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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错觉

　　克拉克觉得这不是“一点小小事情”，而是一个棘手的事件，就像手里拿着一个烫手的山药蛋，拿不好拿，丢又丢不得

　　第五次战役，场大恶仗后，李奇微捞了个“欧洲盟军司令官”。
　　这时作战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形成对峙，军事力量对比趋于均势，旗鼓相当。
　　“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投入战场上的兵力，已由志愿军人朝时的儿万人增加到69万人。
　　其中美军40万人。南朝鲜军23厅余人，英、法、加拿大等国的军队6万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总兵力由志愿军人朝初期的41万人增加到112万余人。其中志愿军77万余人，人民军34万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虽然在兵力上占居优势，门在现代比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劣势。“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拥有飞讥1670余架，舰艇270艘，坦克1130辆，轻迫击炮以上火炮3560门。而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战场上仅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叁战，火炮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处于劣势，美军虽然在技术装备上占绝对优势，但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战略预备队只有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南朝鲜军三个师，美国国内仅剩下6个半师，加上其战略重点又在欧洲，要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则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面对步兵占巨大优势且已构成连绵防线的志愿军和人民军，美军以其现有兵力，不仅无力像战争初期那样长驱直入，即使突破防线某一，部分也已十分困难……志愿军虽然步兵占有很大优势，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相继入朝，部队的武器装备有所改善，但由于技术装备落后，志愿军在白天仍无行动自由，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均受到很大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兵力众多的优势。历次战役证明，在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志愿军要想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这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
　　然而，战争对峙局面的出现和战争的长期性，对志愿军并无大的不利，而对美国佬则大大不利。本来，美国佬就因志愿军出现在朝鲜战场，打乱了它的侵略计划而惶惶不安。而五次战役后，战争的发展明显地趋向持久，美国佬更感觉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而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同以其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矛盾，因而更加焦虑，担心在苏联没有参战的情况下就把力量全部消耗掉了。同时深痛感到，经过与志愿军的反复较量，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
　　……李奇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到欧洲去接替艾森豪威尔职务的。艾森豪威尔当时正准备参加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不再担任驻欧洲的盟军司令。而接替李奇微职务的则是马克·克拉克。
　　1952年5月7日上午，美国克拉克将军在随从参谋白纳特中校陪同下，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这位在美军服役厂将近40年的大汉将接替李奇微将军的职务，担任美国远东军司令官、“联合国军”司令官。他知道这将是他军人经历中的一次最艰难的工作。
　　李奇微与美国驻日本大使墨菲到羽田机场迎接克拉克将军。三人很早就是朋友，老友相逢，免不了说笑一番。
　　当晚，克拉克将军与李奇微及李奇微的太大白莲在美军远东军司令官邸共进晚餐。
　　在丰盛的晚餐上，克拉克向李奇微及其夫人敬酒，祝贺“联合国”军打了胜仗，把中国人赶了回去。祝贺李奇微担任驻欧洲盟军司令。克拉克说：
　　“在国内，我早就看到了赞扬你的通报——运用‘磁性战术’，成功地反攻了中国人第五阶段的攻势，来，敬你一杯！”
　　李奇微喝了酒，用手帕揩了揩嘴角，慢慢吞吞他说：
　　“哎，你说是去年5月的那次进攻，主要是充分利用了我们在空中力量和多种口径的火炮上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在中国人刚刚明显丧失进攻势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攻势，不给中国人变更部署、补充装备的时机……其实克拉克将军你有所不知，当我们的部队继续向‘堪萨斯线’和铁三角地区前进时，就遇到中国人的顽强抵抗，那些中国人可不怕死呀……特别是5月的最后一周，天气也来给他们帮忙，降低了我们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使许多道路几乎完全被毁，而且还使我们的飞机无法起飞……结果，他们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估计他们有1．7万人被我们打死和被俘……可是我们得不偿失呀，仅南朝鲜军队在这次进攻中，就死伤、失踪或病倒1．1万人左右……”
　　“提到南朝鲜军队，在国内也有议论，请将军告诉我，我想知道南朝鲜军究竟有什么问题？”克拉克说。
　　“头号的问题也许是南朝鲜军队缺乏领导的情况十分严重……”李奇微又给克拉克倒上一杯酒，“……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条约的规定，我们几乎无法对这种领导彻底加以充实……你知道吗？南朝鲜军队一直是根据政界人物一时的念头而随意调来调去，一直是被用作剿灭‘土匪’，或者维护某些土皇帝利益的。年轻的军官们发觉，对这些没有文化的上级进行批评，表示反对，甚至提点不同的看法都不可能……部队中许多士兵自己未受过必要的训练，无法在危机情况下本能地、积极地作出反应……以后，我总算是下了决心，作了一项全面训练南朝鲜军官的计划，把他们送到美国军队学校去受训……
　　经过训练后，所收到的效果在战场上就愈来愈明显了。现在，我们在东部地段和中东部地段的许多进攻行动几乎完全是由南朝鲜部队实施的，在西部地段，在第9军把战线向前推进3至4英里的过程中，南朝鲜第：师打得十分英勇……”
　　“将军一路辛苦了，我来敬你一杯！”这时李奇微的大大白莲笑嘻嘻地举杯望着克拉克。
　　“谢谢……”克拉克举杯一饮而尽。
　　接下来，李奇微和克拉克，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谈论着战场上的一些问题，借此进行了交接。
　　在这个过程中，李奇微特别注意和克拉克交谈志愿军的作战特点。
　　“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首先听到的是中国军号独特的哭丧调，要么就是由50来个中国人用英语发出的粗野叫喊声或其他吵吵嚷嚷的声音。但是，我们久经沙场的部队此时已习惯于这种‘音乐的伴奏’了。有时，他们还出去缴获中国军号，尔后，用缴获的军号把敌人的指挥信号搅乱……”
　　知彼知己。李奇微还谈到了自己军队的士气。
　　“……现在，我军的士气是高昂的……而我军士气高昂，这应归功于许多因素：我们已具备了抗击敌进攻的能力，我们有日益增强的空军，这支空军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机动性有了提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实行了轮换制度，使许多服役到规定期限的老兵获得了回国探亲的机会……克拉克将军你是知道的，在朝鲜战场，联合国军除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我们一起战斗的澳大利亚和英联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部队之外，还包括有来自许多国家的部队：荷兰、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挪威、瑞典、哥伦比亚、法国、印度，甚至还有泰国的部队……然而，为了满足这些部队在食物、服装、宗教信仰诸方面的独特习惯，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遇到了许许多多很伤脑筋的小问题。荷兰入想喝牛奶，而法国人却要喝酒。穆斯林不要猪肉，印度教徒则不吃牛肉。东方人希望多食甲一些大米，但欧洲人却想得到更多的面包。为了适合土耳其人的特点，鞋子必须做得特别肥大。而对于泰国人和菲律宾人，鞋子又不得不做得特别的瘦小。对于身材矮小的东方人来说，美国的衣服显得太大。只有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食物和服装……尽管如此，我第2后勤部还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满足了全部要求……”
　　——李奇微这是在显示自己的工作成绩，哪里是搞什么交接？克拉克和李奇微多年相处，知道李奇微有这个特点，他觉得不想再听下去了，于是，看了着手表。
　　“今天时间很晚了，将军你看还有什么急需要待办的事吗？”
　　李奇微一听克拉克说急需要待办的事，特别是“急需要”三个字，立即想起这天下午巨济岛战俘营扣留战俘营指挥官杜德的事。这个事是美军最大的耻辱。李奇微很爱面子又很逞能，他不想在克拉克刚到东京时就丢给这位继任者去处理。现在，克拉克既然提出来了，李奇微只好说：
　　“今天下午在南朝鲜发生了一点小小事情，据报告说，那里的一些战俘劫持了战俘营的指挥官杜德将军，并把他作为人质……”
　　这时，克拉克觉得这不是“一点小小事情”，而是一。个棘手的事件：就像千里拿着了一个烫手的山药蛋。这个山药蛋太烫了，拿不好拿，丢又丢不得……
　　“那我们明天一起到南朝鲜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不用了。我已经通知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在明天早晨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举行一次晨会专门来研究这一事件，我还给我方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打了长途电话商量应当立即要求释放社德，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我已经写信指示范佛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到时候，咱俩到巨济岛空中观察一下就行了……”李奇微果断他说。
　　9日下午，李奇微和克拉克乘飞机在巨济岛上空低飞一圈视察了该岛，从空中看岛上似乎相当平静。
　　5月10日早晨，朝中战俘代表团提出的四项条件送给了接替杜德总管战俘营职务的柯尔生准将，并立刻传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李奇微暴跳如雷，立即电告范佛里特，让他制止柯尔生对战俘进行答复，“以免联合国军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害”。他还质问范佛里特，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还没有执行他“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范佛里特没有执行李奇微关于迅速使用武力在战俘中建立秩序的指示。为此，范佛里特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他在第二年初被解职，提前退休。
　　据说，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杜德事件”中使美国人丢了脸。
　　10日上午，柯尔生准将起草了对朝中战俘代表团的答复。这个答复使李奇微大为不满。
　　很快，朝中方面在板门店公布了柯尔生对朝中战俘代表团的答复。它震动了全球。
　　英国《雷诺新闻》发表文章说：
　　“‘杜德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法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杜德与柯尔生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回他们祖国的说法了。”
　　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
　　杜德·事件送走了李奇微。当5月11日下午9点30分朝中战俘释放了杜德后，第二大早晨8时李奇微将指挥权移交给克拉克将军。
　　下午3时，李奇微与夫人及两岁的儿子来到羽田机场，在检阅送行的仪仗队时，克拉克告诉他，他认为有必要对“仕德事件”发表一个声明。李奇微还没有从愤怒和不满中恢复过来，在军乐声中，他一声不响继续向前走去。
　　李奇微乘坐的飞机起飞了。几分钟后，克拉克接到了李奇微从空中发来的电报，他同意克拉克的建议。
　　克拉克的声明，完全撕毁了朝中战俘与柯尔生签订的协议。克拉克在声明中说：
　　“柯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因而柯尔生将军对此种要求所作的任何承诺。亦应根据这种情形来加以解释……很明显这些示威的动机是企图影响停战谈判。同样明显的是从最先开始起我们所遇到的暴动，是由共党中领导分子所谨慎计划及周密策动……”
　　当晚，回到汉城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什德，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述了他是怎么样成为“战俘的战俘”的经过，并一反在战俘营承诺的条件．也声称“战俘所作的要求极不合理，因此战俘管理当局所承认的让步也没有重要意义，”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使美国大丢面子的事情。为了恢复对巨济岛战俘营的控制，紧接着克拉克命令海登·博特纳准将接替柯尔生的美军战俘营总管职务。
　　博特纳，粗壮矮小，一踏上巨济岛便显得雄心勃勃，他公开称：“我的前任之所以遭到如此下场，应归咎于他们对共产党战俘的软弱。”
　　于是，搏特纳立即改组了战俘营的管理机构，调换了管理人员，把所有的战俘代表全部扣留在76联队。同时，博特纳下令让所有的朝鲜老百姓撤离巨济岛，让工兵部队又重新修建集中营营地，以便使每个营地容纳的人数不超过500人，同时把从日本空运来增援的精锐部队第187混合战斗团开进了巨济岛集中营。这一切，预示着更加残酷的镇压和屠杀行将来临。
　　果然，6月10日，数千名武装士兵配合坦克、装甲卒，血洗了76联队。坦克冲击营地，火焰喷射器烧毁了帐篷，机枪、冲锋枪疯狂扫射，战俘们高喊着“祖国万岁！”举着熊熊燃烧的汽油瓶，冲向坦克车……博特纳站在旁边的一个小山上观看这场屠杀，他连声大叫“好呀！好呀！”一个半小时之后，76集中营被夷为一片焦土，150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一名美国人丧生，13人受伤。全部朝中战俘代表被加上“战犯”罪名，关押到巨济岛“特别监狱”。
　　事后，美国明尼苏达州前任州长宾逊愤怒地指出：
　　“……这些美国高级军官竟会下令采取这种与纳粹野蛮行为如出一辙的行动而不怕受到谴责，美国人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是呀，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彭总都作了自我批评，我王近山算老几？60军的领导也得检讨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各级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
　　志愿军总部在召开党委会总结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时，彭德怀、邓华等几位领导都讲了自己的看法，一致认为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胜利很不圆满，其主要原因，在作战指导上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我为避免两面作战提早发起进攻是需要的，但却由此使这次战役的准备工作比较仓促。
　　第五次战役原拟经过月余准备于5月上旬开始反击，后来由于获悉美国从本土调了几个师到日本，且有少量敌舰在沿海进行骚抚活动等情报，判断敌有可能在我侧翼实施登陆。彭德怀将上述情况报告毛泽东：“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4月22日开始”发起第五次战役。按当时情况判断这是需要的，但是，现在才搞清楚，当时敌人在日本还没有完成两栖作战的准备，而我为了迅速粉碎敌人登陆计划，尽早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夺回主动权。这样就使得我军这次的战役准备工作比较仓促……因为，当时最早入朝的部队，经几次战役，减员很大，十分疲劳，尚未补充休整……加之，战役预备队刚刚集结，只作了必要的临战准备就投入作战……特别是新入朝的部队在3月中旬和4月上旬才到达……这些部队对敌情、地形均不熟悉，有的新兵尚未进行训练就第一次同美国交手，战术准备亦不足，有的入朝后，经过连续半个月的徒步夜行军，体力尚未恢复，且沿“三八线”附近南北150公里，因频繁作战，人民大部外逃，形成无粮区，难以就地筹粮，部队吃粮困难，弹药己储备不多。在这种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投入战斗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点，在部署上集中力量歼敌是应该的，但企图“大口大吃”在客观上做不到。 第五次战役时的情况是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且敌人掌握制空权……据此，我军在战役战斗上只能集中优势兵力“小口小吃”，即实行分割合围时，包围的敌人不能过多，口不能张得太大，口张大了，必然分散兵力人力，正如毛泽东在5月26日及时总结作战经验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所说的，“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对美、英军目前应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
　　 看来，这次战役违背了这个要求。第一阶段预定歼敌五个师（其中三个美军师）另两个旅，虽然给敌以重大消耗，但没有能够围歼敌人，这就是作战部署上企图“大口大吃”所致。第二阶段预定歼灭南朝鲜军六个帅，我军虽然在东线发起猛烈攻击，两个军迅速突破南朝鲜军防御，将南朝鲜军第9师、第3师退路切断，形成了合围，但在包围中的南朝鲜军却化整为零，突围逃掉，这也是作战部署上企图“大口大吃”所致……为什么企图“大口大吃”在客观上做不到呢？主要是确定的消灭敌人凡个师这一歼敌目标脱离战争客观实际：经过四次战役，敌人对我军情况有进一步了解。一方面了解我军力量不是像以前认识的那么小，而是相当大；另一方面，也了解到我军作战的一般规律，即李奇微说的“礼拜攻势”。同时，敌人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改变了打法……这就告诉我们，作战指导，必须从实际出发，及时认识敌人在各次战役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准确地判断敌人的行动企图，切实作到敌变我变，改变老一套打法。正如彭德怀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教训时说，因为“我军是在中国战场上诞生的，我们的作战方式，通常利用群众的掩护，带突袭性的，每个战斗求得速决。而今天对占领阵地的敌人，采取过去的打法，就不完全适用了……”
　　 第三点，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但收兵时对转移的组织缺乏周密计划。
　　 此次战役的第二阶段，由于我军突入敌人纵深过远，粮弹接济不上，使我军继续扩大攻势发生困难……为此，在战役暂告结束之际，决定主力向北转移休整。毛泽东及时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但是，收兵时对转移的组织缺乏周密计划。没有估计到敌人很快向我反扑，特别是没有估计到敌人以其快速部队为先导向我反攻和追击，因此收兵时没有组织好交替转移，高级指挥机关没有实行交替转移……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有的需要两天的行程，作横向运动方能进入防御地区；有的部队虽进入防御地区，但未很好控制要点与公路，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因此，全线出现多处空隙，使敌“特遣队”得以乘隙而入，造成我军回撤失利，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其中60军的180师遭受损失极其严重。有的同志认为，如果能预见到敌人这一变化，打完第一阶段就收兵，不打第二阶段也许更好些……彭德怀对这次损失屡次公开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大家深受教育……
　　彭德怀很快把志愿军党委总结第五次战役的报告送给军委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
　　“看来，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些，大了些，远了些，总结完全符合实际。这样的认识只能在五次战役之后，而不能在此以前。”并重点指示了下一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在打法上同意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打法……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组织上同意取消兵团，加强志愿军司令部与各军。
　　与此同时，彭德怀要求各兵团、各军都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检讨自身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找出回撤失利遭受损失的种种原因，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对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和180师回撤失利受到的损失心情十分沉重。在回到兵团驻地后，还考虑着彭德怀在会议上讲的这样一段话：
　　 ……必须承认回撤失利，180师受到的损失是非常重大的，这是我军建军以来少有的，我们很感惭愧，要以悲痛心情总结经验，从各方面想办法挽救这一损失……
　　造成这次损失的原因，这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造成的……倘若我们一方面搞得好，这损失完全可以避免，至低限度可以减少……我们要振奋精神，在受挫时多检查自己缺点，打胜仗时多注意客观原因，这样检查才能得到正确结论，从而团结内部，战胜敌人……
　　“……这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造成的……上上下下许多错觉……许多错觉……错觉……错觉……”王近山反复地考虑着……是呀，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彭总对指挥上的失误都作了自我批评，我王近山算老几？更应该作检讨，60军的领导也得作检讨。
　　“不，责任你就不必抢啦，还是以我们兵团几个领导的名义检讨吧。”杜义德副政委不在位，主要负责政治工作的政治部主任，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后，一双发暗的眼睛满布忧虑低声对王近山说，“60军的检讨报告已送来了，是以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他们俩的名义写的，我刚才路过作战室看了一下。”
　　作战参谋武英将刚收到的60军的检讨报告送到王近山跟前：
　　 ……这次180师回撤失利造成严重损失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凡点没有搞好：第一，在军师领导思想上开始是轻敌疏忽的，对情况判断上也就发生了错觉。我们开始认为敌之进攻是局部的行动，是以攻为守的，没有更多的考虑当前情况，并与部队当时的态势及掩护转运伤员的任务结合起来，而由于本兵团伤员大多，力求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便于伤员转运，形成了被动作战。……该师被围后，对敌情又估计过高……第二，军师布置上是一线式的，没有纵深……第三，指挥上由于对敌情不了解，对当前情况掌握是很差的，致使反映情况不及时，指挥不及时误时很多……第四，通信联络不顺畅亦误时很多，因此报告情况及部队位置不及时，命令不能及时下达，致使两次接援计划来实现……与友邻联络亦不顺畅……第五，供应不及时，致使该师粮尽弹缺，饿肚无力，失却战力……致使该师遭受损失，造成党的严重损失，请党给我们应得的纪律制裁。
　　“教训啦教训……”王近山看罢60军的检讨报告又联想到彭德怀在总结会议上对60军领导面对面的批评：“我们的教训在哪里？主要是指挥员用将的问题……那个180师的师长负有直接责任！”
　　想到这里，王近山突然转过身来对兵团政治部主任说：
　　“你不是准备派一个工作组到60军去协助整顿180师吗？什么时候去……”
　　“我准备带上我们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和保卫部长明天就去。”兵团政治部主任站了起来。
　　“好，你到60军去协助他们整顿180师，我在兵团关起门来写战役失利的检讨报告，咱们就这样分工好了。”
　　王近山曾经写过无数份战役报告，但那都是胜利的捷报，充满着喜悦，洋溢着激情。
　　但这次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败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内心的痛苦真是难以用语言描述。
　　但他毕竟不是个普通一兵，而是一个从15岁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投身革命，献身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是一个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打出来的杰出的将领，人民的功臣，高度的责任感和军人的气质使他战胜了爱面子的虚荣心和毫无意义的自负。败了就是败了，关键的是要从失败中进行反省，从失败中重新奋起。
　　他把参谋长王蕴瑞找来，征求意见：
　　“老王，旁观者清，你清楚，你看我们兵团特别是我在指挥上究竟有哪些错误？你讲，我王近山受得住！”
　　王蕴瑞和王近山相处多年，很熟悉王近山这个直来直去的特点。于是，他也直爽他说：
　　 要我说——，我们兵团在这次战役执行中的指挥上有一连串的严重错误：第一阶段用兵过多，在17公里的窄狭地区，投入三个军作战，实际上是容纳不下的，由于部队拥挤，造成战场混乱，增大伤亡……第二阶段错误更多更严重，违背志司命令，擅自将60军主力181师179师由春川西调到春川东北地区使用，正面助攻力量过于薄弱，这是一错；60军主力虽已东调，仍可机动使用，或用于正面补救之，但是又迅速在寒溪南北地区投入战斗，这是再错；即便如此，还有39军两个师在春川以东地区尚可补救，可是过早地在20H将该军撤走，这样就造成了300余里地区不可弥补的一大空隙，为敌所乘，同时180师也因之而更加突出和孤立，这个缺口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连串错误所铸成的……在撤收的时间上，也是违背志司命令的，志司规定5月23日夜晚北撤，而兵团于22日夜北撤，15军则于22日夜北撤的，由于该军撤得过早，不仅使已造成的缺口更加扩大，而且使整个北撤处于危境……因伤员尚未运完，而急躁不冷静轻率的命令各部暂不撤收，掩护运转伤员，因而引起60军的误解，致使180师迟撤而处于不利地位……180师被包围之后，即坚令60军接援180师坚决突围，这种决心是好的，但是始终未能贯彻下去，60军两次接援计划流产，致180师造成如此严重而惨痛的损失……造成以上错误的原因是：
　　爱面子的虚荣心，想打好出国第一仗，想一鸣惊人……把国内战争的老办法机械地搬到朝鲜战场上来，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认为只是人力，不把战术技术特别是人力包括在内，事实成了蜂拥而上的人海战术，造成干部和部队惊人的伤亡，这些血的教训是痛苦的教训，应该很好深刻总结，得出结论，教育白己及全体干部。
　　“尖锐！尖锐！”王近山望着王蕴瑞。一刹时，他的心头翻起一个热浪，双眼在篝火的映照下，闪着点点泪光……
　　——夜深了，王近山还在兵团指挥部那间低矮的民房里的蜡烛光影里，一字一句修改着检讨报告，他要连夜写好第二天上送志愿军总部并亲自到北京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罪。
　　两天后，王近山心情沉重地带着作战参谋武英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部队受损失的原因，重点检讨了自己指挥上的失误并请求处分。
　　王近山的几个老上级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得知他回到北京也找王近山谈了话，肯定了他在国内战争中的战绩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王近山是一名虎将，打定陶你是尖兵，千里跃进大别山你是开路先锋，善于打硬仗，敢于打恶仗，朝鲜回撤失利，不是右倾问题，主要是指挥不当，麻痹轻敌。彭德怀司令员主动替你承担了责任，希望你振作精神……现在的作战对象变了，不同于对付国内敌人，光靠死打硬拼不行，要注意总结经验，改进战术。
　　“接受教训……跌倒了爬起来……不辜负首长们的期望……”王近山再三表示。
　　郑其贵一听点了他的名，当他发现众人的目光都对着自己时，忍不住放声痛哭了——这是兵团政治部领导带领工作组到60军整顿180师的第二天……
　　在离谷山郡不远的60军指挥部的一座木板房里，60军政委袁子钦按照兵团政治部主任的指示，先把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找来谈话，专门统一认识180师回撤失利受损失的原因和干部处理问题。
　　当袁子钦介绍了兵团工作组的来意和把调子定在“师的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动摇逃跑是180师受挫的基本原因”时，郑其贵等人顿时愣住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一声也不吭。
　　他们对这种看法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他们感到很突然。
　　就在五次战役结束后，3兵团首长还致电60军转180师称：
　　 郑、段、王：
　　 欣闻你们脱险回来，兵团诸同志除向你们致以亲切慰问外，并望你们注意营养，迅速恢复体力，以便再接再厉，为伟大的抗美援朝继续斗争。
　　60军的首长亦联名致电给180师称：
　　 郑、段、王并归建诸同志：
　　 你们英勇地战胜了困难，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胜利地突出了敌人重围，光荣地归建了，这是党的光荣，你们的胜利，谨向诸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并望注意营养，保重健康，迅速恢复疲劳，从政治思想上、战术上）种工作上做好准备，为迎接新的任务，为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奋斗。
　　……这两份电报对180师慰勉有嘉，使180师突围出来的同志深受鼓舞，他们一方面收拢人员，挖野菜充饥，熬松针水当营养液治疗夜盲眼；另一方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找一找教训，而主要不是追究责任。可是，这种正确的做法没有保持多久，时隔一个多月，为什么又主要追查180师回撤失利的责任，并说成是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动摇逃跑是基本原因呢？
　　难道是师里的检讨报告对180师受损失的原因没有找准吗？
　　不。他们觉得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牵制作战及受挫检讨报告》中，从指挥上犯严重错误找的五条主要原因还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第一，对敌情和任务特点认识不足，是此次作战我师受挫的根本原回，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觉和被动。开始轻敌乱碰，受挫、被围后有些惊慌失措……由于五次战役一、二阶段都是胜利的，主攻方向一展开敌人就不战而逃，所以认为敌人只会防御、逃跑，不会抵抗……第二，造成严重损失最重要的关键是：25日未能将主力撤到马坪里以北市防，致26日被合围……第三，26日被围，10时左吉发觉，但是决定突围的时间较迟……未作充分准备……突围组织不严，箭头亦大……既不能争取时间，又不能迅速通过封锁线……第四，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有连续作战的思想准备……第五，在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条件下……使用部队时必须将进攻、防御、退却三者密切的结合起来……
　　这些，都是根据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作为师的主要领导干部身临其境，最有发言权，他们确实认为，由于在指挥上严重失误，导致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是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要说到“政治动摇逃跑”，这就不是实情了……
　　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已经沉默约一个小时了，室内烟雾腾腾，他们还在一个劲地吞云吐雾。
　　这时，王振邦觉得需要出去小便一下。可是，刚出门不到50米被卫兵挡住了。
　　“首长，你到哪里去？”
　　“解小便。怎么？”
　　“不能越过这条线！”卫兵给王振邦指了一下位置。
　　王振邦解小便后回来向郑其贵、段龙章说了这件事。
　　“看来，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啊！你们终于开口了！”袁子钦望着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那不是‘软禁’，是安全问题！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主要是先给你们打个招呼，也是统一一下认识，明天开团以上干部会，请兵团政治部主任给我们讲讲。”
　　次日，会议开始后，袁子钦先说道：
　　“这次开会主要是对180师五次战役回撤失利的政治结论作个统一认识。正好兵团政治部主任带工作组来了，他们来了后作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先请主任指示。”
　　“谈不上指示，谈点自己的看法吧。”这位主任望了望正在凝神注视着他的到会的团以上干部，然后取下眼镜又戴上眼镜慢条斯理他说道：“听袁政委说，你们对180师受挫的政治结论已经开过三次会了，统一不了认识，这次是第四次开会。当然呷，政治动摇逃跑这顶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是受不了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们搞分散突围，把一个师让敌人消灭了，是罪人……郑其贵，我要点你的名，你提出和决定分散突围这是错误的嘛……因为，这样会把集体变成个体，有力量也使不上，你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和你在西路军有关系，你在西路军经历过分散进军，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经验你出不了这个点于……所以说，这是政治动摇，右倾怕死，单人逃跑，这是错误的……还有你们那个宣教科长安靖荣，断粮了要杀通信员吃，这是准备要枪毙的，现在关起来了吧……当然，有些情况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呀！志愿军总部得知你们师受挫后，向来赏罚严明的彭德怀司令员十分生气，一纸电令责成我们立即写出检讨来，并要负有责任的干部马上到志司去汇报……”兵团政治部主任看了袁子钦一眼继续说道，“在一次会议上，你们袁政委对打不打第六次战役的问题提了相反的意见，彭总当场顶了回去，说你还有资格说话呀……我们兵团的几位领导当时都抬不起头来……随后，我们把你们师受挫情况汇报给陈赓司令员，他说必须以严肃态度来对待这一事件，几次批评我们对你们师的干部姑息迁就，缺乏原则性……12军有个团在五次战役和你们师处境类似，可是人家出来了，还捉了美国俘虏，这是个鲜明对照……所以说，郑其贵分散突围的那个决定是错误的，错误在师的主要领导，段龙章也不好，团的指挥员还有营的指挥员也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郑其贵。”
　　郑其贵一听点了他的名，望望兵团政治部主任和其他人。当他发现众人的目光都对着自己时，忍不住放声痛哭了。
　　‘这是郑其贵当师长后的第三次哭。第一次是调他任师长时，他就深感难以胜任，曾暗暗的流过泪。第二次是他和段龙章、王振邦突围出来到军部向军长政委汇报180师回撤失利情况要求处分时，忍不住又哭了一次。这一次说他政治动摇，只身逃跑，觉得不实事求是，又哭了……为什么把军首长、兵团首长开始对他们英勇作战，胜利突出重围的结论，改变为政治动摇逃跑，郑其贵实在想不通……他对兵团政治部主任把180师和12军的一个团能突出来的情况类比刺激很大，他有不同的看法。因为，郑其贵现在已经知道，这两个部队当时的处境是不同的，受领的任务也是不同的。12军这个团转移时，上级下达了两个方案，让其视情况机动行事，而180师陷入重围后，却没有这样的主动权，两次突围行动，都被上级“坚守”的命令打回，只好仍返回原阵地……郑其贵们心自问，难道我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反而错了不成？而180师正是根据上级的命令按指定的方向突围的呀！第一次突围到达鹰峰山下后没有部队接应，第二次在向史仓里突围的途中摸错了方向，部队返回时乱了，便决定以团、营为单位分散突围，由于组织不严，计划不周，准备动员不充分，在以后的突围中，遭受了严重损失，这只能说是指挥上的错误，这和政治动摇逃跑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呀！
　　郑其贵边哭边在笔记本上作记录。他赌气似地把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着……突然发现在笔记本的第一页记着这样一句名言：“战役打响以前是我指示你，战役打响以后是你指示我。”他当然不会忘记，这是18兵团老司令员周士第常常讲的一句话。这次入朝前周士第在一次会议上又讲了……这是郑其贵又记下来的……因为战役打响以后，在前边的指挥员了解战场情况，而高级指挥员只是根据他们的报告、情报、建议、要求定下新的决心……这句话好像颠倒了指挥关系，其实多么富有哲理啊……唉，郑其贵这才感到没有按照战场具体情况机动执行命令而后悔，成了“监门上的匾”——后悔迟。
　　这时，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站了起来向兵团政治部主任提出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政治动摇逃跑的结论不切实际。180师的失利，主要是指挥上的问题，不能把军事问题说成政治问题，不能把失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治动摇……实际上是，28号拂晓前，集中突围的条件没有了。当27日晚再次突围中在敌人炮群、飞机、坦克的袭击下部队失去掌握，没有完整建制单位，各机关、连队、干部、战士实际处于分散无法指挥的状态，成了敌人炮击的目标，更主要的是饥饿，走不动路，敌情、道路不明，又没有部队接应……在这种情况下，师长才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争取减少损失，摆脱被动，保存现有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不得已而行之，应该说这个措施是正确的，一个师指挥员对于紧急情况险恶处理是允许的……”
　　“这简直是胡闹……捣乱！”兵团工作组一位同志武断的对胡景义提出批评，并示意袁子钦暂时休会。
　　袁子钦宣布休息10分钟。
　　在休息的过程中，兵团政治部主任问胡景义：
　　“刚才听你发言是山西人的口音，哪个县的叶“洪洞县。怎么？”
　　“怪不得！‘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嘛！”
　　——从此，洪洞县里没有好人的批评在部队中传开了……
　　本来，540团政委李懋召也有意见准备要提的，被兵团工作组另一位同志发觉了，立即找李懋召谈话：
　　“老李呀，有天大的意见都不要再提了。我老实告诉你，郑其贵是要杀头，胡景义是要逮捕的……”
　　这一威胁，李懋召只好打消了提意见的念头。
　　休息10分钟后袁子钦宣布继续开会。他一个个询问兵团工作组的同志“还有什么要讲的？”待回答“没有什么了”之后，重重地咳了一声，用他那浓重而略带吵哑的福建口音对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讲话表态积极支持，并对政治动摇逃跑的结论作了一些发挥：
　　“好啦，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次兵团主任来给我们解决了。这次180师全师覆灭这样的失败，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少有的。西路军失败，是隐藏在党内的张国煮造成的，金门岛登陆的失败，是作战的三个团因无后援拼完了的，这与180师不同……
　　180师是由于干部在严重关头动摇逃跑不要战士，造成上下离心离德，而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敢于大胆进犯，现在在谈判中竟敢于提无理条件以胜利自居……如不很好认识这个问题，180师的干部没有前途，政治上动摇，虽然没有全死也死了一半，有人对处分不满，想一想一个师搞完了，还不应该杀头，杀了头也弥补不起……”
　　袁子钦横视一下到会的团以上干部继续说：
　　“干部宝贵不宝贵？干部是宝贵的，它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但脱离了群众的干部是不宝贵的，军队干部丢掉了战士，丢掉了伤员，就不是宝贵的而是可耻的干部。
　　保存干部对不对？是对的。但在紧急关头应该挺身而出，没有干部挺身而出，谁来带部队突围呢，而被围后不是带部队坚决打，却是扔掉部队各自逃命……180师在江北打了一下，损失不大，敌人付出了代价。除539团五连外，大部分没有这样打，539团三营营部走了，尤其一营，一个萤火虫，一辆破坦克，把一个营搞垮了。539团是180师主力，就这样垮了……540团从加平到鹰峰就丢了五个排……538团在江南打仗多些，但一营根本没有打就垮了……整个干部中，最好的连以上干部除539团五连指导员杨小来外，其他的找不到……次一些的是539团二营教导员关志超，还敢说‘愿意走的跟我来’带出50来人，如能再做一些工作，百把人可带出来，这样营级干部里也有了好的……更次一些的是炮营教导员牛立新，打死一个哨兵，相随10余人回来……”
　　说到这里，袁子钦略停一下，两眼对着胡景义大声说道：
　　“我再说一次，180师这次全师覆灭这样的失败，军事指挥上不是主要原因，政治上动摇逃跑是基本原因，只能说军事上指挥的错误是造成被围的原因，不是覆没的原因，比如情况判断错误、机械执行命令、对公路控制不明确、情况紧急友邻不能及时支援、粮食供应等等，都有关系，也很重要，但不是基本原因，强调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说明了原180师政治上底子就不厚，因而表现在：对敌人力量上估计不足，夸大了敌人的力量，很早失掉了胜利信心……荣辱不分，干部党员的责任心不明确……不顽强，党员对党应该无限忠诚，而且应该表现在严重关头的考验上。干部的改名换姓隐名当俘虏是非常可耻的。这次只要我们政治上顽强，不但完全可以出来，打得好还会取得胜利，即便不好也完全可以出来……所以，下一步的问题，要以打不烂、拖不垮的原则来重建180师……你们回去后，首先要揭露自己的错误，大胆承认，只有这样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告诉没有来参加会议的团以下干部都要在政治动摇逃跑这个问题上检查一下。”

　　许多干部为了“过关”，给自己无限上纲，有的互相指责，埋怨情绪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会议结束，师的几个领导和各团的领导回到各自的单位传达了会议精神后，一场“查思想、查斗志、查立场”的自我检查运动在180师干部中展开了。对战士是以正面教育提高为主，反复进行“形势教育”、“荣辱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受挫基本原因及其教训的教育”、“革命纪律教育”等等，并进行“比成绩、比战斗、比学习”的运动……通过这次自我揭露和学习评比运动，每个同志对自己暴露出的错误思想都作了批判，特别是许多干部，在“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指导方针下，为了“过关”而对自己无限上纲，有的互相指责，埋怨情绪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这时候，许多基层干部自然想到了原180师的政委王观潮和北沙、尚但两位老团长。在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各级都进行检讨的时候，下级指挥员怀念能打善战的老上级，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王观潮早在1947年组建24旅时就任政委，对这个师的师、团两级干部甚至有的营、连干部都了如指掌，对部队的作战特点、战斗作风也非常熟悉，如何使用部队，用其所长，补其所短，非常了解。可是，他现在在四川眉山兼任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建设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任务都十分艰巨，难以分身。北沙和尚但两位老团长，也是由于国内部队工作的需要而留任没有入朝。甚至有的同志说，如果这几位老上级在位，这一仗就不会打这么窝囊，180师就不会是这样一种结局。仗没有打好，干部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出现这样那样的牢骚，是很自然的事。而郑其贵听到这些议论时，心头却别有一番滋味……
　　在各级干部“自我揭露错误”的这段时间里，郑其贵一直在忙于写自己的检查报告，他准备本月下旬在全师连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
　　郑其贵的检查报告已经写了好凡稿了，一直定不了稿。他深感自己缺乏指挥才能，当师长不称职，写前几稿时主要从军事指挥错误方面检查找原因，但写好后一看，觉得和上级的提法不对路，把写好的又撕了。同时，又听说上级把段龙章副师长写好的检查报告审查后给打回来了，并催他抓紧时间写好，把检查报告送去审查。
　　为了“过关”，给自己上纲上线吧！把大帽子往头上戴吧！于是，郑其贵又提起笔来只好按“政治动摇逃跑”的路子写下去—— （一）我们所处的情况是和西路军与中原突围完全不同，我们是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没有经过激烈战斗，5月中旬由于干部政治动摇逃跑而把部队搞垮的……这个失败不但断送了党培养多年的一支战斗部队，损失了党的财产，这不仅是军事上打了败仗，而且是政治上的失败……其影响：
　　 增加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敌人是不敢小看志愿军的，而这次敌人会认为志愿军不过如此，使和平谈判不能成功，而敌人骄横无理。
　　 180师的失败对朝鲜人民和党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对我军的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受到了打击，使一些没有接触敌人的部队感觉敌人可怕，造成了思想混乱，对胜利信心发生怀疑，给180师历史上造成了污点。180师从成为野战军，参加自卫战争有过光荣历史，多少干部战士为了这支部队流了鲜血，我们这些同志也造成了污点，最严重的是增加了180师本身工作的困难，由于干部不要兵，使上下造成了隔阂，降低了对干部的信赖，种下了不团结的毒素。
　　 （二）失败的原因基本上是政治动摇，是主要干部先动摇。政治动摇从江南就开始了，被围以后更加深更加普遍，干部都是丢掉部队各自逃命的，21 B、22日、23日开始战斗，23日发现友邻转移了，539团右翼通谷里阵地被突破，左翼敌坦克越过正屏山，到了侧后，此时自己发生了恐慌，认为是背水作战，再守下去有被歼的危险，敌人到达了城隍堂，认为情况严重，立即撤到江北，这时在思想上已经丧失了信心，到了江北敌人占领鸡冠山，思想是恐慌的混乱的，害怕敌人突入明月里，政治上的动摇更加加深变化。被围后即丧失了斗志，首先表现出犹豫不决，只通报情况，自己不敢下决心，使下边没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但最后的决心也是错误的，主要方针错了，不是拼的坚决打出来的方针，而是逃跑的方针，由于逃跑的方针，即没有进行战斗的准备，使部队各自奔前，互相拥挤，失去了掌握，再加上干部又没有很好看地形，大家对道路不能很好计划，致使部队混乱了，表现了没有打出的措施，而是把炮扔掉，骡马丢掉，部队轻装，密码重要文件烧掉，伤员都扔下了。我们应该用一切办法把他们带出来，可是扔掉了，这些都是逃跑的处置。部队本来没有很好的动员，而这些措施，更加增加了大家的恐慌害怕，结果26日晚上一部分拥在后边，而第二日到达东台峰的还是大部分，可是集合起来只有凡百人，又没有建制单位，这都是政治动摇造成，这里也是180师失败的重要关键——突围措施。而第二日仍是继续逃跑的思想，看到有些部队没有到达，恐怕天亮，东台山上的敌人打掉了也没有守起来，应该等一下，收拢部队侦察道路继续前进，结果又继续逃跑，又走错了路到东野川更失掉了信心，开了一个会，完全是错的，提出了分散突围，没有挺身而出组织所有同志打出一条血路，而只组织各单位自行联络各自走，这是不要部队的具体表现，接到军的电报又集体走，但已种下了不要兵的影响。所以28日部队全部解体了，使收拢的几百人也散了，这是囱己只顾个人逃命，失掉了师长、共产党员的品质，把警卫员参谋也丢掉了，愿意人少，目标小，完全成了可耻的保命思想，忘记了自己是党委书记，哪有党的纪律，在跟前的干部战士也没有收容，遇到的干部战士也没有要，只是害怕目标大，怕暴露自己是师长，最后也产生了自杀的绝望思想……
　　 以上都说明了政治动摇，首先集体逃跑，而后各自逃命，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造成了180师的失败。
　　郑其贵边写边翻开自己的笔记本看看在军里开会的记录，对照一下自己写的是不是与上级强调的观点吻合，同时，检查一下看还有哪些内容没有写上，然后继续往下写：
　　 政治动摇……的问题，只要放弃了党的利益即是政治动摇，军事指挥对失败的影响——指挥上的错误，只是造成了部队被围，而处于不利的情况，给部队造成困难，即使代价再大一些，但不能使部队覆没，所以军事指挥上不是主要原因。但是军事指挥也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在作战中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战术原则是积极斗争，变自己不利为有利，要主动打击敌人，而这次防御作战恰恰是消极的防御，过江后即完成了退却的措施。
　　另外，自己完全是机械地执行命令，对自己情况毫不加以研究，只是简单执行上级命令，因此没有纵深配备，分散兵力，叉加以自己依赖上级，依赖友邻，没有对友邻和上级作应有的估计，只是要求。以及在这次作战中，没有控制公路，只占山头，不能确实阻击敌人前进。
　　郑其贵写到这里，觉得下面该“批判挖根”和“努力方向”了：
　　 自己政治觉悟不高，没有基础，平时还可以为党做一点工作，但也不好。到了考验的时候，自己即违背了党的利益，自己虽经过党多年来的教育，没有放弃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农民的立场，军事上没有经验，所以在这次考验中证明自己革命人生观没有树立。
　　 为什么这次政治动摇这样普遍呢？这是我们过去工作上有毛病：在党的建设上重量不重质，对党员的教育不够，强调模范带头作用不够，党委制度执行得不好，多开了党委扩大会，无形中削弱了党的威力，党内民主开展不够，没有开展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够，致使党没有力量……在思想建设上也做得不够完整……五次战役发现了部队的思想问题，但叉没有从根本上进行解决，过去的教育也是重了战士轻了干部，所以这次干部很糟糕。
　　 当然，我们对过去的成绩不能抹煞，但不能估计过高，而必须适当估计，主要应从自己检查做起。
　　 （三）今后如何办？上级是很关心的，要重新建设这个师，补充了战士，调走了跑的干部，是为了建设党的一支有力量的军队，这是可以做到的，要好好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把这支军队建设好。
　　 突围的同志要深刻的以党的原则检查自己，不应该悲观失望，如再搞不好，就更对不起党。
　　 没有参加突围的同志，也不要把自己估计的过高，不要光埋怨上级，放松了自己的工作。
　　 新来的同志，有的不安心，现在党即决定各位同志来建设这支军队，这担子是很重的……就是更光荣的。
　　 以上三批同志，要互相学习优点，克服缺点，团结一致，定能把工作搞好，不能存在宗派主义的看法。
　　1951年11月24日，郑其贵在180师连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了这个检查报告，同时，副师长段龙章也在这个会上按“师的主要干部政治动摇逃跑是受挫的基本原因”的路子作了检查。郑其贵和段龙章都“过关”了，处理结果：团以上指挥干部党内留党察看，行政上一律降职、撤职。郑其贵撤职以后降任兵团管理处长，段龙章降为军作战处长。
　　师的领导只订王振邦一人仍任参谋长，大概是因为他刚从其他部队调来，战时义未直接参与指挥的缘故吧。对突围出来的营长、教导员多数同志也是同样的处理，戴上“政治动摇”的帽子，同样足留党察行和行政撤职。例如539团政治处主任李全山，在突M中带邻队英勇突围，可是，在思想检查后却歪曲他的检查内容，断章取义，硬说他是政治干部还想比名叛变，给以莫须有的处分。个别干部还被判了刑，送进监牢。这是一个政治运动十分频繁的年代。
　　然而——往往又是槁一次运动平一次反。
　　后来——又纠了偏，平了反。
　　几十年过去了，180师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回撤中的是非功过，经过岁月公正、无情的冲刷。越发裸露出它客观现实的内核。悔恨、埋怨、耻辱、诅丧……的情绪慢慢淡去，呈现出更多的是理智、深刻、冷静的思索……N87年，原60军军长韦杰在临终前说：
　　“我认为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180师失利，把棍于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并要他的夫人郭毅同志写信给原60军参谋长邓仕俊告诉他的看法。

　　 邓仕俊同志：

　　 韦杰同志晚年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就是要把60军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中180师遭受损失的真实原因，做一个准确的回顾。他认为，这对我军在今后的战争中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是很有必要的。直至他病重期间才凡经修改完成了一个稿于，尚未寄出，他就离开了我们。遵照韦杰同志生前嘱托，现将此稿寄去一份，仅供研究参考。

　　 　　　　　　　　　　　　　致
　　 　　　　　　　革命敬礼
　　 　　　　　　　　　　　　　　　郭毅
　　 　　　　　　　　　　　　　　　　　　　　　　　　　　1987年3月10日

　　1994年春天，我从搜集到的一些材料里发现了这封信和《韦杰回忆录》里成都军区司令部研究室研究员江克均在《临终前的一桩心事》中记录的经过以及韦杰“对180师遭受损失真实原因回顾”的稿子—— 1986年6月，我去北京解放军301医院探望老首长韦杰同志。进屋后，我向首长转达了军区司令部领导对他的问候，韦杰同志身体虽很虚弱，但仍然目光炯炯，很有精神。他首先关切地询伺了军区机关建设的一些情况。之后，他对我说：“克均同志，我有个想法，也是我的一桩心事，就是想把抗美援朝作战第五次战役中180师夫利的经验教训好好整理一下。你刚从军事学院毕业，协助我办这件事最适合。”我答道：“很有必要，整理好后可以发表。”韦杰同志连忙摆摆手说：“写这篇文章不在于发表，我们这些人的时间不多了，主要是要把战争的经验教训留给新上来的同志。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要提高部队现代战争的指挥能力，把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的真实情况，用现代的观点总结出来，向总部和军科院汇报，对将来我军作战有好处。”这时，首长夫人郭毅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群众传说韦杰在朝鲜战场五次战役打了败仗，毛主席要处罚他。”韦杰同志笑了笑说：“那是传闻不去管它，对五次战役6O军的情况，组织上很清楚，早有公正的评价。撤军回国后，周总理当面对我说过：‘韦杰同志，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彭总在志司党委会上也说过，60军对情况的处理是正确的。现在对个人的功过是非，没有必要去讲了。最重要的是把作战的经验整理出来，传下去，血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可贵。”
　　 他接着说：“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军要懂得现代化的战争，这个指示太好了。从我军的整个作战历史看，真正打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规模大的还是抗美援朝战争，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宝贵经验的。”
　　因此，韦杰对这段作战历史认真地进行了回忆总结—— ……用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我们从180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应当吸取些什么教益呢？我认为，造成该师招致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在作战指导上有轻敌麻痹的严重缺点。
　　 首先从全局上看，没有贯彻量力用兵的作战原则，确定战役目标和任务超越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
　　 其次是轻敌麻痹，没有做到知已知彼，对敌人企图判断有误，对我之各种困难顾及不够，没有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设想几种作战方案，多准备几手对付敌人的办法……
　　 第三是作战部队没有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进行充分的准备……
　　 （二）兵勺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
　　 五次战役中我中朝人民军队民击部队一线展开，向前平推，反击人有形式拳头，阻击没有突出重点，各级预备队很少，力量薄弱．缺乏后劲，部队消耗后，无“油”可添。5周23日当“联合国军”乘我转移之机，全线反扑时，我军全线一度处于被动。战役开始60军为3兵团左翼梯队，在战役第二阶段发起后，兵团将我军的三个师分由3兵团和12军、15军指挥，分散在三处作战。军在战役过程中没有掌握饥动兵力，战斗行动上受到很大影响。在阻击敌人大犯时，我60军三个师虽奉命归建，但位置分散，距离甚远，客观上造成军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全军仍一线配置于30公里正面上，军的防御缺乏韧性。致180市被围时，其余两个师仍在春川东北地区，山大路小，运动不便，不能及时救援。战舌看，如能在战役结束时，迅速将180师、179师转移至北汉江以北地区并肩组成防御，将181师作军二梯队，同时加强与友邻联系，态势将有利得多……
　　 （三）未能选择良好的阻击阵地实行重点防御。
　　 以劣势装备抗击光势装圣之敌，必须要有良好的阵地依托。我军由反击转入防御时，对此未能引起足够重视。180师在北汉江以南阻击敌人，背江而战，地形条件极为不利，同时《验证明：山地防御要阻止敌装甲车、坦克饥械上部队的攻击，一定要依托有利地形，采取重点防御、控制要点、卡日制谷，这样才能凭险据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化劣为优，档注敌人进攻的势头。而在五次战役中我军对此尚无经验，给敌以可乘之饥。180师于北汉江北岸阻敌时，未以精兵扼守公路，使敌得以突破防线长驱直入……
　　（四）组织指挥不严密，与友邻协同失调。
　　五次战役中在组织指挥上没有注意照顾部队建制，部队建制打得很乱，这给部队作战行动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3兵团命令我60军采取防御，接此命令时，我军相当分散，军里没有掌握战斗部队，吝师虽奉命旧建，但尚未收拢，181师距军部120多公里，要走儿个晚上才能归建，180师在加平方向，遭敌反扑，陷入不拔，无法归建。同时，兵团也没有把该师交回来，掩护员转运任务均系兵团直接向该师下达，兵团23日至26日叉与各军失去了联络。只有179师后撤路线与军部一致，该师刚赶到军部附近．敌坦克部队已进至华川，军当即将该师部署在马坪里以北的丘陵地带展开，挡住了敌沿公路北亿之主力，把敌人的锐气打下去了，但179师亦遭受很大伤亡。后来彭总在总部开会时讲：“60军机动灵活，能够把179师使用在这个方向上，把敌人档住了，否则敌人沿春川这一条公路插到元山港背后，后果将更为严重。”实践证明，大乒团咋战，友邻协同至关重要。5月23日在180师遭敌攻击时，右邻友军未作通报的突然后撤，使180师测翼更加暴露。此一缺点为敌所用，敌乘机猛插城隍堂，致180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
　　 （五）通信联络没有保障，指挥经常中断。
　　 在整个战役中通信联络不能保持顺畅指挥，究其原回：一是通信组织不健全，装备落后，技术不高；二是各级指挥员对此重视不够，还不善于运用通信工具，不善于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通信手段和多种通信手段并用，以使重要的任务迅速下达，紧急的情况及时上报；三是经常遭受空袭，加之少数通信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而造成联络中断，这就使得各级指挥受到严重干扰，必然造成作战中的混乱，在5月23日敌全线向我反扑的情况下，3兵团当日晚在山阳里以东地区遭敌飞机终夜封锁轰炸，电台被毁，电台和机要人员失散，因此与各军无法联系，中断指挥三天。我60军也数次出现联络中断情况，招致指挥失灵，造成被动……
　　 （六）后勤保障能力差，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
　　 在五次战役中敌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我交通线实行轰炸封锁。白天我军不能运动，只有利用夜间行进。战役中我又前出太远，我60军最远前出200公里，远离后方，补给困难，伤员难以后送……
　　 （七）180师领导干部遇险慌乱，指挥失当。
　　 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许多部队和个人都表现了英勇顽强，坚决勇敢，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与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如539团五连政治指导员杨小来率一个排在鸡冠山与敌血战，直至弹尽粮绝与敌肉搏壮烈牺牲。但该师主要负责干部政治动摇，惊慌失措，右倾畏缩，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未能果敢沉着，细密组织与部队同心同德，坚决突围或与敌人死拼到底，回而导致全师重大损失。如果不是这样，师指挥员能临危不乱，沉着指挥，定下正确决心，坚决组织突围，将是另外一种结果。
　　 180师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史实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是我们在这一损失中用鲜血换来的沉重教训，不应忘记。往往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加宝贵。真实的记录研究，对我们在未来作战中无疑是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的，这也就是我想回顾这段历史的一个愿望。
　　1994年夏天，我在南京采访原180师参谋长工振邦时，他还认为，“180师受挫是因为‘各级干部政治动摇’的定论，值得进一步探讨”……
　　“至于郑其贵，公道的说，他政治上是坚定的，是一个很好的政工干部，但危急关头的考验也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据许多熟悉郑其贵的同志回忆。

　　为了执行干部轮换计划，王近山回国，60军的领导也作了较大的调整，180师的领导除参谋长留任外，其他都换了人

　　1952年末，朝鲜战争已打了两年多。但战场上的们僵持状态仍在继续，停战谈判已因为战俘问题而陷入僵局。
　　这种僵持状态，酿成了美国军政当局内部的激烈争吵．为了平息内部纷争，美国总统杜鲁门准备以新的军事行动打破朝鲜战争的僵持局面。
　　正当杜鲁门为新的军事行动进行筹划时．美国总统竟选揭晓了。社鲁门所在的民主党一败涂地，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利用美国朝野要求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望竞选成功，于11月5日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
　　然而，艾森豪威尔给美国人民要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许诺是骗人的。
　　艾森豪威尔出任总统后，就使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难行……美国操纵联合同第七届大会，通过了强迫扣留朝中方面战俘为基础的所谓以支持美国“自愿遣返”原则提案，否定了苏联关于立即结束朝鲜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修正案。也就在联合同大会通过这个提案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亲自带了一批军政要员到达朝鲜战地视察，会见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美第8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以及厂属各军军长，召开了一系列商谈战争部署的会议。在会议中，艾森豪威尔声称：“……战地指挥官们同意，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指美国）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
　　……这一切预示着，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为“结束这场战争”，可能采取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在谈判问题上作某种妥协，以实现停战；另一种办法是在军事上对我进行某种行动。从许多情况来看，艾森豪威尔似乎正准备采取后一种行动——结束战争的天平再次向军事行动一边发生倾斜。据透露，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曾特意组成专门小组，搞了一个准备实施两栖登陆的代号为《“8—52”作战计划》——这几乎已经表明，那就是“联合国军”很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一旦得逞，就会通过陆、海、空三军大规模的全面攻势，推进至元山——平壤一线。
　　所有这些，唤起中朝人民的一种高度的警觉：艾森豪威尔试图重演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鬼把戏，对此不能不严加防备。
　　毛泽东针对艾森豪威尔可能的新的军事冒险，在1952年12月16日签署的关于朝鲜战局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方针中及时指出：……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尽一一切力量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志愿军总部安排了1953年以反登陆作战准备为中心的工作任务：
　　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加强两翼海防，特别是西海岸防御，准备打击敌人的登陆、空降和投原子弹；正面部队则一面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面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不断地消耗敌人，拖往敌人，破坏敌人的登陆计划．拟在1953年的存、夏季各组织，次战术性反击战役。
　　面对这个任务，彭德怀对兵力作了相应的部署：除东、西海岸部有相应的兵力防御外，在正面以志愿军八个军、朝鲜人民军两个军团部署一线，志愿军三个军、朝鲜人民军一个军团部署第二线，数量不多的空军参战，坦克1师、2师和几个独立坦克团参战。
　　60军的上要任务是：接替东线68军尔起文登里、西至北汉江一线的防御任务，归20兵团指挥。民体划分：179师的三个团接替从文登公路西侧至890．2高地“一线的防御阵地，18l师以两个团，并指挥180师一个团接替从890．2高地至北汉江东岸一线阵地，其余的180师两个团、181师一个团接替二线任务。
　　此时．为执行P邻轮换计划，中央军委任命杨勇为20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为3兵团司令员，轮换郑维山、王近山回国。对60军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较大的调整，上级任命韦杰军长调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张祖谅回60军任军长兼党委书记。袁子钦政委调总政卜部部上作，查玉升副军长调任驻云南的14军副军长，181师师长王诚汉升任60军副军长，仕俊参谋长为副军长。
　　“原来是这样。要告诉180师，仗，是有得打的，大显身手的机会不久就会到来。”张祖谅向邓仕俊点了点头。
　　这时候，作战参谋任秀峰送来了一封志司发来的电报：
　　“33师调归60军建制，180师编为独立师，直辖志司，继续锻炼。”张祖谅看罢电文后，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他把电文递给了王诚汉、邓仕俊、赵兰田一一传阅。
　　张祖谅对33师这个部队是熟悉的。当年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并肩作战，都在晋冀鲁豫军区编制序列内，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薄一波领导下作战。60军是王新亭任司令员指挥的第8纵队，33师则是陈锡联司令员指挥的第3纵队第9旅。1947年夏季，刘、邓首长率野战军主力南下以后，33师战淮海，渡长江，一直打到浙赣线。而第8纵队则在徐向前、周士第等首长指挥下，坚持在内线作战，对歼灭阎锡山军主力，解放山西做出了重要贡献，后又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进军西北。大西南战役中，在贺龙司令员指挥下，60军从北面入川，33师则在11军编成内从东、南面入川，对敌人形成合击之势。
　　完成解放大西南任务后，60军于1951年3月入朝，33师虽然入朝晚一些，但在国内“剿匪”、战备和训练，成绩突出，装备也好，已是按当时标准编成的“半机械化”师了。
　　如果把33师调归60军建制，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但180师如果改为志愿军独立师，就失去打“翻身仗”的机会了。张祖谅反复考虑……“我看这个事现在让180师几个领导知道就行了，暂时不向下传达，待我到兵团去问个明白……建议仍保留180师番号，今后保证搞好……”
　　王诚汉、邓仕俊、赵兰田完全支持张祖谅的看法。他们也觉得，现在全军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尤其是180师决心打好“翻身仗”的劲头已经鼓得足足的。如果此事一传开，180师的番号都没有了，还打什么“翻身仗”，必然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甚至对全军都有影响兼参谋长，12军31师师长赵兰田升任副政委，179师师长吴仕宏伤愈回师，181师由钟发生任师长，180师师的领导除参谋长留任外，其他都换了人。
　　张祖谅军长带着上级的信任来到军部——自在洞。
　　这是位于山沟里的一座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为了防空防炮，村里的老百姓大部分搬到深山里住了。张祖谅乘坐的吉普车拖一溜烟尘开到军部附近停下。王诚汉、邓仕俊、赵兰田等人早已在村口等候。在自在洞后山的一个防空掩体内，他们向军长张祖谅汇报了部队接防前后的一些情况。
　　“……60军在谷山地区经过一年多的整训，是在特种分队增强，连队充实，机关精干，提高了干部的指挥水平，战士掌握了战术技术和战斗动作，对现代作战特点，防空、防坦克、防炮和进攻中打火力点，打隐蔽部的战法部比较熟练的基础上上阵地的。上阵地后，全军上下都憋着一股劲，争着要打下一仗，为死难烈士报仇……特别是180师回撤失利受到严重损失，感到灰溜溜的，经过整训上阵地后，情绪高了……他们争任务，要到第一线……”
　　“我在国内对180师在五次战役中受损失的事已有所闻。180师是我指挥过的老部队，在朝鲜受到严重损失，我很痛心……我也有一份责任，过去我没有带好……现在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放心了……怎么？他们争任务，是不是怕没有仗打？”军长张祖谅插活。
　　“可不是吗。接防前，我们对军的兵力部署进行过多次讨论，不敢把180师使用到第一线，而180师则因板门店和谈进展顺利，唯恐达成停战协议失去打‘翻身仗’的机会．急于走上第一线，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军决定光以546团归181师指挥接替右翼一个团的防御任务，538团、539团作为军的第二梯队。当军宣布这个决定时，540团兴高采烈．538团和539团却垂头丧气，默不作声……”邓仕俊继续汇报说。
　　因此，180师师长李钟玄、参谋长王振邦、政治部主任袁本慧知道后没有向下传达，他们只是让大家一股劲的埋头苦干锻炼下去。
　　180师在一线的540团团长周光噗上阵地后，就组织指挥部队首战取胜。前沿一个小组，在遭到南朝鲜军第5师28团一个连进攻时，敢于放近敌人，突然开火，将敌击退，歼敌50余人，还缴获了三支卡宾枪。初时，敌人活动相当疯狂，不断以小部队对540团前沿阵地夜间袭击。后来，研究了敌人的特点，加强了自己的小部队活动，夜间在敌我中间地区设伏，给敌小部队多次打击。夜间摸袭敌人的哨兵，白天开展冷枪冷炮歼敌运动，五连战士杨池文在40天时间里一人“打活靶”就击中敌人103名，还培养了39名狙击手，战果越打越大，很快就把敌人的气焰打了下去，把战争的紧张空气，从我军防御前沿推到了敌人的防御前沿。
　　与此同时，在二线的538团、539团和师直属队积极主动地圆满完成了整修道路、前送后运、工程构筑、防空勤务等各项任务。
　　一个多月后，张祖谅在电话上告诉李钟玄了：
　　“我到兵团询问了对你们师的处理方针，兵团领导说，180师已经有了朝鲜战场上两年的锻炼，现在情绪很高，有生气，还是决计保留。”
　　张祖谅讲到这里，稍停一下又说：
　　“以后，兵团向志司报告后，志司现在决定：33师归21军建制，60军三个师建制不变，180师要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
　　李钟玄听完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王振邦、袁本慧后，他们的情绪更高了。李钟玄代表全师指战员向军党委、军首长强烈要求独立担负防御作战任务。
　　60军党委采纳了这个意见。
　　于是，决定179师右翼890．2高地防御阵地交给539团接替，把181师的左翼649．8高地和510高地的防御阵地交给538团接替，180师在60军的重要方向上独立担负一个近八公里正面阵地的作战。
　　“539团上阵地后，求战心切，团长陈克难一上阵地就组织一次反击敌一个加强排的阵地，由于对敌情侦察不细，敌人先期撤收，反击扑空。总结经验教训后，第二次反击，歼灭敌人一个加强连，毙伤敌连长以下190余人，俘敌14人，缴获重机枪：挺，轻机枪2挺，卡宾枪25支，创造了60军在小型反击战中歼敌一个连的首例。”
　　接着，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推动着大家更积极地作战。
　　“538团团长庞克昌一上阵地还组织以步兵武器打敌低空袭击的敌机。该团高射机枪排战士膝锡浦用27发子弹击落两架敌机。九连机枪射手陈兴德以13发子弹击落敌喷气式战斗机一架，六连轻机枪射手击落敌机一架，团侦察参谋李世振一个点射击落一架敌机。538团上阵地10多天就击落击伤敌机五架……”
　　“540团团长周光噗令三连连长带一个排插入敌阵，突然攻击，歼灭南朝鲜军第7师近一个连，毙伤敌人77名，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受到20兵团司令部通报表扬……”
　　“540团六连反击303高地，他们隐蔽摸到敌前沿，克服了敌人的地雷障碍和多道铁丝网……由于最后一道铁丝网破坏不彻底，冲击部队无法通过，爆破手罗维兴抱起炸药包立即爆破，残余的铁丝网仍妨碍冲击，罗维兴不顾牺牲个人，迅速趴在铁丝网上当跳板，要求战友们踩着他的血肉之躯冲击前进……这一仗经一小时战斗，歼灭敌人一个加强排。为了表彰罗维兴，兵团首长批准给他记了一等功一次……”
　　“1953年除夕之夜，540团一个小分队反击渔云里东南无名高地，在主阵地上，一个火力点破坏不彻底，机枪封锁着前进道路，老战士赵永旺在手榴弹用尽，枪弹打完，引诱敌火力不成功的情况下，毅然扑向敌枪眼，这位黄继光式的英雄，用年轻的生命为冲击部队开辟了道路，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加强排。赵永旺的事迹很快传遍全军，战后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一等功，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这一份份的捷报，显示了180师在一个个新的考验面前交上了一份份合格的答卷——说明540团执行防御任务四个月，538团、539团执行防御任务两个月，在坚守阵地、实施反击、开展小部队活动各个方面不仅都能够和其他部队一样完成任务，而且完成得很好。
　　180师的劲头更大了。
　　上级对180师放心了。
　　60军党委会议决定调整部署，180师接替181师全部防御任务。
　　1953年2月下旬，新任命的180师政治委员唐明春到任时传达了兵团首长对180师的评价：
　　“180师从受挫折到整顿后重上战场，弯子转得好，现在部队很有生气，虚心谨慎，成份也好，有发展前途，差的是还未经过严重的考验。”
　　这个评价对180师鼓舞很大！
　　180师的全体干部决心高标准，严要求接受重大的考验，迎接新的战斗，即将在东线防御的夏季反击战役中打出180师新的光辉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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