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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美国革命的传奇是福吉谷。福吉谷的战斗业绩已铭记在所有美国爱国者的心中。在度过了那次严峻考验之后，乔治·华盛顿和他的战士们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法国革命摧毁了巴士底狱。对俄国革命来说则是攻占彼得格勒的冬宫。当时巴士底狱中仅关押着七名囚徒，而布尔什维克进入冬宫则易如反掌，因为冬宫只有一些年轻人和妇女在守卫。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它们都成了革命的象征。
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他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但是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从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清朝的没落是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它国内软弱无能，国外受到西方军事、技术及经济上的强权压迫。历经一百年，中国革命才获得成功。最早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带有假基督教神秘色彩的太平军起义；接着是一九
oO年同样神秘、疯狂和排外的神拳义和团。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组织涣散的民主革命者终于推翻了帝制，而其后中国却陷入了自公元前四百年的战国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混乱之中。
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了英雄主义，人间悲剧，阴谋诡计，血腥残杀，背信弃义，低级趣味，军事天才，政治诈编，道德追求，精神向往和个人仇恨。纷繁杂陈，不一而足，即使是大文豪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浩瀚的故事。而令人神往的是，故事还没有完，恐怕永远也完不了。
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的黄土高原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首次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出悲壮的人间戏剧。这些共产党人是一年前到达陕北的。他们经历了七千多英里的行军、战斗，他们挨饿、受冻，他们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横渡了二十四条江河，据毛计算共翻越了一千座山。
据说一方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约有八万六千名男女战士。一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可能只有六千人与毛一道抵达陕北。
我首次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长征。许多中国人也是从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中得知长征的。这本书使我，也使成千上万的人思潮澎湃。当时斯诺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他曾经想写，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于一九七二年首次到达中国。随后，我与中国通谢伟思联名向现已故去的周恩来提出了沿毛泽东所率红军进行长征的路线采访，并撰写长征纪实的建议。在此以后十几年里，这一建议又反复提出过多次。
建议如石沉大海。那时正是毛泽东晚年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也是“文革”和“四人帮”当权时期。毛的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同志，那些曾经在困苦和流血牺牲的战斗中休戚与共的人，都被整得七零八落。许多人离开了人世；许多人在“文革”的恐怖之中去世。有些人是被害而死的；许多人还在监狱里饱尝煎熬。那些年，谁是长征英雄，谁就会被那些争当毛的接班人的人戴上罪魁祸首的帽子。
要在那种情况下撰述历史是没有多少机会的。即使在一九七六年毛逝世，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死党被捕与受审之后，我也未能迅速打开通往长征之路的大门。只是在邓小平逐渐掌权，老英雄们得到甄别平反并担任要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只是在对历史逐渐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之后，沿长征路线寻访的计划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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