕过去,淹死了。
  我当时在南京炮校学习,听到他的死讯,难过得几顿没吃饭。
    我现在年纪大了,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步,过去的事就在眼前一幕一幕
  过电影,脑子里老是浮现战友们的身影。我每年都要回青屿去看看,我在
  那里干了十年,那是一个忘不了的记忆。老了,想想过去,精神上好像有
  些安慰。
    我退休后生活还可以,一个月拿个五、六百块,比在部队时少个一、
  二百块,说得过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住三房一厅,四十几个平方,
  也可以了。有时也有怨气,但一想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干革命得了什么
  嘛?就啥气也没有了。1947年一次战斗,我两条腿挨了机枪,左腿伤到筋,
  右腿伤到青头。卫生员给我紧急包扎、止血。国民党反击,距我还有三、
  四百米。指导员命令机枪班长把我背下去。班长说:我的班打得只剩两人
  啦。指导员说:剩一个人也得把他背下去。班长就背起我跑,一边跑一边
  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你背回去。我的同乡贾乐开也替换班长背了我
  一段。后来,打兖州时,卫生员死了,指导员和贾乐开打淮海时死了,机
  枪班长打厦门时死了。救我的四个人,都先后牺牲,只有我活了这么多年。
  战争残酷呀!想想烈士们,我挺知足了。
  梁文科老人转业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退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渔港指挥部副指挥。
  现在,你若到警备区或渔港指挥部去打听,知道梁文科这个名字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你如果到青屿去打听,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是我们的老连长呀。每年,梁文科到青屿去讲传统已是新兵下连后的必修课。过了时间不到,连队还会派人去接、去请。三十几度春秋过去,他梁文科依然是青屿战斗集体重要的一员,他的名字已经和青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问题是,现在中国,福建,乃至厦门,又还有多少人知道青屿?
  老人告辞。最后的话语是:你多写写烈士们,给他们扬扬名。甭写我,我很普通,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值当写。
  站在旅馆玻璃窗前,看老人瘦削的背影踽踽远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用一节来写梁文科和青屿。
  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从万余发炮弹破片中走出来的普通人和普通小岛,而且是记录在毁灭性冲击波中立于不败的意志和信念。
                  4
  午夜,炮战方酣。
  一发燃烧弹在三炮阵地上爆炸,弹药库周围起火!
  火是白色的,像一片耀眼的碘钨灯。烟是灰蓝色的,像一团团随风蠕动的棉絮。大火浓烟吐着几丈长的舌头,顺着弹药库的出入口往里窜。
  又一发敌弹打中了交通壕上的掩体。猛烈的冲击波将火窒息,塌下来的沙石封死了弹药库的通道和出入口。
  险情自然排除。
  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大炮又开始吼叫。突然有人喊:“不好,李士生(弹药手)被堵在弹药库里了!”阵地上的气氛顿时又呈现紧张。
  所有可以暂时离开战位的士兵都冒着炮火奔过来。工兵五连指导员王邦德正在旁边阵地指挥抢修工事,也带着一排赶到现场。
  没有谁下达命令。抢救战友就是命令。炮兵和工兵一起动手,锹挖镐刨,铲去了覆土,砍断粗梁,在弹药室顶端开了一个“天窗”。
  洞口,冲出一股股浑浊的烟雾,把人熏呛得昏晕欲倒,鼻涕眼泪一起流。
  王邦德屏住呼吸,强睁开眼,扒在洞口,打着手电筒往里照,隐隐约约发现离洞口五六步远的地方,李士生正头冲下趴在那,任凭众人大声呼唤也不动弹,恐怕早已凶多吉少。
  三班长杨耀明把帽子往地上狠劲一砸,说了声“指导员,我下去!”撑住洞口就往下跳。王邦德赶紧用手电给他指路。眼瞅着他一阵乱摸,终于抓到了李士生,拖了两步,只来得及喊出一句:“拉不动啦!”便一头摔倒在地。
  二班战士管在贤急了,在嘴上蒙一块毛巾,纵身跳下。弹药库内已没有多少氧气,浓烈的硝烟是掺杂了多种有毒气体的氧化碳,超量吸入,轻者,会伤及大脑及神经系统,重者,将危及生命。管在贤大声咳嗽着向里模,刚刚摸到班长,自己也倒了下去,前后还不到10秒钟。
  王邦德在洞口看得真切,把手电筒往旁边人的手中一塞:“你们拿着!”跳了下去。同志们急忙围住洞口,也不管敌人的炮弹正在寻找目标,十几只手电一齐往洞里照,大家却在喊着:“指导员,小心呀!坚持住!”这时候王邦德已经抱住管在贤的腰,咬紧牙关一举把他托起来,对着洞口说声:“你们快往上拖呀!”又摇摇晃晃回过头去抱第二个。他拼着最后一点气力,把杨耀明也托了起来。洞口拉起杨耀明,王邦德便一头栽倒。
  战士钟伯添跳下去,刚刚抱起王邦德,就全身发软,昏倒在地。
  六班万金根跳下去,没走几步,也倒下了。
  六班长黎木容跳下去,他动作迅速,麻利,终于把王邦德和两名战友托了上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人与救“救人者”的战斗结束了。其结局是为了抢救早已被毒气闷死的李士生,指导员王邦德牺牲,三班长杨耀明、战士管在贤等负伤。
  战士们尤其怀念王邦德。他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因长期闹胃病,又长着一脸络腮胡,人显得格外的瘦、苍老,这副模样在十八、九岁年轻人居多的连队,倒具有了一种长者的风范。王邦德到底是“严父”还是“慈父”,战士们说不清,都说他平时好训人,训着训着有时候脏话就出来了,弄得人挺难接受。又都说他确实是全身心地爱兵,像攒下微薄的津贴费给伤员买鸡蛋,大热天拎着水壶挨着班给战士送凉茶,演习时全副武装还抢着背伤员这类事,他经常干。就在十几分钟前,他看到一个战士抢修工事磨破了手,还马上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命令那个战士戴上。士兵们回忆,有一次晚点名,他为个战士违纪而大发脾气,说着说着走了嘴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吗?我要不是把你们这一百来号人都看成我儿子,我他妈才不管呢!”
  平时,没有人敢去触犯王邦德的“权威”,但并不等于对他就没有意见。连队发扬民主,有人尖锐提出:“指导员有军阀主义。”他虚心地在小本上记着,散了会,他把提意见的人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小子以为找个妈妈婆婆来就能带兵吗?自古而今,没点‘军阀’还真治不了军哩!以后别吃饱饭撑的瞎提意见。”
  王邦德突然间去了,报纸上的文章称他为“共产主义战士”。在工兵五连,没有人去细细推敲这样一个称号对于他是否贴切,工兵五连对他的评价是一片无言的痛哭之声。喜欢他得过他帮助的人哭,挨过他的批评、对他有意见说他有“军阀主义”的人也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哭,待到给他开追悼会、下葬的时候又哭。工兵哭,炮兵也跟着哭。
  一个基层指挥员,身后能得到那么多士兵的眼泪,那他一定得到了最崇高的奖赏。
  蒙古族的传统认为,战场上,士兵的血是从胆里流出的。士兵的泪是从心上流出的。

          ※   ※   ※   ※   ※

  我查阅了自8月23日至9月20日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内,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往北京的战况统计,我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
  对于一场大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况且只是对岸损失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伤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只要首先想到保存自己,安业民、王邦德今天大概正在安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当和平的曙色映照着宁静的海峡,昔日的刀光火影早已悄然褪去之时,有人或许会问,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当年参战的中级指挥员沉思良久,用激昂亢奋的声调吟诵了悬于客厅的他书写的两对条幅。
  一幅是:
             勇为戎德,忠乃武魂。
  另一幅是:
            国在山河破,人逝正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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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承认,那场炮战中活着的英模,炮三师十七团四连二班三炮手胡德安该坐第一把交椅。
  1959年,重伤初愈的胡德安到北京参加炮兵第二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高级首长们看望、合影、题词。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争着抢着请他做报告,一共讲了四十五场,听众达七万人次。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在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他坐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后排。陈毅、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握住他的手说:小胡,你不愧是人民的“钢铁战士”呀!
  胡德安也没想到,自己为保一门炮出了名。

          ※   ※   ※   ※   ※

  炮战前夕,二班的战士们一边擦炮一边拉呱。一位新战士忽发奇想,提了一个怪怪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可咋办哪?
  一个说:咱就当步兵呗,端步枪、冲锋枪照样能把敌人打垮。
  另一个说:没了大炮,任务也照样得完成。咱们一人背一发炮弹游过大海去,和目标同归于尽。
  装填手胡德安说:别瞎扯了,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就成了一堆肉,每天吃喝白长膘。记着,炮兵有啥别有孬,炮兵没啥别没炮。大炮可是咱炮兵的性命根子。

          ※   ※   ※   ※   ※

  战斗打响,四连二班的炮打得很顺很畅。
  胡德安像一个大力机械人,快节奏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抱弹,转身,猛力一推,将炮弹上膛,装填药筒……伴一声巨响,炮口喷出二尺长的光焰,大炮整体剧烈地蹦离地面,过一会儿,便可看到对面金门又绽开一簇灰白相间的烟花。
  一门炮二十四发。
  上百门大炮上百个二十四发。
  料罗湾海面激起了一座座水的山峰,沙滩上烧成了一片烟火的海。
  第二十五发刚刚上膛,弹药室便被敌弹命中,轰然起火。火焰如山洪爆发,带着呼呼的鸣啸奔泻到炮床上。
  班长带着战友们紧急撤出。胡德安没挪窝,他心疼这门炮。
  烈火已将炮身包围,炮膛里还有一颗炮弹呢,如不立即发射,就会发生炸膛。火用滚烫的身子燎烤着他,浓烟像无数钢针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一阵乱摸,终于摸到了拉火绳,双手和臂膀猛地向后一甩,炮身暴跳,一颗炽热的“危险”飞出了炮膛,飞向了金门。
  他灿然一笑。
  拔腿要走,左脚踢到一件硬物。他娘的,猛然间记起来了,炮床上还留着一枚炮弹哪!
  必须把它打出去。
  没有丝毫迟疑,他弯腰抱起发烫的弹体哐啷一声便填进了炮膛。又抱起一个药筒准备装填。混帐,那药筒竟在手中燃烧起来。可能只有一秒钟,人的本能和忍受极限逼迫他把药筒马上丢掉。有人测算,那一秒钟之内,他所承受的高温,相当于有一块合金钢在手中燃烧熔化。
  踉踉跄跄冲出工事,眉毛头发正烧得吱吱啦啦响。狂奔到连发令所旁,两手举起一小罐凉水从头顶浇下来。火仍在身上烧,战友们撕扯下他燃烧的衣服,才将火完全扑灭。再看他,几乎烧成了一块焦炭,皮肤一块块脱落,只有胸前巴掌大地方和双脚尚存肉色,其他地方都是黑糊糊的,流着红黄相间的血水。
  他栽倒在副连长怀里,昏死之前,说了一句:快救火,保炮!
  胡德安伤得够重:连续昏死17天,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6%,脸肿得像猪头,双臂、双手的皮肉多处破裂,一根根黑乎乎的血管像烧焦的橡皮管子般裸露着,惨不忍睹。每天换药,都是一次生与死的煎熬,扯筋裂骨般的疼痛搞得他大汗淋漓四肢颤抖,牙根嚼得咯吱咯吱响。医生说,你要是受不了了,就喊就叫就哭吧。他说,大丈夫流血流汗不流泪。唯有在进入昏迷状态时,才会急促地大口大口吸气,从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分散化解巨痛的呻吟,像颠簸在崎岖山路上快要塌下架子的牛车,尖厉悠长。
  几个月过去, 胡德安没有塌下架子,支撑住了。他的烧伤面积比安业民还多6%,居然神奇般地度过险关,存活下来。年轻的护士们在他床头柜上插上鲜花,为他高兴得抹眼泪。他傻乎乎说:我死不了了,你们咋还哭?我死了你们也甭哭。参军前,我奶奶过世我都没哭。
  可是有一天,从来不哭的胡德安哭得好伤心。
  连长告诉他,他们班那门炮没能保住,烧成个铁疙瘩了。
  他呆楞了一会儿,泪珠子便扑扑往下掉:唉,都怨我,没把那个药包扔得远远的,就扔在大炮旁边了。我这个伤受得真不值当。
  人们没想到,他不哭则已,一哭便关不住闸。大家七说八劝,好半晌才收了场。
  哭是人类一种表达真诚情感的方式。到了伤感处,铁石汉子也会哭。
  胡德安当了那个时代的“大英雄”。

          ※   ※   ※   ※   ※

  忘了哪位作家说过,“死去的英雄是塑料花,老是那么鲜亮。活着的英雄是昙花,只有一瞬的光彩。”
  1958、1959年,“胡德安”三个字在各大报刊出现的频率可能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
  1960年,人们偶尔还能从报纸的边边角角上读到这个名字。
  再以后,这个曾震撼过多少人心扉的名字便渐渐从报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到了九十年代,若要提起“胡德安”,十万人中大概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会摇头说“不知道”。
  这很符合人们普遍的崇拜心态,“偶像”不能老是一副面孔,“英雄”也要超时常新。
  大概也只有我这个痴人很想知道,胡德安拖带着一个重残之躯,在这三十年风风雨雨中是否依旧活得“英雄”。历史的责任感加好奇,驱使我给安微省霍丘县民政局发去信函:
    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中,贵县籍战士胡德安,为保护火炮,与烈火搏
  斗,负重伤,成为全国闻名的战斗英模。为撰写炮战史料,本人希望了解
  胡德安同志近期情况。希贵局于百忙中函告为感。
  1992年10月12日我将信发出。 12月1日接到电话,对方称:我是胡德安,我已到北京。
  第二天,我见到了我笔下的“英雄”。一米七五的个头,一身洗得发旧式样早已过时的藏蓝色干部装,安徽口音很重,特别是一脸伤疤和一双被烧得重残像鸡爪一样蜷曲的手,勿须证明和介绍信,也一眼可以认定,他就是曾声名远扬的胡德安。
  我说:老胡,您怎么说来就来了?
  他说:民政转来你的信,我想八成北京有啥急事找我,还是跑一趟讲得明白。
  我说:老胡,您来得正好,关于您那段我刚写完,您看看是否实事求是。
  他看了,说:事是那么回事,就是对我一个人宣扬多了。实实在在,我们班当时表现都不孬。
    着火那会儿,叶英琪、吴海福两个人正在弹药库搬炮弹,叫大火闷在
  里边没出来。后来弹药库爆炸,两人的碎肉碎骨头碴子捡巴捡巴捡了一脸
  盆,下葬的时候大体上分了分,其实哪里还分得清呀。二炮手任春德也烧
  得够呛,百分之五十面积吧。炮阵地旁边是一个鱼塘,叫敌人炮弹炸成了
  一片烂泥浆,小任疼得受不了了,一下子跳进去,膀子上的烂皮烂肉全掉
  了,看着那个惨哪。当时不懂,不跳还有个救,跳下去就没救了,医学上
  叫“血液中毒”,老百姓叫“毒火攻心”,其实就是恶性感染,在医院抢
  救了七天,没救过来,牺牲了。我当时也疼得受不了啦,浑身就像下烫油
  锅一样疼,也想跟着任春德往池塘里跳,叫指导员一把拉住了,他用劲过
  大,把我手腕上烧烂的皮肉都拽扯掉了。你瞧,这手脖子上的伤疤还在。
  当时只觉得嗓子眼着了火,像含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不想别的,就是想喝
  水,直到现在,我的嗓子一天到晚发干,没饭吃忍得往,没得水可忍不住,
  不管走到哪里都得备好水带上。
  胡德安从挎兜里拿出一个装满茶水的玻璃瓶,拧开盖,喝一口,接着说:炮毁了,不光我一个人哭,同病房我们班的陈家明也哭了。你想,我们做了那么大的努力,那么大的牺牲,不就是为了保护炮嘛。炮没保得往,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当时确实伤心得很,饭都吃不下了……
  他又喝一口水,小声说:沈同志,我到北京来是有个问题,也不知当提不当提?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这次到北京来住十元钱一天的地下旅店,并不是来看我写的文章,即便是关于他的文章。
  这是一个需要罗嗦老半天方能讲清楚的问题。
  1973年,胡德安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霍丘县某公司工作,当过保卫干事,家属工厂厂长。几年后,单位宣布他“退养”。(第一次听说的一个新名词。即还未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但工资已按退休时的75%执行。)129元的基本工资一下变成了100元,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久前,从一个战友那里听说,省里有文件,凡在部队上授过荣誉称号的,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工资不减,子女可以顶替接班。还有住房等等优待。这才想起,当年首长们和报纸上,都一个劲地称自己是“钢铁战士”、“英雄炮手”什么的。可一查档案,并无这方面记载,刚巧,这时我的信到了。既然北京还有人惦记着他,便坚定了他跑一趟北京,弄清究竟的决心。
  “英雄”有求,责无旁贷,我急忙向有关部门反映。
  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王干事非常热心,当即向军委档案馆、南京军区和总参炮兵档案馆查询,回答:“只有胡德安1958年荣立一等功的记载,而无荣获荣誉称号的记载。1957年至1964年,纪律条令曾取消荣誉称号这一条,1964年才重新恢复,因此,胡德安在此期间获荣誉称号是不可能的。那时,立一等功,就是最高的奖励了。可以推断,“钢铁战士”是某些报刊上讲出来的,并非军委授予的称号。
  王干事十万分遗憾地说:“真对不起,我们只能给您出具您曾立过一等功的证明。”
  胡德安答应着:噢,噢,噢。
  我的心底卷起一阵冰凉。我知道,这对于胡德安来说,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一等功(虽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奖励),仅意味着他每月的退休金可以增加10%,即十二元九角钱。而他最关心的小儿子就业一事,看来是没有指望了。若是在十年前,我还不敢说历史对他不太公平,而今天当我们飞速进入一枚奥运会金牌已价值百万元、一个著名歌星唱一首歌的出场费已达数万元、一位十八岁的女时装模特月收入无论如何不会低于一万元的时代,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胡德安这百元的月“退养金”和那些绝无任何通融方式的红头文件。我确实想鼎力帮助他。我确实爱莫能助。
  胡德安要回霍丘去了,像他来时一样,凭他的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证,花21元钱,买一张从北京到合肥的硬座半价车票。临别前,他的那双僵硬残缺的手紧紧捧住我的手,说了无数次的“谢谢”,然后转身去了。
  他留给我的纪念品是他几年前写的一首文理不很通顺的小诗。可惜太长,只能择而录之。
                  手
    手指已畸形/疤痕铜钱厚/伤残恰似履历表/刻着往昔岁月稠/……
  中东形势紧/向蒋来宣战/为救大炮冲火海/烧得全身鬼见愁/发眉连根
  拔/右耳被烧皱/手如鸡爪皮烧焦/根根筋骨外面露/……/党和人民恩
  如山/永远一生跟党走/身体残,革命意志不能丢/手畸形,贪图享受不
  应有/……这双手,寄托着党的希望/继续革命不回头/这双手,负担着
  烈士委托/永做人民老黄牛/……
  唉,这个初衷不改痴心依旧的胡德安哪!
                  6
  大文豪雨果说:“人类追求美好境界的本能和倾向,令他经受了种种严厉考验,而向着更成熟更文明迈进。”
  我以为, 人生所经历的种种严厉考验中, 唯“生死”为大。自古而今,为了“美好境界”死亦无憾的人被人们视为“英雄”,倍受崇敬而历代传颂。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便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英雄教育”,“英雄”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的壮举曾不止一次刺激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我涕泪滂沱。我常常鼓励自己: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关键时刻要像“英雄”那般慷慨壮烈名垂青史。我又常常萌生怪想:真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住你,要你在三分钟之内在“交出革命秘密”和“交出宝贵性命”之间做出抉择,你真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拉稀不尿裤子嘛?正因为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说“能”,所以才愈发地觉得“英雄”真是不可思议高不可攀,对“英雄”愈发地高山仰止五体投地。
  我听过千百个“英雄”故事,但我见过的够格能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一个——胡德安。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活“英雄”真“英雄”,我肯定会问那个许多人都会问的傻瓜问题:哎,老胡,您在生死紧要关头想到了什么,比如党祖国人民共产主义毛主席黄继光或父母教育老师教导首长教诲什么的?胡德安说:啥也没想不可能想没时间想只是认为该那么做就那么做了,人要是把什么都想明白了也就什么也做不成啦。我仍不满足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老胡,您已经知道了结局,如果再碰到同样的情况,您会怎样?胡德安说:不晓得,更不敢吹牛,到时候再说吧。
  因此,我非常赞成心理学家所分析的:英难行为是良知、理想、信念、正义感、使命感、责任感、光荣感、意志力、复仇心态、报恩心态、传统道德力量、社会教育作用、扶危助弱抱打不平观念等等诸多精神因素的总汇和爆发。其表现或是一个理性的思维过程,更多的则是无思维的激情释放。这种精神居于主宰目标高于一切乃至宁愿牺牲其物质载体自身的现象,有可能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又绝不可能在所有人身上发生。
  运用上述观点看待炮战中涌现的众多“英雄”人物,便会对他们的行为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在成为“英难”之前或之后都不是什么“神人”,和你我一样,凡胎肉体而已,但他们于战争的某一时刻经历了严峻的生死考验所达到的人格和精神高度,又确实是你我可能永远也难以达到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值得所有追求“美好境界”的人士崇拜和尊敬。

          ※   ※   ※   ※   ※

  不怕死故事之一
  命令:急速射。
  火炮以最快的速度把一发发炮弹投射出去。金门岛烟尘四起,爆炸声响彻云霄。
  炮身打得通红,火药气体弥漫了整个阵地。一炮手张伟判汗流陕背,嘴唇干裂,震聋的耳朵淌着血,血流到脖子上。瞅个机会他甩了鞋,扔了裤子背心,一头扎进水桶里,咕咚咕咚喝几口,撩一把水,拍拍脑门拍拍脸,然后,盯着班长的手势、紧握着发射杆往下一压、轰然又一声巨响,第128发炮弹出膛。
  第129发刚刚装填,指挥员下达了“暂停”的口令。装填手被炮震得耳聋头昏,误将口令听成了“退弹”,稀里糊涂违规去开炮闩。于是哐一声,炮弹掉在地上,弹头正碰在退弹坑前沿。
  全班被这突然的情况惊呆了,不知所措愣在那里。
  因为这是一发“瞬发引信”炮弹,受到撞击,意味着可能会于几秒钟、十几秒钟、几十秒钟后爆炸,战斗集体未被敌炮摧毁,却将被自己的炮弹报销,岂不悲乎!
  全班人本能地齐刷刷卧倒,尽量让全身紧贴地面,等待命运之神的判决。只有张伟判一个箭步上前,抱起炮弹向阵地外面飞奔。此刻,他怀抱着的无异于一枚不知何时便会开花的定时炸弹,他随时都可能被炸弹大卸一万八千块,切削为泥化为乌有。但是,他的脚步没有停,一口气跑出去30米。放下炮弹,又转身往回跑。跑了七八步,张开双臂,腾空跃起,一个狗啃泥,与大地紧紧拥抱。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五分钟过去了,预期的巨响并末发生,“定时炸弹”依然老成持重地趴在那里,全然没有欲与世界告别的意思。
  张伟判第一个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慢慢走过去,认真地端详着那个不可思议的黑家伙。
  同志们一个个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慢慢围拢过去。
  噢,原来炮弹退出炮膛时是弹尾先着地而弹头是倒在弹坑前沿的,并没有正面撞击引信,所以没有爆炸。
  虚惊一场。一个绝非玩笑的玩笑。
  张伟判大笑,笑得直不起腰来。
  其他无一人笑。
  十几只手争先恐后伸过来,紧紧握住张伟判的手。
  班长没有同他握手,而是在他的光溜溜的背脊上用力拍了三下。

          ※   ※   ※   ※   ※

  不怕死故事之二
  敌炮覆盖,营指通往一连的电话线被打断。
  副营长郝金亮正大声喊叫着“电话兵!”“电话兵!”,忽然远远看到从一连阵地窜出一个大个子,像疾风似地朝敌人炮弹打得最密集的地方跑。乱弹琴,怎么照直往敌人炮弹窝里钻,他妈的不要命啦!郝金亮领着营部七八个参谋一起扯脖喊:“回去,快回去!”无奈,喊声盖不过炮声,那傻大个好像听不见,要不咋头也不回跑得更快?
  敌人好像发现了这个活动目标,急促射打得更凶更猛,一排排炮弹在大个子前后左右爆炸。郝金亮心里一阵乱跳,妈的,这小子非死即伤,完啦!但是当烟雾被风稍稍吹散,他影影绰绰看到大个子正蹲在一个弹坑里接被打断了的电线,然后平安无事地站起来,继续向前跑。营部里的人都叫:在那,在那,活着哪!郝金亮心说:这小子还行,好样的!敌人又一排炮打过来,只见大个子一个跟斗栽倒下去,尘土和硝烟立即吞没了他。人们眼巴巴等待烟雾再次淡去,仍不见大个子身影。郝金亮气得乱骂:一连干嘛派这么个笨熊去接线?告诉他们连长指导员,让他们亲自出去,把那大个子尸首找着背回来!
  大个子名叫王邦贤,19岁,当年入伍的新兵,其实,连里干部因为他拉肚子,连战斗都没让他参加,并没派他去接线,是他自己悄悄溜到阵地上,和电话兵田厥丰作个伴。当田厥丰喊了声:糟,电话线叫敌人打断了!他站起来就向外面跑,拦都拦不住。
  外面是一片开阔地,敌炮远远近近密密麻麻地爆响着,弹片贴着身子发出各种各样的怪啸,开始,他确实有点后怕了,真想扭头往回跑。另外一股力量又强制他不许回头:要害怕就别出来,出来了就不能当孬种,现在,全营全连几百对眼睛可都看着你呢,如果同志们说王邦贤是胆小鬼那多丢人现眼!于是,他迎着劈空而下的弹雨,不顾一切往前跑,从一个弹坑跳跃到另一个弹坑,连着接好了三处断线。
  说也神了,就像他身上揣个护身符似的,流星般迸射的弹片把他被风撩起的军衣打了好几个洞,就是未伤着他的身子。接第三个断线时,一块二寸来长的弹片扑地扎进中指与食指之间的泥土里,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他咬咬牙,纵身跃出,继续前进。
  又是几发近弹爆炸,脚下的大地震荡得剧烈跳动,冲击波强大得像有一堵看不见的厚墙横拍过来,他狠狠跌了个跟斗,倒下去还翻了几个滚,掉下一截不算太深的河床,他就势下水,游到河对岸,细细察看,又接好了三处断线。
  电话终于恢复通话。一连接到营部的命令,中断了二十分钟的射击再度开始。
  敌炮刚刚被压制下去,大个子的身影便冒了出来,向自己的阵地快跑归队。
  郝金亮一阵兴奋,大声道:“去个人,问问那个大个子叫啥名,告诉一连给他评功!”

          ※   ※   ※   ※   ※

  不怕死故事之三
  目标区域——料罗湾。
  这时,炮的仰角是45度,装填手何新典必须把右腿跪在地上,哈着腰,才能把药包推进炮膛。何新典用一种别扭使不上劲儿的姿势连装一百四十余发。尽管他壮得像牛,也经不住持久而紧张的消耗,背、腰、臂酸痛胀麻,头晕,心跳得历害,全身的能量好像马上就要枯竭。
  同样一口气没喘的火炮也渐渐不顶劲儿了。由于连续发射,炮膛炮闩产生高热,带来相互矛盾的两个问题。第一,菌形杆已被烧得通红,药包一装进膛,只要一关炮闩,眨眼的功夫火炮便会自动发射。在这种情况下,装填手必须沉着关好炮门,迅速离开炮尾才不会出危险。第二,炮闩因高温已膨胀,一次比一次难关,何新典起先只用一只手,后来两只手全用上,也还得下死劲推,不然炮闩就到不了安全定位。这又增大了迅速离开炮尾的难度。
  何新典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装填手了,他沉着而敏捷地操作着,只要药包一到手, 他就“哧溜” 一下把它推进膛,然后两手把正炮闩,再用胸部顶牢,拼全力“哐”一声把炮闩推到安全定位,然后猛一侧身,跳到安全地带。
  他转身又接过一个药包,顺势填进炮膛。也可能因为炮闩更热更胀,也可能是他的气力不足,他满心想使出全部力量,麻利地将炮门推到安全定位的,谁知这次竟力不从心,没有关严。
  糟!一直担心的险情终于出现了。很明显,如果重关一次炮闩,火炮很可能在一刹那间自行发火,人一定来不及离开炮尾,而被火炮座伤甚至会牺牲。相反,假如丢下炮闩不管,个人可能躲了危险,但药包在高温状态下也可能会自行发火,轻者,炮闩将被打坏,重者,炮弹因无足够的动力而卡在炮管中爆炸……无论哪种情况,战斗将无法继续。
  根本就没有思考的余地,何新典必须于刹那间斩钉截铁地决定:是赶快离开炮尾还是重新关一次炮闩。
  何新典已经决定了。他上前一步,两手去扳炮闩的把柄。
  班长喊了声“危险!”
  他说了句“能行”,将炮闩重新拉开,铆足了劲猛扣上去……
  炮闩刚到安全定位,便听“轰隆”一声响,火炮果真自行发射了!紧接着炮尾猛地后座,何新典闪电般扭身,炮尾还是沉重有力地打在他的左肩头,一下子把他掀起老高,平空翻了一个斛斗,头朝下栽到三米外的弹药库门口。他只觉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医院里,他缓缓睁开眼。班里同志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面前晃动,听见班长和谁在小声嘀咕:真玄,往下两寸,撞在心脏部位,可能有生命危险。
  他吃力地抬起右手,指指左肩,声音微弱地说:这儿,离心还远哩……

          ※   ※   ※   ※   ※

  不怕死故事之四
  夜战。敌人一发空爆弹在火炮的右上方爆炸。声如响雷,光如闪电。
  “打着你没?”二炮手汉德玉问运弹手小董。
  “没。你咋样?”
  “很好。”汉德玉刚说完,突然感到左小腿一阵发麻,伸手往下一摸,一手粘乎乎湿糊糊的,他知道自己挂花了。
  战斗正是较劲的时刻,火炮不间歇地发射着。他一声不吭,从座位底下摸出一个军用水壶来,迅速用水壶上的帆布带,在左膝下面紧紧地绕了几圈止血。可以感觉到,温热的血仍不住地往下流,袜子、鞋子都湿透了。他不理睬,聚精会神盯住仪器,坚持操作。
  又是一发空炸。汉德玉猛然感到左胸被什么咬了一口,火辣辣地难过。伸手往左肋下一摸,一阵剧痛。他知道自己二次负伤了。
  这次的伤口肯定较大,因为血一下子就淌到了裤腰上,待一会儿,裤裆都湿透了。他仍不吭声,一只手按住伤口,一只手操纵着方向转轮。但是,他已明显感到了工作进行很困难,浑身发热,脑袋一阵阵晕眩,耳朵里嗡嗡直响,眼也花了,连仪器上涂有荧光粉的字也看不大清楚了。
  炮长看出他的不对劲儿来,知道他负伤了,命令他“快下去包扎”,叫运弹手小董接替他的工作。
  下了炮位,汉德玉两处伤疼得无法站立,他就凭借炮口的火光,挣扎着向前爬。那条受伤的左腿几乎麻木得不能动了,右手还得紧按住左肋下的伤口,他只能用左手和右腿支撑住全身的重量,慢慢爬。炮位离避弹室并不太远,对他来说却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路。
  他在避弹室抓了两个急救包,摸黑给自己胡乱包扎一下,只觉脑袋昏昏沉沉,渐渐人事不省。突然被一个巨大的声响震醒,只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呼唤:“快,赶快运弹药。”他想,大概人手少了,炮弹供不上了,怎么的也不能让大炮断顿呀。于是,他又开始一步一步向炮位那边爬。地上,留下他来时的一溜血迹和回去的一溜血迹。
  到了炮位,他挣扎着站起,推搡小董,“你出来,赶快运弹去。”
  炮长说:“小汉,你伤的不轻,快下去。”
  他不说话。回答是目不转睛注视着仪器,紧张地修正着射击方向,开始在瞄准座上操作了。
  战斗一结束,汉德玉便昏倒在自己的战位上。
  医生一边给他紧急输血一边嗔怪说:这个伤号失血太多了,为啥不早点送来?再晚来一会儿,你们连又要多一名烈士。

          ※   ※   ※   ※   ※

  不怕死故事之五
  一发炮弹堵着发令所的门爆炸,报话员当场牺牲。电话兵王启禄被冲击波掀翻在地,顿觉右腿和臀部受到沉重打击。抬头看,右半身被硝烟冲得发黑,右大腿两处伤,大的伤口有二寸深,三寸长,血哗哗流。侧背、颈脖、额头也流血,他知道那儿处也有伤。
  堑壕里又落进一发炮弹,他看见十四五步开外,烟尘中指导员晃了两晃倒下去。
  他吃力地动弹有腿,扶着倒塌的土壁,半弯腰,向指导员那边移动。
  “指导员!指——导——员!”
  指导员全身都在冒血,军衣湿淋淋染成红色,也不知伤在哪里伤了几处,脸色苍白软绵绵倒在他怀里已不会说话。
  炮弹还在周围爆炸。王启禄四下张望想找副担架。这条壕沟没有一副担架。其实有也派不上用场,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来帮忙抬。
  于是,他屈腿、弯腰,抱起指导员,一点一点往自己背上移放。要是在平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可现在,自己的伤口还在流血,稍用力便痛得钻心,又伯加重指导员的伤情,不敢动作太猛,所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得以完成。
  交通壕很窄,一瘸一拐背一个人通过相当吃力,两旁壕壁不小心碰到伤口,一撞疼出一头汗。他用上牙紧紧咬往下唇,强迫双腿往前奔,因为他知道在敌火下运动要求愈快愈好,多耽误一秒钟,就多一分被再次杀伤的危险。
  走到交通壕尽头,要到达连隐蔽所,还要翻过一个陡壁,再穿过公路,越过一道排水沟。这陡壁,平时一个健壮人都要手足并用才能爬上去。他咬咬牙,一只手拽牢指导员的胳膊,一只手扒住陡壁上的土窝,艰难地向上攀。不料,足一软,眼黑头昏滑下来,创口像刀割一样刺痛,他忍不住大叫了一声,停在那里喘了好一阵粗气,再次挺住腰,屏住呼吸,开始第二次努力。陡壁上长满了龙舌兰(剑麻),平日这些状如宝剑的植物被战士们视为美化阵地的心爱之物,而现在却成为一种威胁,他担心:如果稍一不稳,腿吃不上劲,扑倒在上面,岂不糟糕!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由于两腿过分吃力,伤口撕裂得更大了,鲜血开始大量流出,滴在陡壁干土上,和指导员的血混在一起。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挣扎着攀上这截陡壁的,他很感谢敌人的炮弹,正是它们爆炸的巨响分散了他对疼痛的感觉,刺激他受伤肢体焕发了超常的能量。挺住,一定要挺住!快,再快一点!他成功了。
  上了公路,人就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他必须尽量弯腰弓背压低身体,但身体越压低,背人就越累,受伤的身子和腿就越痛越吃不消。但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拼足了最后的气力往前跑。他一步一晃,忍痛穿过公路和水沟,往隐蔽部一尺一尺移近。
  防炮洞终于出现在面前,早已精疲力竭的他只觉天旋地转,脚一软,俯跌在洞口外边,手仍牢牢抓住压在背上的指导员。他顽强地抬起头来,想喊洞里面的人出来帮忙,但只能大张着嘴吸气吐气,就是喊不出声音来。又是敌人的几发炮弹像鞭子般逼迫他决不能停止,他艰难地扶正了背上的指导员,向防炮洞匍匐前进。负伤的右手、右脚无法用力,他就单靠左手左脚一寸一寸地向前蹬、向前爬……
  战后,团首长说:今天你们连打掉敌人两个目标算不得奇迹。一个重伤号救下了另一个重伤号,才算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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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名言:
    战争是死神的舞池,敢跳下去与死神共舞一曲者乃真豪杰。
                  7
  对敌有线广播喊话——这是一个于特殊战争环境和条件下方能产生的颇为特殊的“兵种”。
  它的应运而生起码须具备两个前提:敌我双方长期稳固的对峙状态;阵地间隔不十分遥远,声音传递可使对方听清楚。
  五十年代的金厦海域天设地造般应合了上述条件。
  说它为“兵种”,绝对言过其实了。1958年,厦门前指仅在距大金门较近的角屿、小嶝、大嶝,距小金门较近的何厝、对高山,距大、二担最近的青屿设立了若干个对敌广播喊话组,每组三、五、七人不等。到了六、七十年代有线广播的全盛时期也不过扩建成一个数十人编制的团级站。
  说它为“兵种”,又是恰如其分的。参战老人们说:1958年,厦门前线整天到晚就是两种声音,一种是炮声,敌我对打;一种是广播大喇叭声,敌我对骂。炮声一停,广播就喊开了,和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似的,可热闹了。“广播战”与“炮战”相得益彰,对敌广播实实在在已融为炮战的一部分,成为炮战的一支“方面军”。
  炮战中,双方的广播站均是对方炮兵的首选目标,必欲一炮毁之而后快。无论金门、厦门,“把敌人的大喇叭打哑了”均是作为一项重要战果往上报告的。同样,“我们的大喇叭于×小时之内便修复开播”也是作为一项重要成就往上报告的。总的看,厦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中断的时候,但基本没停;金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出声的时候,但基本是中断的。
  有线广播在敌人营垒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功效,无从知晓。但在己方阵地己方炮兵中产生的功效则是巨大的。“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炮兵们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了敌人的优越感获胜感。难怪,有线广播站的人在炮兵中间持别受尊敬受欢迎,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第二炮兵”。
  “我们确实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队, ” 三十几年过去,周炳炎老人对我说:“喇叭是我们的炮筒,宣传稿是我们的炮弹。炮兵有形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我们无形的炮弹在敌人心里边开花。你说,我们算不算特种炮兵?”
  在厦门,我用电话把当年“有线广播”的一拨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谈,我发现,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参战炮兵的一员,为自己“特殊炮兵”的经历而感荣光和自豪。

          ※   ※   ※   ※   ※

  周炳炎老人——1958年任何厝广播组组长。转业前任小嶝广播站副站长。1993年我采访他时,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健康健谈的长者,而1995年我着手写这一章时,他已经与世长辞。我的采访本上,记着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一生中我能参加对金门的战斗,从不后悔,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因为我干工作的动力始终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国土。
  张若丹老人——他的履历表很简单,1954年即任广播站编辑组长,1983年退休时仍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位当年的“揭蒋评论文章专家”对自己三十年一贯制的职务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轻时曾发誓要“与金门共存亡”,现在,他金门还是那个金门,自己已退休,事业已经“亡”了。他说,做了一辈子对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还看不到台湾与祖国统一,那才是天大的遗憾哩。
  吴世泽老人——1958年的角屿广播组闽南话播音员。极左思潮的动乱年代很不情愿地转业到了地方。但坏事变好事,现在做大哥大、BP机生意,活得蛮潇洒。境遇大变而习惯不改,每天无论电视、广播、报纸上的台湾新闻一定要看、要听,关心台湾问题的兴趣超过关心生意的兴趣。年轻时曾去过台湾,非常希望还能故地重游。
  陈菲菲老人——参军后,先当了几年文工团团员。1955年从事对金门有线广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这是一位“我这一辈子和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讲的话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的女性。“陈菲菲小姐”的名字在金门知名度极高,一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说:在金门几年,陈菲菲小姐的谈话给了俺很多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大陆传来的女人的声音啊,她使俺想起留在家乡的娘和老婆”。

          ※   ※   ※   ※   ※

  周:五十年代初期,我军开始对金门搞有线广播喊话。当时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人就是住在地堡里, 根本没有营房住。我在地堡里整整住了十年,直到1963年病倒,发烧42度,连续12天人事不省,进医院,才第一回住了楼房。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土生土长,都是二十郎当岁,文化不高,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边干边学。
  吴:我原来在小嶝岛一个连队当文化教员。上边物色会讲闽南话的播音员,到处找不到,听说我会讲闽南话,就把我调到角屿广播组。连队生活很枯燥,广播站自由一些,又有唱机唱片,我很高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学习培训,稿子发下来就播,有一次,把“不侮辱俘虏人格”念成“不悔辱”,别人说:你可能念错了。我查字典,才知道确实错了。以后就加强学习,中央台的闽南话广播每一次都听,琢磨人家是怎么播的。广播组有一架丹麦造钢丝录音机,宝贝得很,舍不得用,都是对着麦克风直播,一喊一晚上。
  陈:我原来在军区文工团当演员,1955年调到广播站工作,从比较舒适的环境一下子来到一个相当艰苦的环境,开始很不适应。你想想,6平方大的一个小地堡,住好几个人,双层铺,男下女上,他吴世泽睡下铺,我就睡在他上面。又没有女厕所,解手要翻过壕沟,跑到远远的山底下去,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工作、生活非常单调、平淡,没有女伴在一起说悄悄话了,对着麦克风,也看不到过去舞台下面观众的笑脸,听不到热烈的掌声了。现在想一想,那时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我不知多少次一个人跑到树底下哭鼻子。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还得装成挺高兴的样子笑。
  周:虽然艰苦,但大家干得很投入,很卖力,因为工作还是有成效的。我们的收听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哨兵,特别是夜晚,他站在那里没事干,无聊,就有可能静下心来听听海对岸讲些什么话。有线宣传与无线宣传最大的区别在于:无线宣传有选择性,不爱听关机不听就是了。而有线广播宣传带有强迫性,我喇叭一响,你不听也得听。我们估计,国民党一个连平均每天有三十多个人上哨,相当一个排,他海边几个团加在一起就有一两个营的兵力每天必须得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祖国建设”、“弃暗投明奖励规定”、“宽待俘虏”、“蒋军在大陆家属通信”等等,一组稿七、八篇,来了新稿撤旧稿,赶得及录音播,赶不及就直接口播,和尚念经,天天念。那时国民党的兵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撤逃过去的,他们特别希望听到家乡和亲人的消息。
  陈: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有意义了。例如,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看到那些修工事或站岗的国民党士兵,呆呆地望着大陆这边,显然是在听广播。还有一次,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指手划脚把听广播的士兵都赶跑了,可是自己却坐在海边独自听起来了。有时特别可笑,蒋军军官为了不让士兵听我们广播,就在我们播音时敲锣打鼓,或把士兵集合起来跑步。那时候,金门经常有国民党士兵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泅渡过来投诚,他们不光把我们的起义投诚政策背得牢牢的,连我们有些广播稿也大致能说出来,这使我们感到很兴奋很受鼓舞。另外,后来金门也模仿我们,架设大喇叭对我们广播,对祖国造谣、丑化、诬蔑、攻击,我听了很气愤,心想一定要用我们的宣传压过敌人。我便不知不觉进入角色,安心干这行啦。
  张:那时,对金门广播最有震撼力的是我国民党军官兵的亲属喊话。我记得蒋军27师师长林初耀是广东梅县人,我们去梅县把他母亲请来,他母亲哭着对他说:“儿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呀,干了坏事咱娘俩就再也见不着面了。”据泅过来的投诚兵说,正好被林初耀听到了,他呆呆的不吭气,好多天情绪不高。后来国民党把他调回台湾去了。
  吴:所以当时国民党特别恨我们的有线广播,我们每个喇叭当面,他都有一两门炮专门对付我们。有时,我们只要一广播,他的炮弹就打过来了。晚上,他先打照明弹,再打直射炮。有一次,他干脆把炮从掩体拖出来,拉到海边沙滩上,对着我们的地堡干,把我们的喇叭打得稀巴烂,像筛子一样。
  我们最早用的喇叭叫“九头鸟”,是美国海军在港口使用的一种扬声器,解放战争中缴获了不少,全国全军的“九头鸟”都集中到厦门前线来了。这玩艺共九个扩音器组装在一起, 每个250瓦,耐用得很,整个机器泡到海水里也坏不了。我们就用背包绳背上“九头鸟” , 在这里广播几分钟,再换一个地方广播几分种,打“广播游击战”,和他玩捉迷藏。挨炮最多的一个“九头鸟”被弹片打了七十多个洞,我们用水泥补一补继续用,后来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去了。敌人越打我们越高兴,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没白费劲,说明我们广播的力量并不小于炮弹的力量。国民党对我们确实很恼,如果他的士兵听不到我们播音,他就不会安排专炮打我们。
  周: 1958年7月,我们正在安装调试新设备,感觉不太对劲,前线怎么到处都在修炮工事加固翻新公路?表明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战斗要打。于是,我们也加班加点紧张工作,炮战一开始,我们的新设备也搞好了,开通运行。
  那几十天里,大概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打炮,我们反而睡觉,抓紧时间休息,因为这时播音没效果。炮一停,我们马上开始广播。报道战报,告诉敌人我摧毁了你哪些目标工事。宣传政策,告诉敌人我们的原则立场和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敌人一个上午集中炮火打角屿和何厝广播站,电线打断了,喇叭音膜也震破了。好在我们备用器材准备充分,什么时候打坏什么时候抢修,最久的一次大概只中断了半天便恢复播音了。我们的大炮和广播轮番向敌人进攻。及时有力的对敌广播,也使得那场炮战更加有声有色。
  张: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通与厦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话又基本上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完了不讲话怎么行!于是,“八·二三”炮击结束,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草拟了一份“告蒋军官兵书”,自做主张播出去了,真可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向国民党士兵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金门和台湾,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应尽快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提法与上级意图并不完全相符。上级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说我们政策观念不强,无组织无纪律。为这事我还做了检讨。
  检讨归检讨,心里不是很服。打仗就是要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嘛,否则打炮干什么?叫他趁早缴械投降又有什么错?话反正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讲了我认为该这么讲的话,检讨心里也痛快。
  后来才晓得,主席打炮的意图并不是要解放金门,而是要加深美蒋矛盾,甚至是为了有利于蒋介石“固守”,才明白我们的文章恐怕是闯了祸添了乱了,才后悔那么大的政策问题怎么不请示自己乱主张。
  近几年看到台湾一些文章说:中共当年炮击的目的就是要打下金门,他们在一开始的广播里都这么宣布这么说了,后来,因为国军的顽强抵抗共军计划无法得逞才不得不改口自找台阶下,云云。我想八成是我们的文章给国民党捞到稻草了。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们还挑选了一部分广播稿油印成传单,交给部队的侦察员。夜间,侦察员悄悄划小船靠近金门,把一卷卷宣传品挂在敌人防我登陆的铁网木桩上。侦察员安全回来,我们便立即向对岸广播,我们有东西放在金门哪里哪里了,请国军弟兄们去取。望远镜里,头一天,一包包传单没人动,又过了一天,东西不见了。是否有人偷拿偷看,当时无法考证。也是直到最近,台湾一篇回忆录提到这件事,说共军的心战搞得很厉害,经常派水鬼把宣传品送到金门,然后他们广播再告诉放置地点,心理上让人感到共军真是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何况确实发生多起宣传品在地下传看的事故,防不胜防。时隔三十几年,我得知当年干的并非无效劳动,仍感很欣慰。
  吴:1958年我也在角屿,记忆里天上掉下两种东西最厉害。一是下大雨,连着下,地堡里积水,床板都漂起来了,上床一定要先趟水过“河”。再一个是下炮弹,角屿落弹上万发,我们地堡周围少说几千发,弹坑一个挨一个。地堡被炸塌一回。运输船夜里送来抢修物资, 5立方木材。卸到海滩他就回去了。我们几个人自己打捞,自己抢修工事,还要坚持抄收中央台、前线台广播,编成我们自己的稿子播出。人累得跌一跤倒那就睡过去了,任凭你炮打得天摇地动也醒不过来。
  陈:炮战前夕,我刚好怀孕。在前线最需要我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和爱人商量,先把大孩子送到上海他爷爷奶奶家去了,然后去做了人流。这是我怀的第二个孩子,当时心里真是矛盾死了,从我愿望,是想要的,但战斗又不允许我要,我是含着眼泪到医院去的,手术过后不到十天我就返回工作岗位了。回想起来,大儿子长得比我都高了,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很少很少,对这个家,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和妻子。战争年代,抛家舍业的女性有的是,但在和平时期,像这样每天听着枪炮声有家回不去的女人恐怕是风毛麟角吧?
  回到前线,炮战正是最激烈的时刻,广播站四周,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弹坑了,地堡前的一条小木板桥,也已经被炸断了三次。我们真是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播出。有一次,一发炮弹就在地堡顶上爆炸,水泥抹的墙壁被震掉一大块,人被震得晕头转向,拿起稿子念,怎么没有声音?大声喊叫,还是听不见声音。耳朵已经聋了。还有一次,弹片从通气孔钻进来,把电线打断,唱片也打碎了好几块,没伤到人员是万幸,但想起来相当后怕。
  前线部队十几万人,我的经历很普通,干的都是份内工作,同那些英模人物没法比。但我还是很高兴的。当学生时,我见到一只死青蛙死老鼠都怕怕的,心跳加速,而现在,在炮火面前我没有找怀孕呀这一类很合理的借口退缩,而是迎着冲上去了,自己同自己比,我认为我经受了考验,是一次超越。
  前线女同志很少,于是我也出了点小名,上了报纸,随英模报告团进北京。国民党也知道我了,他们的广播和打过来伪传单上经常点我的名,说欢迎陈菲菲小姐起义反正,保证重奖重用。国民党的情报也挺灵通的,连我一月工资多少都清楚。我们还有一个播音员叫王桂兰,敌人连她住在菊山街几楼几号都知道。对岸国民党的女播音员叫汤丽珠,是厦门籍人,我们也得表示我们的情报工作也是挺灵通的,就到厦门她家里采访,写成稿件,在广播中向她报平安。从望远镜里,有时可以看到汤丽珠从房子里走出来散步,穿着超短裙,看不清面孔,但感觉里她身材很好很漂亮。
  汤丽珠真可以说是我的老对手老朋友了。多少年里,我们对话不见面,她骂共产党,我指责国民党,她讲台湾怎么怎么好,我讲大陆怎么怎么好,我俩天天交谈打嘴巴官司,公说公婆说婆的。但逢年过节都不忘互致一声问候,好像达成了什么约定默契,从不搞针对个人的庸俗的人身谩骂攻击。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想起来,也不知她现在在哪里,生活怎么样了。我挺希望她能回厦门探亲,走一走。如果我们有机会见面就更好。我想,我们可以不谈过去,不谈战争,不谈政治,作为女人,我们就聊聊女人感兴趣的话题,谈谈时装、养花、烧菜、气功、化妆品、外孙子孙女什么的,我们一定会谈的很开心的,因为,记忆里,直觉里,如果撇开政治立场,她本是一个挺直率挺不错的厦门女孩。

          ※   ※   ※   ※   ※

  云顶岩侧翼的对高山山头上,专对小金门讲话的喇叭堡默不作声地耸立着。这是一座除却厦门世界其他地方均看不到的奇特建筑。堡高12米、宽8米、厚6米,正面,横5排竖6排共30个喇叭孔。每一孔内,隐蔽置放一只直径1.5米、体长2米、功率500瓦的气动远声传递喇叭, 此物一个相当于20只常见的挂于学校操场农村电线杆上的25瓦电动喇叭, 故全堡30只气动喇叭一旦开播,等于有600个普通喇叭同时发音工作,气势宏伟磅礴,声传十余公里。
  对高山脚下已辟为开发区,多处“四通一平”工程正破土动工。据说,有人嫌那多管火箭发射器状的喇叭堡有碍观瞻,建议拆除。
  余窃以为此议实不可取。
  “对敌有线广播喊话”是国土分裂的产物。在长期楚汉不两立的对峙状态中,它几乎成了两岸间唯一的直接对话方式。尽管数十年双方的对话全是吵架,但吵架之中仍寓含有十分积极的因素,即双方的根本出发点并无二致,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都是中国,台湾宝岛永远属中国。双方所争执不下的不过是谁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者。这毕竟是问题的较为次要的方面。为了维持一个共同的家而吵总比干脆分家各过各的而不吵要强。君子动手又动口,中国人的家里斗虽不好看,但贵就贵在“家里”二字。外人若想插足快快滚蛋,人家家里之事与您何干?
  然而, 永无休止的争吵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八十年代,大陆方面提出“一国两制”原则,即维持共同的家、在这个家里让你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我们和平友好过日子,之后,对高山上的喇叭堡减少了讲话次数降低了讲话调门并终于1991年4月24日沉默不语, 表达了此岸决心结束争吵的诚意与善意。对岸羞答答地予以回应,大、小金门的喇叭堡虽然仍在讲话但已不再一天到晚讲话不再讲很难听的骂人话,更多的则是唱一些软绵绵旋律优美的小曲以供此岸军民饭后茶余欣赏。“对台戏”变成了“独角戏”,中国人向着他们传统的“大一统”理想迈出了一小步。人们期待着“独角戏”亦早早收场,中国人能够再向前迈出一大步。
  对高山上的喇叭堡己成为一座遗迹,虽还称不上古迹。但它早晚会变为“名胜古迹”的。我是这样胡思乱想地假设的:若干年后,一群天真烂漫的孩童问一位长者:“老爷爷,那是什么建筑呀?”长者说:“那是一种特殊的大炮呀,会发射声音炮弹的大炮。”孩子们又问:“为什么要造这种大炮呢?”长者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国家曾有过一小段的分裂,那时候……”
  那时候,大概没有人还能记得建造特殊大炮和使用特殊大炮的普通人了,就像万里长城的建设者和兵马桶的烧制者无人留下名姓一样。
  但无名者并不会因此而感伤,因为他们已经给后代留下了名垂干秋的古迹,他们的功勋和精神将永远依托伟大的建筑和艺术而不朽。
  特殊大炮做为一座建筑物虽远称不上“伟大”,但谁又能否认,它同样物化了一种伟大的历史功勋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喇叭堡是特殊炮兵们的纪念塔。
  万万不可将它草率拆除。

          ※   ※   ※   ※   ※

  (海对岸那座形状相似仍在讲话唱歌的喇叭堡体现的是怎样的功勋和精神?我真地说不清楚,写一大篇文章也说不清楚。但我直觉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这边的这一座“古迹”才更具价值更有意义。我强烈呼吁,对岸将其关闭已适其时矣,但亦千万不要将其拆除。请留住历史,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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