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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六天战争


       ——以色列对埃及的闪电战(1967年6月5日)

    突如其来的空袭,突如其来的灾难。以色列
  空军在中东上演了一幕空前的话剧,让所有的人
  都感到意外。

  1967年6月5日清晨8点钟,尼罗河上空的浓雾已经散尽,看来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正值上班高峰期,开罗的大街上已经是熙熙攘攘,上班的车流和人流把埃及的主要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车队的行进速度非常之慢,简直就像是乌龟爬行。一些焦急的车主不断地鸣着喇叭,催促前面的车队加快速度,无奈,天不遂人愿,车队还是不紧不慢地向前爬着。好在这种情景今天也不是第一次碰到,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大部分车主倒是宁愿这样等下去。
  此时,在埃及的各个机场,飞行员已经洗漱完毕,纷纷向停在机库的米格战斗机走去。这两天风声很紧,中东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埃及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几天前已经发出警告,“根据事件发展的迹象,我们必须料到敌人将在48小时至72小时内发动攻击……首先攻击的对象是我们的空军。”以色列对突然袭击特别拿手,他们惯常是利用休息日发动进攻,而且选择的时间都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警惕性最低,空袭最容易得手。正因为如此,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对这个时段特别担心,每天拂晓时分总有几架战斗机在空中待命,只要以色列飞机出现,他们就会及时告警,并把他们消灭在空中。现在好了,今天是星期一,令人心惊肉跳的周末已经结束,拂晓时分已经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看来,总统也是担心过度了。
  警报声响了,戒备状态解除了。机场上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雷达兵也关上雷达,揉揉那因为过于关注而早就疲劳的双眼,换班的人就要来了,他们该去吃早饭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戒备森严的时刻,以色列的空军已经出动。8点整,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长达标和他的一帮将领,已经齐集在空军作战室。空军司令霍德对着麦克风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以色列的40架飞机就已经起飞了,几分钟后,第二批又是40架飞机也起飞了,随后就是第三批。这一次,以色列共出动了186架飞机,占整个以色列空军的一半以上。为了隐蔽企图,他们没有直奔埃及,而是利用萨马里山和朱第安山的阻挡,超低空进入地中海,飞过尼罗河后,他们在地中海上拐了一个弯,直插埃及腹部的各个机场。
  8点45分,以色列空军出现在埃及各个机场上空。果然是一片热闹的景象,但这种景象让以色列飞行员十分兴奋:机场上空没有战斗机巡航,机库里的飞机还没有拖出来,而陈列在机场上的飞机,除了少数几架外,大部分是假的,是用来迷惑以色列飞行员的。但是狐狸又怎能斗得过好猎手,更何况埃及人不是什么狐狸。事先,以色列已经把这些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对机场上的假目标感兴趣,炸弹准确地落在目标位置。顿时,埃及的各个机场上,燃起了隆隆大火。

  警报再次响起。不过,这已经太迟了。以色列的飞机在埃及空军机场上准确地投下了重达500磅、1000磅的炸弹,对停放在机库里的飞机,以色列小伙子还无暇顾及。他们首先用炸弹摧毁机场跑道,让埃及飞行员无法起飞,眼睁睁地看着以色列飞机肆虐在他们头上无可奈何。至于说那些飞机,就留给后来的以色列空军来对付吧!
  空袭来得突然,埃及的防空设施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当第一批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跑到掩体里去了,几乎没有人想到让自己的战斗机紧急升空,去迎击以色列飞机,也没有人想到去脱掉防空高射炮的炮衣,用连珠般的炮弹把以色列飞机揍几架下来。由于今天早上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密尔元帅带着一群高级将领到西奈视察去了,所有的埃及武装部队都接到指令,在元帅升空期间,埃及领空实施禁空,禁止高射炮开火。打以色列的飞机埃及人没有多少把握,但说不准会误打误撞,把元帅的座机从天上给揍下来。因此,尽管阿以形势已经非常紧张,火药味已经极浓,埃及军方还是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样实际上把主动权留给了对手。
  第一次空袭后,有一些忠于职守的埃及地勤人员出来抢修跑道,以便让自己的战斗机升空迎敌,但几分钟后,第二批空袭者又来了,抢修跑道的地勤人员成了以色列空军的活靶子。这下子,埃及人彻底绝望了,他们放弃了任何努力,听任以色列飞机在埃及领空横冲直撞。经过第一攻击波后,埃及的飞机已经有197架被毁,其中189架是在停机坪上被击毁的。有6个机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历个雷达站失去了作用。
  9点34分,以色列的第H攻击梯队出发了,164架次的飞机对埃及的空军基地和雷达站狂轰滥炸。这一次,埃及人终于作出了反应。一个中队的米格一对战斗机起飞迎敌,尽管这些飞行员表现都很英勇,但终因大势已去,他们也不是以色列海盗机的对手。最后,由于机场大部被毁,他们无法找到降落的机场,只好坠毁。到中午时分,几乎所有的埃及飞机都被摧毁,能够在这场空袭中保留下来的飞机只有几架。两次袭击共摧毁了埃及304架飞机,1/3的飞机员丧生。埃及部署在机场、雷达站附近的防空部队,从萨姆导弹到高射炮,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相反,他们也成了以色列空军的靶子。
  但是,埃及人还没有从第一次打击中清醒过来。9点50分,开罗的广播电台向人民播送了第一批战报。但是,人民从广播中听到的不是失败,也不是挫折,而是胜利。10点半,播音员报道:“亲爱的兄弟们,告诉大家第一批胜利的消息!据来自部队的可靠消息称,以色列23架飞机被我们击毁。”11点10分,电台公布的埃军的战果达到了42架,20分钟后再增至44架,下午1点45分,增至70架。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们走上街头,庆祝胜利。人们高喊着纳赛尔的名字,要杀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至于说头顶上的轰鸣声和附近机场的爆炸声,则似乎从来没有人注意到。
  纳赛尔这位埃及统帅也同他的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整个上午他在总统府一步没出,听着部下不断传来的大捷报告,兴奋得发狂。中午时分,他向约旦国王侯赛因发出了“大捷”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以色列的进攻被击退后,埃及的空军攻势已经到达以色列领土。”他没及时听到侯赛因国王的答复,当然也无法想象侯赛因听到捷报时的“喜悦”心情。他哪里想到,不久前刚刚与他握手言和的侯赛因兄弟此刻根本没有工夫分享他的胜利喜悦。在解决了埃及的空军后,以色列空军又出现在约旦的机场上空,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目标也没有例外。
  纳赛尔仍然沉浸在喜悦中,他坐在总统府内,遥想着自己英勇的飞行员向以色列出台的情景。到下午4时,一个空军高级军官终于闯进了总统府,吞吞吐吐地告诉总统:“我来这里是向你报告,我们没有空军了。”
  “没有空军了?”纳赛尔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埃及空军在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不对呀,埃及空军总体力量要大于以色列。据统计,埃及共有58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是380架,而以色列只有354架飞机,而作战飞机是196架。如果埃及空军真的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剩下的飞机数量应该远远超过以色列。
  纳赛尔不相信这个结果,追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空军军官吞吞吐吐地回答说,英国和美国的空军参与了这次袭击。
  又是英国人!纳赛尔的脑海中立即闪现出那个统治埃及几百年、可恶的殖民者的形象。如果英国和美国参与以色列的海盗式袭击,那么埃及空军肯定不是它们的对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一幕立即清清楚楚地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那一次,以色列联合英国人、法国人,向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结果,埃及的空军在地面上被摧毁了。难道这一次重演了1956年战争的一幕?
  与欢天喜地的埃及人相反,战争的第一天,以色列人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9点10分,以色列电台发布了军队发言人的公告:“从早晨开始,我军在南方战线已同向以色列运动的埃及空军和装甲部队展开激烈的战斗。”简短的公告让人犹在云里雾里,摸不清头脑。战争已经爆发了,以色列的战况如何?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没有?这些对老百姓来说至关重要的答案,电台里竟然连一个也没有公布。更有甚者,第一个消息发布后,以色列的电台就华声了。人们听不到以色列军队的消息,相反,电台倒似乎是阿拉伯人经营的,播送的尽是阿拉伯国家的“辉煌战绩”,这可让以色列人发急了。可是,静下心来细想一下,情况也不尽然。你说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势如破竹,怎么一天下来也没有看到阿拉伯人的影子?以色列并没有什么战略纵深,如果稍微失利,阿拉伯人就会立即出现在以色列领土上。还有,在犹太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色列领导人怎么就不出来说一句话呢?为什么不动员以色列人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还有,那几天前刚刚上任的国防部长,被以色列誉为“战争之神”的达扬怎么也不露面?这些疑点让以色列人焦虑不安,可是又拿不难答案到底是什么。
  第二天凌晨五点,以色列官方终于打破沉默。国防军总参谋长拉宾宣布:以色列空军在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共歼灭敌机400架,而以色列的损失是19架。在地面上,以色列军队的进展同样顺利。事态处于良好的掌握之中。以色列人终于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以色列空军开始行动半小时后,陆军也在地面上采取了行动。这一次,打击的目标依然是埃及。以色列空军开始空袭时,西奈前线的埃及指挥官都到机场上去迎接他们的阿密尔元帅,当进攻发起后,埃及军队实际上处于无人指挥的状态。没有人告诉这些遭到袭击的混乱的士兵该干些什么。失去制空权的埃及陆军顶不住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尽管埃及军队最初也拼命抵抗了一阵子,但以军的炮火太猛烈了,埃及士兵几乎是用血肉之躯在对抗着敌人的弹幕。到第二天早晨,阿密尔元帅觉得大势已去,匆匆向部队发出撤退的命令。于是,几万埃及军队立即溃不成军,成群结队的士兵抛开自己的武器,管它是冲锋枪,还是装甲车或是坦克、大炮,只要能抛开它逃命,埃及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把它们留给了以色列人,自己匆匆向运河以西撤退,而他们的指挥官则在下达完撤退命令后先行离去了。真是兵败如山倒。战争开始四天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西奈,直逼苏伊士运河。
  这场后来以“六天战争”为名的战争对埃及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在这场战争的第一天,埃及失去了几乎全部空军,再次上演了苏伊土运河战争期间空军在地面被消灭的悲惨的一幕。在随后展开的陆地战役中,埃及失去了西奈半岛,驻守在西奈的7个师中,有4个师被消灭,3个师溃败,互万多人在战场上阵亡,几乎同样数目的人受伤,5500人当了俘虏,其中包括11名将军。至于说埃及耗费重金从苏联等国引进的先进武器,几乎全部遭到遗弃。在投入西奈的1000辆坦克中,有一半被击毁,另有100辆近乎完好无损地被以色列军队缴获。至于说其他车辆,丢弃的难计其数。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报道,丢弃在西奈的机动车辆至少有1万辆。有的被完全打坏了,有的则是完好无损。在米特拉山口,各种各样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足足排了两英里长!而纳赛尔为了装备这些车辆耗费了埃及多少宝贵的外汇储备!
  这场军事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埃及人在思考,纳赛尔在思考,以色列也在思考。对他们来说,这场胜利是必然的,但是,胜利来得如此容易,却让他们大感意外,也让世界所有的军事家感到吃惊!一位苏联高级官员私下里评论道:“‘简直是一场灾难2我们原以为以色列会陷入困境,美国可能被整个穆斯林世界包围。我们还以为,对美国来说,这场战争会比越南战争更糟糕!但是我们却过低估计了以色列人,过高估计了埃及人。”以色列,这个中东的袖珍国家,从此之后不再是一个小国了!

    “由于某种理由,我认为在阿拉伯民族之内,
  目前有一个重大的任务,这就是树立一个民族英
  雄。我认为这个重大的任务正向我招手,要我去
  行动,给他披上服装,赋予生命。”纳赛尔自命为阿
  拉伯民族的领袖,可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
  却不断向他挑战,替他出难题。

  纳赛尔1918年出生于埃及一个小职员家庭,当时他也未料到几十年后会成为阿拉伯世界一个耀眼的政治明星。说实在的,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在法鲁克王朝统治下几乎是不可能获得什么晋身之阶的。小小的纳赛尔,童年、少年生活应该说是不幸的,谈不上什么幸福。当他在叔叔的帮助下来到开罗念书后,书本和社会更是给他上了严峻的一课。他看不出法鲁克王朝时期的埃及与几千年前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王国有什么不同,如果真要找出什么差别,那就是古埃及王国是一个文明昌盛、武功显赫的大国,一切都显示出强盛的特征,而法鲁克王朝则恰恰相反,它名义上维持独立国家的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层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处处流露出一种本世景象。英国殖民者给埃及人民带来的灾难,英国殖民者对埃及人民的盘剥,法鲁克王朝的腐败,让纳赛尔心痛不已。他认识到,军队是唯—一支能决定埃及命运的力量,因此,毕业后他立志从军,准备用自己的手来改造这个落后的世界。1937年,他考人埃及皇家军事学院,1942年又进入开罗军事学院执教。1945年,他与纳吉布等人组织了一个“自由军官组织”,这个组织以推翻封建王朝、打碎殖民枷锁为目标。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法鲁克王朝垮台了,纳赛尔和纳吉布上台执政。在世人眼中,纳赛尔无疑是新生的埃及共和国的灵魂之一,他在新政权担任了副总理,兼任内政部长。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两年之后,纳赛尔又取代了纳吉布,成为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出任总理,又过两年,他成为埃及共和国总统。纳赛尔终于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埃及形象了。
  对纳赛尔来说,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1956年7月26日,也就是埃及革命四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纳赛尔在亚历山大港的解放广场向25万群众发表重要演说。在演说中,纳赛尔谴责以英国和法国殖民主义者为代表的敌视埃及革命的势力,指出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民用“灵魂、头颅、鲜血和尸骨筑成的”,但是,运河却掌握在殖民者手中。纳赛尔宣布,埃及决心消除“外国统治的罪恶”,恢复自已被殖民者剥夺了的权利,收复运河,用运河收入来修建阿斯旺水坝。这是埃及另一项足以与金字塔、 苏伊士运河相媲美的工程, 埃及人自己说,修建阿斯旺大坝是比“伟大的金字塔还要大门培”的功绩,它将使埃及扩大灌溉面积6000多万平方公里,每年发电100亿度,使埃及的国民收入增加1/4。埃及人民的福趾几乎全部寄托于此。但是,美国人不支持这个工程,英国人也表示反对。这倒激起了纳赛尔的勃勃雄心。金字塔是埃及人自己修的,苏伊士运河也是埃及人自己开掘的。为什么阿斯旺水坝就必须仰仗他人的鼻息?!他决定不要西方殖民者的怜悯,用埃及自己的力量修建大坝。当着25万激动的埃及人民的面,纳赛尔签署了运河国有化的法令。顿时,整个埃及沸腾了。后来接替纳赛尔出任埃及共和国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写道:“埃及这样一个小国,终于放声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提出了挑战。这不但是我们革命历史、而且也是整个埃及历史上的转折点。”这一决定在埃及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顿时,纳赛尔成了埃及人民传奇般的英雄。岂止是整个埃及,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沸腾了。自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征服整个西亚、北非和南欧,建立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以来,阿拉伯民族在世界上也兴盛过几百年。但是,用中国伟人毛泽东的话说,阿拉伯人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各领风骚数百年”,当基督教文明向东扩张以后,阿拉伯文明就逐渐湮没了。尤其是进入近代后,西方文明进一步入侵,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面临着生存危机。那个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文明的强大民族似乎不存在了,整个中东,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了西方殖民者肆意宰割的对象。只有在纳赛尔上台共收复苏伊士运河以后,阿拉伯人才觉得,整个民族的希望之星出现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敢于向西方强权挑战的代表人物。在他们心目中, 纳赛尔成了阿拉伯民族的救星。 安东尼·纳丁在《纳赛尔》一书中道:“他的英名在每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心坎中都激起了奇妙的回响,他的画像悬挂在从大西洋一直到印度洋这一带的市场、饭店、出租汽车和店铺里。”纳赛尔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早就对西方殖民者深恶痛绝,早就立志要解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其著作《革命哲学》中,他写道:“由于某种理由,我认为在阿拉伯民族之内,目前有一个重大的任务,这就是树立一个民族英雄。我认为这个重大的任务正向我招手,要我去行动,给他披上服装,赋予生命。”他越来越以阿拉伯民族的真正代表自居,也习惯于对阿拉伯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见解,必要时,也会对某些不驯服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干涉。实际上,这里隐藏着后来悲剧的根源。一些阿拉伯国家对纳赛尔心存疑惧,故意与纳赛尔唱反调,并不断给他出难题。因此,纳赛尔时代的埃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不和睦的,作为阿拉伯领袖的纳赛尔,实际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是对立的,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纳赛尔时代阿拉伯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阿以冲突问题。在人们的心目中,中东是阿拉伯人的中东,犹太人没理由在这里插上一脚,更不用说在巴勒斯坦地区强占阿拉伯人的家园了。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以来,阿犹矛盾就十分突出,最后终于在1948年5月演变成第一次中东战争,也就是所谓巴勒斯坦战争。当时,犹太人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已经灭亡上千年的犹太国,也就是如今的以色列。阿拉伯军队从四面八方冲进了巴勒斯坦,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战争以阿拉伯人的败北而告终,以色列在中东、在巴勒斯坦站住了脚跟,而且,又侵占了部分本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制造了巴勒斯坦的难民问题。
  阿拉伯民族是吃软不吃硬的。他们在战争中打败了,但是输得不明不白,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阿拉伯人怎么会败给了小小的以色列。他们总想找机会把比分扳平,把犹太人扔进大海。战争虽然停止了,但和平没有实现。1956年,战争再次爆发。借助于英国和法国的力量,以色列向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也就是苏伊士运河战争。战争结果,埃及在军事上失败了,但道义上赢得了胜利。和平仍然没有实现。
  1967年,中东的形势又趋于紧张。不仅阿以关系持续紧张,就是在阿拉伯国家内部,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已经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
  以叙利亚、约旦为代表的阿拉伯强硬派势力,强烈要求通过军事手段,消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存在。尤其是叙利亚,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上台执政后,对以色列的政策是越来越严厉了。叙利亚人要求不断对以色列进行出击,打击以色列,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关系相当紧张。凭藉地形上的优势,叙利亚不断从戈兰高地对以色列进行炮击,而以色列竟然很少还手。叙利亚越发张狂了。
  纳赛尔则是另外一种想法。从心底里纳赛尔对犹太人的处境也是同情的。他曾说:“我本人从来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一个有头脑的埃及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摩西(犹太教的先知)本人也是一个埃及人。后来我敌视以色列的情绪和行动完全是由于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而激发起来的。”立国之初的以色列具有强烈的扩张性,犹太民族在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的同时,就迫不及待地剥夺了其他民族的生存权利,这不能不让纳赛尔失望。作为阿拉伯民族的领袖,在阿以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之前,要纳赛尔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也不赞成叙利亚的做法,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激化阿以矛盾,挑起阿以战争,那样对阿拉伯人并没有好处。他设想,只有在阿拉伯人真正获得解放,并且制定了一项共同的对以政策后才可能对付以色列人。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教训犹在眼前。当时,力量远远超过以色列的阿拉伯联军在战争中一败涂地,其真正原因是参加战争的阿拉伯小朝廷并不能真正为巴勒斯坦人着想。他们真正的目标与犹太人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他们打着的旗号冠冕堂皇,不像犹太人那样赤裸裸而已。鉴于当时阿拉伯世界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纳赛尔认为,对以色列开战的时机并不成熟,对阿拉伯人要求与以色列战斗的想法,他也竭力加以控制。1959年,阿以之间就约旦河水的改道问题发生冲突,叙利亚要求阿拉伯国家采取军事行动,阻止以色列的河水改道计划,特别要求埃及重新封锁蒂朗海峡,但纳赛尔拒绝了。他说:“除非我能打一场对抗我们的敌人和它所能得到的一切援助的战争并确保胜利,否则我将不同意发动战争。”此后,针对阿拉伯激进势力要求向以色列发动进攻的主张,埃及也一再拒绝。如1963年12月17日,纳赛尔公开声称,约旦、叙利亚等国正企图把埃及推入一场埃以战争,而它们则袖手旁观。他表示,除非所有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否则埃及不会同以色列单独作战。他呼吁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制定一项共同的对以政策。他说,由于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无法通过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阿拉伯联合指挥部无法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 阿拉伯国家连防御都有困难, 怎么可能主动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呢?他问:“如果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了侵略,我应该进攻以色列吗?再者,以色列注定要和我打仗的,它这样做正好给了我一个采取行动的理由。但是,我们这样做是否明智?”
  但是,纳赛尔的克制态度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不受欢迎。约旦、沙特和叙利亚等国不断嘲笑埃及躲在联合国紧急部队背后,听任以色列船只通过亚喀巴湾。至于说纳赛尔所关心的阿拉伯团结,叙利亚新闻媒介明确指出:“革命的阿拉伯人将在战场上,而不是在最高级会议上团结起来。”如果纳赛尔再不对以色列采取措施,他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地位将发发可危。在新一轮危机到来后,他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善他的处境。
  纳赛尔不想对以色列动武.但是,他却不得不
  在阿拉伯人的推动下一步步向危机进发。
  从1966年开始,阿以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紧张时期。以色列国内政局动荡不宁,经济问题成堆。强硬派认为政府对阿拉伯国家软弱无力,鼓吹“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像以往一样严重”,要求采取“更为大刀阔斧的行动”。而阿拉伯国家内部也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仇恨侵略者,他们采取种种行动与侵略者对抗,一个名叫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青年率先拿起了武器,组织了一个名叫“法塔赫”的武装组织。他们从约旦等地,不断向以色列出击,给以色列造成很大的压力,以色列境内流血事件屡有发生。而叙利亚1966年2月上台的萨拉哈·贾迪德政权,则以强硬的民族主义姿态支持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武力对抗。这样,叙以边境事件层出不穷。对此,以色列军方颇为恼火。一些强硬派人士强烈要求打击叙利亚,理由是,在前两次中东战争中,叙利亚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现在有必要采取措施消u弱叙利亚。
  可是,以色列要对叙利亚发动进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叙利亚虽然与以色列接壤,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挡住了以色列军队的前进。叙利亚军队依托戈兰高地,可以俯瞰整个以色列,并对它进行炮击,而以色列军队如果要进攻戈兰高地,势必要付出重大代价。每当以色列军方要对叙利亚采取行动时,它总是不能不想到那可畏的戈兰高地。大规模的进攻时机还不成熟,而且,在以色列眼中,真正的敌人还是埃及。对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赢得的巨大声望,以色列更是恨之入骨,以色列军方发誓,一定要消灭纳赛尔,“至少使他蒙受屈辱,以致毫无希望恢复他作为一个阿拉伯领抽的威望”。如果要对叙利亚施行“外科手术”,那起码也要把埃及拉进去,而且,主要的打击目标将是埃及。从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以色列军方就在准备着这一天。
  1966年11月12日,以色列巡逻队在约以停战线旁巡逻,一辆指挥车触发地雷,造成三人死亡,六人受伤。这一事件在以色列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很明显,这类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以色列既然没有与阿拉伯国家缔结和平协议,也没有退出它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发生这类流血事件何足怪哉!可是,以色列这次却不愿息事宁人,而宁愿把事态搞大。它首先指责约旦,说这是约旦的预谋人侵。实际上,它很清楚,事件虽然发生在约以边界,但究竟是不是约旦人干的,则很难断定。而更大的可能性是,这次又是叙利亚支持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干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要对叙利亚下手,以色列力有不逮,于是,它干脆来个杀鸡给猴看,拿约旦作为出气的对象。
  13日黎明,以色列出动了一支装甲部队,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向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地区的萨木村进发。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把约旦老百姓赶出住房,到门外集合。在确认房内已经无人后,以色列士兵开始放火,共烧毁了125间房屋,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这种事情在以色列看来根本算不得一回事。它既非空前,更非绝后。此前,它导演过1953年的袭击基卜亚村事件,300名以色列士兵用爆破筒。迫击炮向手无寸铁的基卜亚村开火,杀死了53人,毁掉了30多间房屋,而在此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也导演过希伯伦事件。1964年2月25日,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巴鲁赫·戈尔茨闯进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向手无寸铁的穆斯林发动突然袭击,造成多人死亡,400人受伤。在袭击过程中,以色列士兵把住了清真寺的大门,不让惊慌失措的人们逃命。比起这些暴行来,以色列此次的行为可以说已经“仁慈”到了极点。
  萨木村事件在约旦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人们谴责以色列的暴行,也谴责政府的软弱无能。激愤的人们甚至把怒气撒到纳赛尔身上。你不是阿拉伯民族的天然领袖吗?萨木村人民受难时,埃及军队在干什么?安曼电台对纳赛尔更是百般奚落,说约旦的军人捐躯疆场,而埃及人则“躲到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裙摆后面去了”。12月7日,阿拉伯防务理事会在开罗开会,讨论遭到以色列进攻时,阿拉伯成员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会上,阿拉伯国家的首脑相互攻计。约旦首相责问,当约旦遭到以色列进攻时,埃及和叙利亚在干什么?原先允诺的空中掩护又在何方?纳赛尔则说,约旦为什么不允许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在约旦领土上自由行动?约旦不答应这一点,阿拉伯国家怎能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会议不欢而散。
  1967年4月3日,以色列官方宣布,以色列将耕种非军事区内的全部土地,包括属于阿拉伯农民的第51号区和52号区。消息一出,立即引起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应。4月7日,一辆以色列装甲拖拉机在军队的掩护下,开始强行耕种阿拉伯人的土地。叙利亚军队鸣枪警告。双方发生冲突。戈兰高地的叙利亚炮兵向以色列开炮,而以色列则出动飞机炸毁了这些大炮。随后,叙利亚也出动空军与以色列交战。叙利亚空军出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米格一对战斗机,而以色列则出动了法国制的幻影战斗机迎击,几分钟内,六架米格一对折朝沉沙,而幻影则毫发无损。胜利的以色列空军乘胜追击,一直前进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上空。以色列此举也许是给叙利亚人一个警告:在以色列军队眼中,戈兰高地不是天然屏障,米格一月也不是保护伞。可是,以色列此举在阿拉伯人看来,却是一个十足的挑衅行为。叙利亚援引叙埃防务条约,指责埃及作壁上观,而约旦的新闻媒介再一次极尽奚落之能事,嘲笑纳赛尔。一家约旦报纸问道:“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遭到明目张胆的空中侵犯时,开罗做了些什么?”纳赛尔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对保护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承担起更多的义务。4月17日,埃及总理苏莱曼与叙利亚领导人进行了为期五天的会谈。会谈中,埃及要求叙利亚克制自己,停止暴力行动,但遭到叙利亚人的反对。埃及不得不答应,一旦以色列侵略叙利亚,埃及将向叙利亚提供援助。双方保证,如果以色列再次挑起战争,埃叙双方将采取联合行动。5月1日,纳赛尔在“五一”节演说中警告以色列:埃及准备向叙利亚派遣飞机,以对付以色列。苏联也向以色列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警告以色列不要挑衅。以色列当然不会示弱。5月11日,以色列总理艾什科尔也向叙利亚发出正式警告:除非叙利亚人停止侵略行动,否则以色列军队将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回敬叙利亚人。
  说实在的,纳赛尔从心底里不愿与叙利亚结盟,也不愿向以色列挑衅。他知道,大马士革政权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如果不是这次在以色列人那里吃了亏,他们是怎么也不会求到纳赛尔门下的。他不愿意充当叙利亚的保护人,以免引火烧身。叙利亚的目的则正好相反。它要把埃及拉进这场战争中来,让埃及人为自己火中取栗。战后,以色列公布了一份战场上缴获的叙利亚文件。文件证实,一旦埃以之间发生战争,叙利亚将占领以色列的整个北部地区。出于此目的,叙利亚承认了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这样就把纳赛尔推到一个尴尬的地位:答应叙利亚,承担保护叙利亚的责任,无异于把自己与叙利亚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而且这辆战车并不听埃及的使唤;不答应叙利亚,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地位又从何谈起?他怎么向广大阿拉伯人交代?最终,第一种考虑占了上风。
  5月14日,埃及从苏联人那里得知,以色列将在5月间日向叙利亚发动进攻。叙利亚人也通知纳赛尔,以色列已经在叙利亚边界附近集结了18个旅。纳赛尔相信,以色列即将进攻叙利亚。这一次,纳赛尔说什么也不能作壁上观了。如果再发生类似前两次的情况,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领头羊的地位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埃及最高统帅部立即决定:向西奈半岛增派两个师。陆军元帅阿密尔在发布命令时强调,这一行动必须尽快完成,不必考虑保密问题。随后,阿密尔发出了“第一号战斗令”,规定自5月15日14时30分起,埃及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全军应根据事态发展,随时准备对以色列战线开战。当天晚上,首批部队离开基地,引人注目地从开罗出发。
  纳赛尔为何作出这项决策?就规模而言,两个师的兵力不足以同以色列较量。部队调动时那种大肆渲染的场面,说明纳赛尔并没有发动进攻的意图,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尽管阿以关系十分紧张,但纳赛尔当时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仅是20%。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埃及的军事实力足以威慑以色列,西奈增兵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但可以起到威慑以色列的作用。1960年埃及曾经运用过这一战略,结果似乎获得了成功。当时,叙利亚与以色列发生冲突。纳赛尔估计,更大规模的冲突就在后面,因而下令四个师火速开进西奈,进入面对以色列的前沿阵地。它们在那里呆了一个月时间,但战争始终没有爆发。这使得纳赛尔相信,正是由于埃及调动了部队,威慑发生了作用,以色列才打消了进一步行动的念头。这一次他又想祭起这一法宝。但是,他没有想到,那一次战争没有爆发,并不一定是埃及的威慑政策起了作用,也许,那时以色列根本就不想发动战争。
  两个师的兵力开进了西奈,但是,阿拉伯国家并不满意。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西奈半岛,阿以得以维持十余年的和平。现在纳赛尔虽然向西奈增兵,但只要联合国紧急部队仍然驻扎在西奈,这场战争就打不起来。这一点,不管是纳赛尔,还是以色列人,抑或是其他阿拉伯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纳赛尔增兵西奈,只是一种示威,一种姿态,而不是真正动手打仗。与纳赛尔敌对的约旦就嘲笑纳赛尔,说他“躲在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保护屏后面,发出一些好战的叫嚷”。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纳赛尔曾在第三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许诺,不允许联合国部队阻碍埃及进攻以色列,现在是地兑现的时候了。这就迫使纳赛尔下出第二步棋,要求联合国驻西奈的紧急部队“部分”撤退。
  5月16日22时,埃及负责与联合国紧急部队联络的军官易卜拉欣·沙卡维准将,向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印度司令官里基赫递交了埃及总参谋部的信件。信中称以色列正在叙利亚边境集结部队,如果它进攻叙利亚,埃及将向叙利亚提供援助,如果战争爆发,联合国部队将处于危险之中,埃及要求联合国部队立即撤出西奈。里基赫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他告诉沙卡维,作为这里的司令官,他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是听命于联合国的。他将把信件转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听说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西奈撤退,吴丹也是大吃一惊。中东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对此,联合国已经在进行调查,但还未有任何措施。如果埃及真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退,那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在随后进行的澄清过程中,吴丹发现,埃及并不是要求全部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埃及,它只要求沿西奈和加沙边境上的驻军撤入联合国军营地,并没有提到驻扎在策朗海峡入口处的联合国军分遣队。开罗的新闻公报和电视台都肯定了这一点。这表明,埃及要求联合国撤军,与其说是它想进攻以色列,勿宁说是为了堵住阿拉伯人的口,不让他们以此为借口攻击纳赛尔。事实上,纳赛尔的举动确实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西奈,是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制定,经过埃及政府同意的。现在仅凭埃及总参谋部的一纸公文,就让联合国部队撤走,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埃及真正想让联合国部队撤退,那么它必须由政府出面,与联合国秘书长联系,而不是由总参谋部出面,与联合国部队的司令直接打交道。纳赛尔希望联合国部队暂时撤进哨所,一俟时机成熟,它仍然可以驻扎在西奈。他指望可以用这种方法讨好阿拉伯人,巩固地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地位,又不开罪犹太人。他煞费心机想出了这个方法,但他哪里想到,阿拉伯国家不会让他把如意算盘打成,而呆板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不会帮他的忙。这个措施的效果注定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
  吴丹在与联合国顾问委员会商议后认为,不能要求联合国“靠边站,以便让双方重开战事”。他告诉埃及,联合国不能遭到戏弄,他不同意局部撤军,也不同意暂时撤军。要么全部保留,要么一个不留。随后,吴丹公开了他的决定。实际上,吴丹自以为已经吃准了纳赛尔不敢开战的心理,逼纳赛尔作出让步。可是,他哪里想到,纳赛尔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自尊心极强。他的外交部长里亚德曾这么形容他:“当有人向他挑衅时,他是从来不退却的。”如果同意联合国的要求,收回已经公布的决定,那么,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将声名日地,他的自尊心是绝对不同意这么做的。
  果然,在听到吴丹的答复后,埃及作出了断然反应:5月18日,埃及外交部长里亚德受命通知吴丹:埃及政府决定结束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阿联(指埃及)领土和加沙地带的状况,请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撤走这些部队。甚至于在里亚德写这封信之前的5月17日,埃及武装部队就已经开始接管联合国部队的各个哨所,18日,埃及军队进驻蒂朗海峡的入口处沙姆抄伊赫。次日,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部降下了联合国的旗帜。
  占领沙姆沙伊赫后,纳赛尔就面临一个封锁海峡的问题。阿拉伯国家一直要求埃及重新封锁蒂朗海峡,而以色列则公开声称,封锁海峡等于宣战,苏伊士运河战争正是从埃及封锁海峡开始的,对此,纳赛尔深有感触。而战争,并不是纳赛尔所希望的。他希望在作出正式决定之前,看看以色列的反应。
  5月对日,以色列总理艾什科尔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纳赛尔从西奈撤出军队,呼吁阿以之间保持和平,至于海峡问题,他一字未提。纳赛尔无疑从艾什科尔的讲话中得到了一点鼓舞。
  5月22日晚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高级委员会讨论封锁亚喀巴湾事。尽管阿拉伯国家一直要求埃及关闭亚喀巴湾,纳赛尔仍然认为,这样做太危险,它将大大增加战争的风险。如果埃及决定封锁亚喀巴湾,爆发战争的危险将增加到50%。因此,会上更多地讨论了埃及的防御问题。纳赛尔认为,防御行动将有助于遏制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进攻。这次会议没有讨论进攻以色列问题,很显然,纳赛尔仍然不想采取行动。
  但是,事态马上发生了变化。5月23日,纳赛尔会见了来访的吴丹,告诉吴丹,他准备封锁亚喀巴湾,吴丹则警告说,以色列已经表示,封锁海峡是一种战争行为。纳赛尔的意思是,在这段时间内,双方都不要采取行动使问题激化,以色列不要让船只通过海峡,而埃及也不搜查任何船只。这样,事态就会逐渐平息下来。随后,埃及宣布了纳赛尔的决定,并说,埃及和以色列现在已经处于临战状态。纳赛尔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以色列是决不会给纳赛尔这个保留脸面的机会。相反,它会利用他的一切错误,来对埃及发动攻击。

    “我们中的某些人被我们在5月15日到15月
  20日之间调往西奈半岛的强大军事力量迷惑住
  了。”虚假的埃以力量对比让纳赛尔觉得可以与以
  色列一竞雌雄了。他放开胆子往前走。他不知
  道,这其实是在玩火。

  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转折?在这场危机的开头,我们看到,埃及采取的是一种威慑政策,纳赛尔希望,通过显示武力,以色列会收敛自己的行为,阿以战争得以避免。事实上,当时纳赛尔既无总的战争计划,也无既定政策。发动战争绝非纳赛尔的初衷,事态急转直下,是纳赛尔始料未及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关键是因为纳赛尔错误估计了阿以双方的实力对比,过高估计了埃及的实力,过低估计了以色列的实力,进而对以色列的意图进行了错误分析,从而作出了这种不理智的决策。
  威慑政策得以奏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威慑者的决心,二是威慑者本身具有的实力,三是准确的威慑信号传递,亦即必须让被威慑者准确地理解威慑者的意图。三个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威慑者本身实力,如果不具备这种实力,威慑不仅不能奏效,反而会使被威慑者曲解威慑者的意图,造成事态恶化。六天战争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战争爆发前,埃及并不具备对以色列进行威慑的实力。纳赛尔的政策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他认为埃及已经具备对以色列实施威慑的力量。
  从1963年开始,苏联向埃及大规模地提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如米格一21和苏一7、图一16以及T-54坦克,后来甚至提供了更新式的T-55及萨姆11导弹,到1967年战争爆发前,苏联向埃及提供的军火总额达匕亿美元。埃及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埃及军队对以色列占有较大的优势,如埃以飞机数量对比达到2.5:1,坦克数量对比达到2:1。但是,埃及军方和纳赛尔都忽略了一点:武器不会自动发挥作用,使用武器的是人,只有人掌握了武器,武器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掌握武器的人更为重要。埃及军队恰恰在这一点上不如以色列军队。就军队质量而言,埃及军队显然不能同以军相比。以军训练有素,士气高昂,意志坚强,作战原则灵活,能熟练使用所配备的武器,而埃及军队则恰恰相反。后来勃列日涅夫曾指责埃及人“如果你们的每一辆坦克都能发射一枚炮弹,整个战绩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写法”,“可是你们的大炮连动也没有动”。后来的埃及军队重视质量建军,埃军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果然出手不凡,遗憾的是,当时的埃及无人认识到这一点。
  5月对日,纳赛尔参观了位于西奈半岛季夫贾法井的空军基地,飞行员告诉他,他们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消灭以色列空军。飞行员的乐观给了纳赛尔信心,当他离开空军基地的时候,他相信,这一次埃及军队不仅与以色列旗鼓相当,甚至还更胜一筹。回去之后,他准备封锁亚喀巴湾。他说:“犹太人已经发出了战争威胁。我们告诉他们:欢迎你们,我们已经作好了战争准备。我们的军队和全体人民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这次参观可以说完全改变了纳赛尔对阿以双方力量对比的看法,从而也改变了中东的事态发展。
  5月26日,纳赛尔在一次讲话中声称,他曾想等待阿拉伯国家强大起来并做好准备后再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为此他曾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责难。“现在我们感到我们已经非常强大,可以和以色列进行一场战斗。在真主的帮助下,我们能够获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决定采取实际行动。”他说:“采取这一行动还意味着我们准备与以色列打一场全面战争……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摧毁以色列。要是在5年或者3年前, 我很可能不会谈这件事。在1956年已过去大约 11年的今天,我谈起了这件事,因为我有信心。”纳赛尔忘了,就在这场危机开始之前,他还意识到埃及军队不是以军的对手。一个月的工夫不到,他就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诚如《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所说:“我们中的某些人被我们在5月15日到5月20日之间调往西奈半岛的强大军事力量迷惑住了。”海卡尔的同事艾哈迈德·巴哈丁也说,阿拉伯人没有能力消灭以色列,可是他们却到处宣扬这个口号。这个毛病甚至于连像纳赛尔这样的政治家也不能避免。不过,他此刻已经被假象蒙住了双眼,幻想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他估计,即使以色列军队采取行动,也只能是有限的行动,即占领加沙地带或者阿里什地区,而不可能是一场全面战争。而且,由于埃及军队已经十分强大,足以阻止以色列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即使出现最坏的局面,战争的进程不利于埃及,以色列最多也只能取得一场局部的胜利,而不可能打破埃及的防御部署。10年前,即使在埃以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埃及的情况下,以色列也未能占领埃及的两个防御阵地,现在,埃及军队已经强大起来,以色列更不可能占领这两个阵地了。再加上有苏联在联合国及时谋求停火,以色列军队将不能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海峡仍然处于封锁状态,以色列不得不向埃及让步。
  纳赛尔认为,1967年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埃及而不利于以色列。1956年,以色列尚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英法两国同以色列协同作战,为以色列的城市提供了空中保护伞,使其免遭阿拉伯国家的攻击。而这一次,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色列在世界上陷于孤立境地,它不可能再指望西方国家为它开辟第二战场。1956年的埃及是孤军作战,而这次整个阿拉伯世界却团结起来,唯纳赛尔马首是瞻。整个实力对比有利于埃及,而不利于以色列。他没有意识到,英国和法国虽然退出了中东的角逐,但是,美国鬼子又来了。这个美国鬼子,即使是像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对其望而生畏,不敢正面撸其锋芒,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试想,半个月前还争吵不休的阿拉伯“兄弟”,会一下子尽弃前嫌、投到纳赛尔的大旗之下?纳赛尔太自信了。

    纳赛尔不仅错误估计了阿以双方的力量对比,
  在分析以色列的意图时,他又忽视了以色列的民
  众心态,低估了以色列政府采取行动的能力,因而
  制定了消极等待政策,失去了先发制人的良机。

  我们曾经提到,纳赛尔在决定封锁海峡之前,曾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他要看看以色列的反应。如果以色列反应十分强烈,他说木定会就此止步。岂料天遂人愿。以色列政府作出的反应竟然如此温和,让全世界都感到意外。没有一个人想象得出,作出如此温和反应的竟然是以色列政府。对此,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苏联人没有意识到,阿拉伯人也没有意识到,就是以色列人也没有意识到。艾什科尔的讲话,对纳赛尔来说,是一份意外,也是一份惊喜。
  在纳赛尔看来,以色列总理艾什科尔与他的前任本一古里安不同,他守成有余,闯劲不足,他不是一个想打仗的对手,不会因为海峡问题走向战争。对日艾什科尔在议会的讲话更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的想法。他认为,艾什科尔太软弱了,他不会有勇气作出类似于发动战争这样一项性命攸关的决定。以色列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和内部阻力使得一个软弱的政府要采取战争行动十分困难,他估计以色列不会因封锁亚喀巴湾同埃及打仗。至于以色列政府内部的反对派的影响,纳赛尔也不是完全不清楚,但他不相信反对派能左右事态的发展。事实上,他错了。
  当5月危机刚刚开始时,以色列政府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埃及向西奈增兵,以色列军方的估计是埃及在虚张声势,不值得作出过度的反应。艾什科尔后来也证实,美国告诉以色列,埃及军队的调动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以色列军方估计,埃及最早也要到1970年才有能力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如果此前埃及发动进攻,那就等于自杀。对埃及的举动,他们并没有过分紧张。5月匕日,艾什科尔发布了部分动员后备役军人的命令,但在内阁会议上,他仍然认为埃及军队大张旗鼓地进入西奈不过是虚张声势,其用意与其说是吓唬以色列,不如说是为了引起阿拉伯人的注意。
  可是,到埃及命令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后,以色列军方的感觉就明显不一样了。与约旦、埃及的估计一样,以色列也认为,只要联合国部队留在西奈和加按,战争就不会打起来。埃及不会越过联合国部队来进攻以色列,而以色列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题,在联合国紧急部队身上动刀。可是,当这支象征性的部队撤出后,西奈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可就说不准了。以色列相信如果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胜利,发起战争的人,一定会好好估计自己的实力,也要掂量一下对方的实力,估计一下胜负之数到底是多少。但是,如果他的估计发生错误呢?纳赛尔决定撤走联合国部队,这说明他自己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自己的实力蒙蔽了。但是,以色列军方还不相信,埃及真的会对以色列动武。当纳赛尔宣布封锁海峡的时候,以色列军方真的感到有点被动了。看来,纳赛尔真的是看错了对象,对自己的实力太自信了!
  纳赛尔不仅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也错误估计了以色列民众对政府的影响。虽然阿拉伯人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利,但是,在绝大多数犹太人看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回到他们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建立以色列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途径。以色列国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支持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样使以色列就产生这种局面:一个犹太人可能对政府的国内政策有种种不同看法,但在政府的阿拉伯政策上,他们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在一个软弱的政府手中灭亡的。在整个5月危机里,以色列国内群情激动,主战派的观点日益占据了上风,到5月24日,国会中已经有人要求成立一个有反对派成员参加的多党联合政府。本一古里安公开声言,一个战时政府每天必须作出几十项决定,言下之意是,目前的领导不可能卓有成效地领导以色列走向战争,更不能引导以色列走向胜利。以色列工党总书记西蒙·佩雷斯也说,“国家需要一个各党派联合的政府。需要更换领导,换一个能领导我们摆脱这场危机的人。”本一古里安的政敌贝京也不记前嫌,要求艾什科尔让位给本一古里安。
  一旦确定战争有可能爆发,以拉宾、达扬和巴列夫等人为代表的以色列军方的立场就十分强硬。他们坚决主张政府对阿拉伯国家开战,不管纳赛尔实行的是遏制政策,还是真正的战争政策。在军方的强硬派看来,这都是可以促成战争爆发的合法理由。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法和以色列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美国的干预,他们却被迫吐出胜利果实。以色列军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决心报复。 战争刚一结束, 当年率军进攻西奈的达扬就口出狂言,要对阿拉伯国家“进行第三次、第四次、第七次、第八次战争”。1963年拉宾就任总参谋长后,马上就拟定了对埃作战计划,对埃及实施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虽然以色列军方估计,1970年前埃及如发动对以战争无异于自杀,但1970年后情况难料。应该利用目前的局势,给埃及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消除埃及的军事威胁。如果说,艾什科尔政府平时尚可勉强压制军方立场的话,那么,在5月危机这种群情激动的背景下,艾什科尔政府再也挡不住军方的要求了。他在国内各种势力的压制下,被迫一步步地退让,直到让出自己的国防部长职务,由达扬接任。而纳赛尔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即使被纳赛尔看好的艾什科尔,也不是一个真正软弱无力的决策者。在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中,真正软弱的人是坐不到总理的位置的。当海峡被封锁后,艾什科尔对他的政治秘书阿迪·亚菲说,“看来没有其他出路了”。埃及人真的打上门来,以色列怎么办?束手就擒,等待阿拉伯人把犹太人抛人大海?这对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只是,比之于拉宾、达扬这些强硬派,艾什科尔要显得理性一点。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不愿意动不动就诉诸武力。战争毕竟不是儿戏,对以色列来说,一场胜利的战争,估计会让以色列付出伤亡一万人的代价,而如果是一场失败的战争,估计有200万以色列人会遭殃!他不愿轻易寻衅,而要家颜观色,看看下一步怎么走,世界其他国家又是什么反应,尽力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军方的开战呼声,艾什科尔压制着,而是尽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当强硬派代表贝京求见艾什科尔,要求他从国家利益出发,把总理的职位让给本一古里安时,艾什科尔对这一建议嗤之以鼻。本一古里安倒是有些像英国的丘吉尔,可是他艾什科尔绝对不是张伯伦!当内政部长夏皮罗也向他提出类似的建议时,他就直截了当地把夏皮罗嘲笑了一番,说你不用担心,“我还控制得住形势”。
  可是,艾什科尔最终还是顶不住了。5月27日晚上,艾什科尔同意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当天晚上,内阁开会,讨论和战问题,结果两派的主张势均力敌。艾什科尔加入主战派行列,但是,他在随后发表的广播演说中,给人的印象是软弱无力的,以至于主战派认定,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领导国家走入战争的,更何况他还兼任着国防部长一职,必须把他的国防部长免去。5月30日星期一,艾什科尔的工党一工人联合党联盟所属议员开会,艾什科尔要求他的同志们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结果他们照办了。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要求艾什科尔立即辞去国防部长一职,由达扬或伊盖尔·阿隆接任。这无疑给艾什科尔当头一律。他伤心地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错事,会让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国防部长呢?如果放弃了(国防部长)这个职务,我还能干些什么?”他建议让达标和阿隆两个人都出任他的副总理,协助他处理国防事务,但与会者拒绝了。艾什科尔接着提出成立一个由数位前任参谋长组成的特别防务委员会,他们也拒绝了。他们什么都不要,就要求艾什科尔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或者连总理一职也一并辞去,让高明者上台执政。6月1日,工党书记处再次开会,讨论艾什科尔的任职问题。西蒙·佩雷斯的夫人领着一帮妇女示威游行,她们举着标语牌,要求达扬任国防部长。艾什科尔眼看大势已去,只得同意辞去国防部长一职,由达扬接任。以色列强硬派终于为开战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当天晚上,以色列电台公布了这个消息,顿时,以色列一片欢腾。一位妇女说:“达扬是
  以色列最伟大的人,向伟大的达扬致敬。”一位军官则说:“从此我们将由老鼠变成狮子,由狮子变成神龙。”
  纳赛尔也从电台里听到这个消息。至此他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告诉助手:鉴于以色列政府内部的变化,他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是,他并不担心,他还是认为阿以力量对比有利于埃及,埃及没有必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行动,而将行动的主动权留给了以色列。埃及战略思想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阿拉伯人在同以色列交战时不应开第一枪,何况苏联人已经表示过,“开第一枪的人将处于难以防守的政治地位”。美国和法国也提出过类似的警告。因此,纳赛尔决定不首先采取行动。6月2日,纳赛尔在接受电视采访中对英国下院议员克里斯托弗·梅休重申,他不打算首先发动进攻。梅休说:“如果他们(以色列人)不进攻,你将不去碰他们吗?”纳赛尔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我们不会去碰他们。我们不打算进攻以色列。”虽然让以色列首先进攻埃及会有些被动,埃及可能会遭到一些损失,以色列可能会推进到阿里什的郊区,但只要埃及占领了埃拉特,就足以弥补这一损失。但是,他的军官们并不像他这么自信。他们由阿密尔元帅领头,联合要求纳赛尔向以色列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空袭。空军司令穆罕默德·西德基·马哈茂德说,如果让以色列首先发动突然袭击,埃及空军将有20%遭到毁灭,但纳赛尔还是拒绝了。6月初,阿密尔元帅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担纳赛尔仍置之不理。埃及和可能到手的胜利失之交臂。

  对美国轻信,对苏联迷信。差强人意的国际
  形势判断,让纳赛尔迷失了方向。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这个道理可以说十分简单。事后看来,纳赛尔在战争前景已经明了的情况下拒绝先发制人,几乎有点不可理喻。但是,在他自己看来,让以色列开第一枪,从而让国际舆论站在埃及一边,这对埃及有利。而且,他也不相信以色列真会动手,在此之前,他已经从美国和苏联那里得到了保证。只要他不先动手,战争就打不起来。但实际上,他轻信了美国,迷信了苏联,高估了苏联干预中东事务的能力,高估了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决心。
  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退出了中东的角逐,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和苏联。为了同美国争夺中东,苏联通过大规模的军援和经济援助介入阿拉伯世界,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影响尤其重大。苏联把支持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对抗,视为它同美国争夺中东的有效途径。在这种背景下,中东战争实际上带着美苏争霸的性质。
  在这场危机的初始阶段,美国和苏联都明确表态,支持自己的盟友。当埃及宣布封锁亚喀巴湾后,美国总统约翰逊立即发表声明:“试图封锁以色列船只通过亚喀巴湾,已经给这场危机造成了新的严重问题。美国以为亚喀巴湾是一条国际水道,封锁以色列船只是非法的。这种做法将给和平事业带来潜在的灾难”,同时,约翰逊还宣布美国“坚决支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苏联则一如既往地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叙以4月危机时,苏联曾明确向以色列提出警告,不要在“紧邻苏联边境的地区玩火”。5月份,苏联也曾支持埃及进军西奈半岛,并说:“任何人如果试图在近东地区发动侵略,那么它不仅会遭到阿拉伯国家联合力量的抵抗,而且也将遭到苏联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强有力的反对。”5月25日,埃及国防部长巴德兰访问莫斯科,回国之后他给纳赛尔带回苏联总理柯西金发出的一个信息:“苏联将支持我们进行这场战斗,除非恢复到1956年时的状况,否则它将阻止任何国家进行干涉。”苏联同时还警告以色列,反对它发动军事行动。苏联无疑是将支持埃及作为它打入中东地区同美国对抗的一个楔子。苏联的态度使埃及领导人大受鼓舞,他们确信,有了苏联的保证,他们将不用担心出现类似于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大国的军事干涉。5月29日,纳赛尔在国民议会讲话时说:“听了巴德兰关于他在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后,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苏联是一个友好的国家,它正像一位令人尊敬的朋友那样站在我们一边。”阿密尔元帅在6月2日发出的第二号战斗通令中指出:‘油于苏联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以及如果任何大国参加对埃战争,它将立即进行干预的决心,现在已很清楚,美国政府决不会参与以色列方面的任何军事冒险。”
  但是,当中东局势急剧恶化,阿以双方已经剑拔夸张的时候,苏联却出人意料地希望息事宁人了。中东地区在苏联的战略棋盘上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导致美苏之间的直接对抗甚或引起一场热核战争,那是苏联所不愿的。在埃及和以色列都决定打仗之后,苏联却认为中东形势必须就此止步。苏联虽然也是超级大国,但它没有与美国对抗的力量,苏联领导人也没有这种勇气,这在几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已经显露无遗。苏联正在推行缓和战略,不希望中东影响它的全球战略部署。而纳赛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相信苏联的实力将能抵消美国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但他错了。
  5月26日,苏联和美国进行接触。柯西金建议两大国同时采取行动,以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次日凌晨3时,苏联驻开罗大使紧急约见纳赛尔,转达柯西金致纳赛尔的照会。柯西金说,挑衅行动会对全世界产生不幸后果。苏联大使说,苏联已从美国得到保证,以色列木会发动进攻,如果以色列进攻,苏联决不会坐视不管。纳赛尔相信了,有两大国的联合保证,谅以色列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尽管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军方先发制人的要求十分强烈,纳赛尔总觉得高枕无忧,以至于坐失良机。
  纳赛尔甚至对美国也抱有一丝幻想。他认为,苏联将抵消美国在中东的影响,而且,他认为在中东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对美国并无好处,美国当时的注意力正集中在越南,它不可能支持以色列发动战争。再说,同犹太复国主义者搅在一起将使美国人在中东声名狼藉,美国不会冒这种风险。
  的确,美国不希望中东发生一场全面战争,但是,美国更不希望以色列被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唯一的一个桥头堡,以色列被消灭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也就给消除了,中东势必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人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结局。美国一方面呼吁通过和平手段促使亚喀巴湾重新开放,一方面重申了历届美国政府的承诺:美国坚决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如果以色列因为亚喀巴湾被封锁而向埃及发动一场突然袭击,美国并不会觉得意外。美国国务院向苏联表示:“美国政府把所有妨碍以色列船只或其他国家船只在海峡通航自由的行动视为侵略行动,美国政府认为以色列有权对此进行自卫。”这分明是怂恿以色列发动战争。美国人甚至觉得,在美国不卷入的情况下,由以色列对埃及采取一场有限的军事行动,解除埃及对亚喀巴湾的封锁,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危机的办法。它既可以避免一场全面战争,又可以把纳赛尔到手的东西一笔勾销,让他威信扫地。当以色列政府内部主和的外交部长埃班抵达华盛顿访问时,美国人甚至大为懊恼,以至于让埃班在华盛顿坐了一天冷板凳。在埃班预定到达白宫前两小时,约翰逊总统曾召见以色列驻华盛顿公使埃弗隆,总统直截了当地告诉公使,他没有什么话要对埃班先生讲,要讲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全都讲了。在美埃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纳赛尔还对美国认识不清,将控制以色列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实在是太幼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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