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 6日） 突如其来的战争粉碎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 的神话，以色列开始考虑自己的安全处境。 1973年10月6日下午1点半，埃及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乘坐军用吉普，来到萨达特总统家中。没有过多的礼节，两人一起上了车，直趋命名为10号中心的作战室。作战室里，埃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已经各就各位，他们中，有埃及总参谋长萨阿德·沙兹利、埃及空军司令穆巴拉克、海军司令福阿德·齐克里、防空军司令法赫米。他们的前面是一连串的通信控制台，可以直接与自己的部队联络，四周墙壁上是各种各样的地图，萨达特总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伊斯梅尔则坐在他的右边。 作战室里的气氛非常紧张，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抽烟。谁都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经过数年的努力，今天下午两点半，埃及军队就要对以色列军队开战了。为了这一天，埃及武装部队的上上下下，已经足足准备了六年时间。在此前的历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都惨遭败绩，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今天，作战室里的每一个人都铆足了劲，要与不可一世的以色列军队较量一番。是成是败，目前尚不得而知，大家心里都十分紧张，即使是这场战争的总设计师。埃及总统萨达特也不例外。但是，他知道这种气氛对战争并无好处，因而打破了沉闷：“你们为什么不抽烟？为什么不抽呢？军事行动要求高度集中注意力。”说完，他自顾自地为自己要了一盏茶，点燃了烟斗。总统一带头，作战室内的气氛立即松弛下来，大家都抽起烟来，让尼古丁来麻醉自己过于紧张的神经。 墙上时钟的指针指向赔时50分，穆巴拉克前面的指挥台上的电话铃急速地响了起来。电话里传来报告：“起飞准备完毕。”穆巴拉克下令：“起飞。”于是，200架战鹰从各个机场同时发动，马达轰鸣，尘土飞扬。埃及的战争机器开动了。 14时整，200架飞机低空掠过苏伊士运河，他们的目标是西奈半岛上以色列的机场、雷达站、炮兵阵地和指挥所。5分钟后，集结在运河西岸的2000门大炮一齐开火了，急速的炮弹如一阵阵急雨倾泻在运河东岸以军的要塞、地雷场和铁丝网上。在弹幕的掩护下，第一批士兵开始渡河。由4000人组成的第一突击队，高喊“真主伟大”，分乘720只橡皮船向运河东岸挺进。半个小时后，第一批突击部队顺利地登上了东岸。与此同时，200架作战飞机也完成了空袭任务，顺利返航。埃及空军的这次行动，击中了90％以上的目标，而损失不超过2％。这对于弱小的、不被人看好的埃及空军而言，简直是一种奇迹。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和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的空军曾两度在机场上被以色列消灭，而这次，他们彻底改写了这个不光彩的记录。萨达特起身向空军司令穆巴拉克表示祝贺。此时，作战室里一片欢腾。到17时30分，埃及最后一批士兵渡过了运河，并越过了沙垒障碍。在3个小时内，埃及已经有5个加强师，共3万名士兵到达东岸。 到10月7日 8时，渡河战斗已经结束，以色列防守巴列夫防线的3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全部被歼灭，360辆防守运河的坦克有300辆被埃及的士兵用反坦克导弹击毁，而埃及仅损失了5架飞机、20辆坦克和280名士兵。埃及取得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初战的胜利。而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叙利亚也在北线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挺进，并且一度占领了戈兰高地。 10月7日是星期日，根据犹太教历，这一天也是赎罪日。所有的犹太教徒今天都要呆在宗教场所，而以色列的广播也是照例不会播音的。可是，到14点40分左右，以色列“国内广播”节目却打破常规，播送了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的讲话：“今天14点左右，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在西奈和戈兰高地发起进攻。我军正在采取行动对付来犯者。由于叙利亚飞机在戈兰高地这一带活动，全国范围均可听到警报。这是其警报。已经发布了动员部分预备役军人的命令……” 发言人的讲话澄清了人们心中的疑问。从今天上午开始，已有一些人被部队征召，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整个上午以色列都是人心惶惶，谣言纷传。发言人的讲话一出，人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以色列征召人员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军用吉普在居民区吱吱地刹车，信使顺着门牌号码找人，身着军装的人们出现在教堂门口，宗教仪式顿时中止。与此同时，医院开始动员轻病员回家，为可能到来的重伤员腾出床位，民防部门告诫每个人把自己的窗口用纸条糊上，执行灯火管制。 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最高领导人还没有发表讲话。大家都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叙利亚军队和埃及军队岂是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军队的对手？大家都很平静，以至于到黄昏时分，三五成群的人又聚集在咖啡馆拉起了家常。即使是以色列领导人，虽然知道前线以色列军队已经乱成一团，但还是不承认这是突然袭击。总理梅厄夫人在晚上的电视讲话中还是掩盖了事实真相。她说：“以色列公民们，14点左右，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发动了进攻。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反击和击退敌人的进攻。敌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他们希望在赎罪日乘许多人正在教堂里祈祷时对以色列公民发动突然袭击。但是，我们并不感到突然。几天前，以色列情报部门就获得埃及和叙利亚军队为发动协同进攻而进行部署。我军为应付这个危险也进行了必要的部署。我们对自己的胜利毫不怀疑，而我们认为埃及和叙利亚重新发动侵略无异是在发疯。”国防部长达标则夸口说：“这次战争是六日战争的第七天，与六日战争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战争将在第二天晚上当后备役人员到达前线时才开始。那时我们将把那里变成一个巨大的坟场。”第二天早上，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今天早晨我们在这两条战线上同时开始了反攻。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反攻正在取得成功。我们开始挫败埃及军队，我们已经在一些地方打回到运河，其他地方的反击仍然在进行。在各条战线上我们都在向前推进。”埃拉扎尔甚至向记者暗示，这一次以色列将进一步向外扩张：“我要提醒你们，地图上并没有标着停火线。我们要向一切可能的地方推进，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歼灭敌军。” 在以色列政要看来，埃及是发疯了，如果不发疯的话，萨达特怎么会作出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以色列的高官显要们，虽然知道前线的情况已经乱成一团糟，但他们还是相信自己的军队很快会击退敌人，哪怕他们赖以自豪的以色列坦克部队已经在埃及的步兵狙击下损失了3个装甲旅，但是，他们更相信，敌人的损失更大。只要想一想，高素质的以色列士兵历来都是以一当十。以色列损失了三个装甲旅，敌人的损失岂不更大？可是，正在西奈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将士可不是这么想。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从西奈和戈兰幸存下来的以色列士兵还是惊魂未定。一位西奈前线的以色列士兵在形容处于埃及反坦克导弹威胁下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时痛苦地说，以色列的士兵“就像南非的祖鲁人朝机枪冲去一样”。他的对手，首批冲过运河的埃及士兵阿卜杜拉·阿拉蒂证实，他的部队在10分钟时间内就击毁了8辆以色列M－60坦克。他说：‘用B些坦克加速到最高速度以规避我们的火箭，但只要仍然在射程以内，我们就能击中其最薄弱的部分。每一枚埃及导弹的代价就是一辆以色列坦克。”一位当时正驻守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士兵在几天后耳中还尽是叙利亚坦克的轰鸣声。他说：“它们像洪水一样滚滚而来，哪里有可能就往哪里冲。”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沙龙将军痛苦地承认：“我们正被迫跟着埃及人的步子转，而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改变它。” 用不着多长时间，事实会让陶醉在军事优势中的以色列领导人清醒过来。9日下午，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终于承认：“我们并不比埃及人强大。优势的神话，以色列比阿拉伯国家强大的军事原则，以及如果他们胆敢发动战争就一定失败的观点，在这里都站不住脚了。”这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一战成名的以色列将军开始怀疑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犹豫不决，悲观失望，这与他此前的表现简直是判若两人。 l五月14日，在联合国的调解下，埃以双方同意停火。第四次中东战争终于结束了。从表面上看，尽管阿拉伯国家在战争初期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最后的胜利属于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共击毁2500辆阿拉伯国家的坦克，击落阿拉伯国家400多架飞机使阿拉伯国家付出了死亡8000余人的代价。而且，在停火之前，以色列正在向埃及和叙利亚的腹地挺进，开罗和大马士革的门户已经敞开。以色列人完全可以用“辉煌”来形容这场战争的结果。 可是，如果再考虑一下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以色列人是否还会有这种感觉？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死亡2552人，受伤7500人，伤亡的人数要比阿拉伯国家少得多，武器装备的损失也远远少于阿拉伯国家。但是，考虑到以色列总共只有300万人口，这死亡的2552人，占以色列全部人口的1％，加上受伤的人数，伤亡比例达3％。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为国捐躯，家家戴孝，户户悲歌，这种景象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最重要的还是心理打击。战前，以色列人毫不怀疑，如果阿拉伯人胆敢与以色列开战，那无异于以鸡蛋碰石头。可是战争的结果却让以色列人大跌眼镜。埃及是战败了，可是，战前埃及在运河以东并无一寸土地，到这场战争即将结束时，埃及军队已经控制了运河东岸的一条狭长地带，以色列并没有像以前历次战争那样，干净、彻底地打败埃及人。以色列国防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以色列在开战初期暴露出的种种弱点昭然若揭，而军事胜利再也无法把战争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巨大创伤抚平。仿佛一夜之间，以色列人从恶梦中醒来：原来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是假的，以色列在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他们的幸福还是操纵在阿拉伯人手中。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人告诉自己的心理医生：“1973年前的岁月里，我们怀着对战争的恐惧经历了以色列一阿拉伯冲突的各个阶段，这种恐惧是极为合理的。但基本上我们有安全感。当时我很清楚，同我交谈的人也很清楚，即使爆发另一次战争，当然这次战争将是灾难性的，许多人会受伤或死去，但毫无疑问我们最后会占上风。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想象以色列国会被毁灭。我认为赎罪日战争粉碎了这个基本信念。我们忽然发现，如果有一天趁我们不备，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向我们开火，他们能把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政治实体消灭。……所以说，最近这次战争使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安全感破灭了。”以色列人开始认真地思考起自己的处境来，这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以色列人开始认真地与埃及人坐下来讨论和平问题，而不仅仅是停火。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和约，埃及承认以色列有权在巴勒斯坦地区生存。这是自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阿以之间第一个和平协定，也是自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以来第一个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权利，而这一切全部肇始于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一位高级将领说，这场战争的发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则说，这场战争是一场灾难。 这场军事灾难是如何发生的？神通广大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在这场灾难前为什么睡着了？ “全世界在中东危机问题上都睡着了”，不战 不和的局面令埃及难以忍受。萨达特总统决心通 过战争打破这种局面。 对埃及和它的领导人纳赛尔来说， 1967年是灾难性的一年。 在这一年的“六天”战争中，以色列通过突然袭击，夺取了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作为反以战争的主力，埃及的损失尤其严重。埃及的空军在地面上被以色列消灭，战争没有消除埃及人的耻辱，反而使埃及人加深了这种感觉。在此之前，战争还基本上在埃及领土之外进行，可是就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把战火烧到了埃及本土，西奈半岛也沦陷了，这使埃及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战争的失败使纳赛尔心力交瘁，但是，失败后的埃及更离不开纳赛尔，纳赛尔必须站起来，领导埃及人民消除耻辱。 消除耻辱的唯一途径是军事胜利，可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基本上瓦解了。残兵败将把大量的武器留在了西奈，纳赛尔不得不重建军队。借着战败的时机，纳赛尔对军队进行了改组。军队的土气和战斗力有所提高。在苏联的帮助下，埃及再次武装起来。于是，纳赛尔发动了一场消耗战，其目的是，提高因失败而受到沉重打击的军队士气，给一向经不起损失的敌人造成伤亡。纳赛尔知道，以色列有钱，武器装备在他们眼中算不得什么，即使有所损失，美国老板也会源源不断地给它运来，而人是最宝贵的东西，生命失去了不会再活上一次。只要给以色列造成重大杀伤，以色列迟早会坐下来与埃及谈判。因此，纳赛尔选择了这一策略。 1967年7月1日，埃及军队同以色列军队发生了交火，这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两军第一次交火。结果，埃军不敌，留下了很多尸体撤离战场。第二天，埃军开始炮击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坎塔腊。此后，炮击成了埃及的主要战争形式。这种炮击给以色列人造成很大杀伤，让以色列十分头疼。1968年9月8日，埃及军队用1000门大炮从150个阵地上向以色列的阵地发射了1万发炮弹。 但是，以色列也木是好惹的。纳赛尔的策略很快遭到了以色列的报复。9月8日的炮击发生后，以色列轰炸了埃及的苏伊士炼油厂、苏伊土城和伊斯梅利亚，随后又派出直升机深入埃及腹地，破坏埃及的重要经济目标。以色列空军摧毁了埃及北部的防空网，在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之间打开了缺口，形成了一条可以长驱直入尼罗河三角洲的空中走廊。此后，以色列空军对埃及的重要城市，包括首都开罗，都进行了狂轰滥炸，工厂、医院、学校成了以军轰炸的目标，而埃及空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以色列的突击队甚至在埃及沿海频频登陆，搬走了埃及最先进的T－62坦克和P－12雷达。 从1970年元旦到4月 18日共4个半月时间，以色列空军一共出动了3300架次，在埃及领土上投下了8000吨炸弹，埃及付出了重大代价，消耗战的损失足以使埃及修上两座阿斯旺水坝。最后，消耗战不得不停顿下来。1970年7月底，埃以双方签署了停火协定，同意在苏伊士前线停火。 战争暂时停止了，但和平并没有实现，蒙在埃及人民身上的耻辱也没有消除。停火只是为下一轮军事冲突作准备。埃及军队一直处于全面动员状态，大批军队长年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在沙漠中进行演练。诚如萨达特总统所说，官兵们一直在“用沙子充饥”。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已经服役5年以上，其中不少人是埃及各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专业知识荒废，在社会上寻找较好工作的机会也丧失了，心中愤愤不平。官兵们强烈要求投入战斗，为“六天”战争的失败洗刷耻辱。 不战不和的局面给埃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在长期军事对峙的情况下，埃及的工农业生产陷于停顿，电力和原材料供应脱节，许多工厂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苏伊士运河被迫关闭，旅游业也很不景气，埃及两项重要的外汇收入丧失。 在生产下降、收入减少的同时，军费开支却急剧上升。据统计，1965年埃及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到1970年财政年度，已上升到13％。1968年～1973年，埃及在备战方面的开支达80亿～90亿美元。 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埃及人民的情绪非常激动。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军人对政府迟迟不宣布对以色列作战而不满，影响了埃及的政局稳定。1972年1月下旬，开罗爆发了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开罗大学、艾因·沙姆斯大学和爱资哈尔大学的一部分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迅速动员，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开罗大学的一些学生占领了《金字塔报》的办公室，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埃及政府下令逮捕了300名示威者。同年10月，一名青年军官率领七辆装甲车开到市中心的侯赛因清真寺，慷慨陈词，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对以色列展开“圣战”。1972年发生的这两起政治事件突出地表明埃及人民对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已经忍无可忍，促使埃及政府决心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萨达特总统说：“我理解这种不满情绪。时间过了六年，我们驻在运河的士兵以及我们的学生都要求采取行动。” 埃及在内政上陷于僵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的努力也未能取得进展。“六天”战争的失败，使埃及在东西方世界丢尽了脸。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空前孤立，埃及的外交努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冷遇。萨达特继任总统后，曾大力推动埃美关系的发展，埃美关系有所松动。1971年1月，埃及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促使中东问题和平解决。埃及表示，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有所改变，它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可得到改善。1971年，萨达特总统在国民议会提出了一项和平倡议，但遭到以色列的拒绝，美国的反应也很冷淡。1973年2月，萨达特总统的安全事务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为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努力。伊斯梅尔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了萨达特总统的亲笔信。信中指出：中东地区的形势已经恶化到要爆炸的程度，作为以色列的唯一盟国，美国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取得一个全面公正的解决”。但尼克松却表示，美国能强迫以色列所做的事是“极为有限的”，并声称，“在可以想象到的任何解决方案中，埃及都不能达到它的最高要求，对此不应存有任何幻想”。在随后的会谈中，基辛格不但竭力替以色列开脱，而且要埃及拿定主意作出让步，来换取以色列从西奈的撤军，这种让步应包括政治和领土两个方面。他告诉伊斯梅尔，美国很遗憾不能帮助埃及，因为埃及是战败者，而以色列是胜利者。作为“六天”战争中的失败者，埃及理应作出更大的让步。萨达特这才意识到，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是不现实的。美国所作的一切只是“逼我们一再让步，而对以色列却一无所求”，个中原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埃及“决不会打仗”，以色列人也认为他们不可能遭到突然袭击。“西方认为我们是残兵败将”，“全世界在中东危机问题上都睡着了”。只有采取激烈的行动，才能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和外交上的僵局，埃及人由于战败而失去的自信。自尊和荣誉感才会恢复。也只有通过战争，埃及才能让以色列人明白，继续占领埃及的土地就必须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从而迫使以色列人坐下来同埃及和谈，中东的政治格局才会为之一新。萨达特这种心理，以色列人是说什么也不会懂的。后来，基辛格说，没有人想到，包括他本人在内，萨达特为了在中东制造一场深刻的危机，不惜发动一场可能无法取胜的战争。没有这场战争，阿以之间要坐下来进行认真的谈判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以色列认为自己的军事力量至高无上，埃及则一直蒙受耻辱而不能自拔”。可惜，当时并没有人理解这一点。1973年3月底，萨达特在接见美国《新闻周刊》编辑阿诺·德博什格拉夫时说：“如果我们不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就不会有进展……我的一切努力所导致的都是要我们作更多让步的压力……我打开的每一扇门——随着美国人的祝福，都‘砰’的一声当着我的面关上了。”德博什格拉夫问道：“从你的讲话中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相信只有重开战争才是唯一的出路，对吧？”萨达特斩钉截铁地说：“你说得很对。我国的一兵一卒。一草一木，都在为现已不可避免的重新开战而认真动员起来。”他强调说：他为了和平已经“想尽千方百计”，既然以色列人不愿和平，美国也不愿为之付出努力，“那么战争就是结束一切梦魔的梦后——而每个人都将是失败者。”德博什格拉夫把这个消息带到了耶路撒冷，可是，他在那里遭到了以色列人的冷遇，以色列人根本不把他的警告放在心上。 1972年10月24日，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开会，萨达特在会上阐述了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战略思想。他说：“如果我们能在西奈拿下10厘米的土地，并能站住脚跟不撤退，那么我们就能改变东西方的态度，改变一切，特别是1967年失败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耻辱。渡河到西奈并在那里坚守将使我们恢复自信心。”据此，埃及武装部队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步，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以色列苦心经营的巴列夫防线，控制运河东岸15公里～20公里地区；第二步，攻占3个山口一线，保障运河以东前进阵地的安全，然后视情况向纵深发展。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埃及将在运河西岸集结2个军8个师共12万人的兵力，叙利亚军队则在北线以3个师的兵力向戈兰高地发起进攻，时间是1973年10月6日，根据伊斯兰教历，这一天是1393年斋月第十天。在为这个作战计划起名时，埃及人想到了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42年的斋月里在白德尔取得的一场胜利，正是那场胜利，奠定了伊斯兰教兴盛的基础，埃及用“白德尔行动”作为这一计划的代号，但愿先知能保佑埃及打好这一仗，洗刷蒙在全体阿拉伯人身上的耻辱。 精心组织，巧妙筹划。针对埃以双方的不同特 点，埃及进行了精心安排，完成了军队重建和战争 准备。 由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埃及失去了苏伊土运河的屏障，在埃及军队与以色列军队之间，现在横亘着一条运河。根据“白德尔”计划，埃及军队要渡过苏伊士运河，前进到西奈半岛，与以色列军队交战。 苏伊士运河并不宽，只有178米～201米，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渡过这种宽度的河流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但是，由于运河本身的特点及埃及军队的状况，这条运河却成了天险，它几乎成了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运河本身造成的。运河是人工在沙土上开凿出来的，而沙土本身极易受水流侵蚀，造成坍塌。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当年在修建运河时，修建者在河岸镶砌了水泥墙，墙顶露出水线，而墙脚却深深地埋入河床。这样，在高潮时，河水从水泥墙顶端下方约0．9米处流过；低潮时，河水从水泥墙顶端下方约1．8米处流过。这就为水陆两用车横渡运河带来困难，它不可能从0．9米高的河岸上跃到水面，即使下去了，它也不可能顺利爬上对岸。 第二个障碍是以色列给埃及人设置的。占领西奈后，以色列已经把西奈作为自己的领土了。在以色列人眼中，以色列军队所到之处，就是以色列的边界。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本一古里安就说过：“我们没有必要（在建国宣言中）提到边界线，因为我们不知道边界将来的情况怎样。”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宣称：“中东地图已经无可挽回地毁掉了。”意思是，既然以色列已经占领了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那么，这两块土地就不可能再回到阿拉伯人手中。尽管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最近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上撤走”，但以色列却置若罔闻，反而在这两块土地上修筑永久工事。以色列任命亚伯拉罕·阿丹为工程总指挥，动用了2000名工程技术人员，马不停蹄地修了三个月时间，才使防线初具规模，然后又花了六年时间，对防线进行加固。现在在运河东岸以色列人用推土机垒起的庞大的沙丘， 其高度甚至达到60英尺，这道障碍紧挨着运河，绵亘 160公里。面向运河的一面则与陡峭的水泥墙连成一体，这更增加了渡河的困难。在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修建了35个要塞，这些要塞都有坚固的工事，掩蔽部可以经受住1000磅炸弹的冲击力，并且能向四面八方射击。每座要塞都有地雷场和铁丝网保护，并且储存有足够的弹药和给养，即使被围，守军也可坚持一个星期。在要塞后面是三个装甲旅，配备有360辆坦克，它们可以轻易地进入射击阵地。这条防线是以色列总参谋长巴列夫中将主持修建的，人们用巴列夫防线来命名。据说，这是20世纪继马奇诺防线。齐格菲防线（即“大西洋墙”）后的第三条防线，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事专家都参观过这道防线，一致认为这些障碍是不可克服的。尽管他们都知道，前两条防线的命运不佳，但是，巴列夫防线与前两条防线的命运绝对不可能相同。那马奇诺防线是“堕落的”法国人修建的，而进攻者是20世纪最富创新精神、最有战斗力的德国军队攻破的。齐格菲防线是德国人修建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绞尽脑汁，联合出动400万重兵才将其拿下。而守卫巴列夫防线的是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军队，潜在的进攻者是屡战屡败的埃及军队。难道埃及军队能攻破以色列守卫的防线？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那岂不真成了“天方夜谭”？没有人相信这一点，以色列人更木会相信。他们庆幸自己的总参谋长找到这种方法，可以用最小的兵力取得最大的防御效果。 第三个障碍也是征服者为潜在的进攻者设计的。为了彻底阻止埃及人渡过运河，以色列在按垒深处埋设了一些储有易燃液体的大罐，排放管道的开关就由要塞控制。如果守军发现埃及人渡河，那么，几分钟后，这些液体将充斥整个河道，燃起熊熊大火，那时，苏伊士运河就真的成了人间地狱。 埃及人面临的困难远不止上述三点，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埃以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一方是屡战屡胜。不可一世、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以色列军队，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对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还有疑问的话，那么，经过三次中东战争的考验，人们完全相信，这是一支打不垮的部队。以色列人自己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最起码那些欧洲国家的军队不是它的对手，更不用说那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了。 现在，埃及人要向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挑战。可是，他们有什么本钱呢？当萨达将继承纳赛尔的职务、成为埃及总统时，可以说他一无所有。他接手的是一副烂摊子。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充当主力的埃及军队几乎不存在了。埃及没有空军，它的空军已经两度被消灭在地面上。而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制空权，如何与敌人交锋？更糟糕的是，埃及的防空力量在消耗战中也损失殆尽。苏联援助的先进雷达系统被以色列空军摧毁，而萨姆一11型导弹也不是美国装备的对手，以色列空军几乎可以在埃及长驱直入，为所欲为。当萨阿德·沙兹利将军出任埃及军队总参谋长后，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们的飞行员无论多么英勇，都面临着对方空军的难以战胜的优势。以色列的空军比埃及空军要领先10年时间。 空军如此，陆军的状况如何呢？表面上，埃及拥有一支脱万人的陆军部队，但这支部队大部分不是野战部队，配备的武器也根本不能与以色列军队相比。而且，由于没有空中优势，这支部队如果在沙漠上与以色列军队对垒，很容易被以色列的空军摧毁。埃及军队数量上的优势不能弥补它在质量上的劣势。 只有海军的情况略好一点。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不久，埃及海军竟然用一枚导弹击沉了一艘以色列军舰，一时名声大噪。但是，埃及空军的弱点抵消了海军的优势。 分析了上述情况后，沙兹利得出了一个严酷的结论：埃及无力发起大规模攻势，去消灭驻扎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队，也不可能把他们从埃及领土上赶出去。埃及充其量只能发起一次有限的进攻，然后就要转入防守。这个结论后来为埃及最高决策所接受。好在萨达特总统的目标很明确：只要能粉碎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就行，没有必要消灭以色列。沙兹利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就尽力避开埃及军队的弱点，避免埃及空军与以色列空军发生遭遇战，但是，在敌人空军力量达不到的地方，又要利用埃及空军出击一下，让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也领教一下空战带来的影响。 沙兹利认为，以色列以往总是打闪电战，这是由它弱小的人口数量所决定的。以色列总共只有300万人口，一旦战争打响，它可以动员全国1／5以上的人口，但是，它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动员，而使它的国民经济受到损害。可埃及的情况不同，埃及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战争时间拖长一点，对埃及经济并无太大的妨碍。沙兹利决。已让以色列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不与它打闪电战，而要延长冲突时间，与它打阵地战，大量杀伤它的兵员，给它造成最大的伤害。 军队的素质是打好这场战争的关键。没有一支质量过硬的军队，要想打赢以色列这样的对手，那是不可想象的。沙兹利在建军过程中，对军队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高性能的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不可缺少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曾指责过埃及：“如果你们的每一辆坦克都能发射一枚炮弹，整个战绩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写法”，“可是你们的大炮连动也没有动”。话虽然说得刺耳，但也确实是实情。埃及军队数量庞大，但素质之差也是令人吃惊的。一位在战斗中当了俘虏的埃军营长竟然向以色列人“抗议”：“以军太狡猾了，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从正面进攻呢？”他根本不懂得“兵无常势”的道理，更不懂得“兵者，诡道也”的战略思想，这样一支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沙兹利痛感改善军队素质的重要。他针对军队中存在的问题，编写了八本小册子，其中有《士兵指南》、《驾驶员指南》、《观察哨指南》、《在沙漠中迷路时保证安全的指南》。这些小册子针对性强，很受土兵的欢迎。 巴列夫防线给埃军渡河形成的障碍当然是重点克服的难题。沙兹利苦思冥想，也未想到比架桥更好的方法，而解决高达60英尺的沙垒问题确实让沙兹利大为头疼。最后，在军队中服役的一位工程师想出一个方法：用高压水管冲。一立方米的水可以冲掉一立方米的沙土，这样，几个小时后，工程兵就可以在固若金汤的巴列夫防线上打开缺口，为装甲部队打开通向西奈的道路。沙兹利大喜，立即从英国和德国订购了几百台这种轻便水泵。德国人不明白埃及的用途，说：“是不是全世界都发生了火灾，需要这么大的水压？”对此，埃及人不置可否。这个难题解决后，第三个障碍就更简单了：在渡河前，埃及派几十名士兵泅渡到对岸，用水泥把油气管道堵死，这样，以色列就不能动用这些油气罐了。 “白德尔行动”成功的关键是隐蔽埃及的行动，尽可能达成突然性。如果埃及军队刚刚渡河，兵力尚未及完全展开，以色列的增援部队就已经赶到了，那么，渡河部队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要尽力延缓敌人的预警时间。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与它的军队一样有名，是睡觉时都要睁一只眼的。要瞒过它的耳目，又谈何容易2埃及必须付诸战略欺骗。 为了掩盖进攻企图，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埃及军方研究了阿拉伯国家1967年“六天”战争的失利原因，尤其注重对情报保障进行研究。他们研究了以色列的战略理论、以色列总参谋部的特性和思想、以色列武装力量尤其是巴列夫防线的情报，并有意识地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在诺曼底地区的登陆经验和以色列在历次战争中的成功经验，针对以色列的弱点，拟制了以外交、安全、保密和政治欺骗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欺骗计划，以掩饰大规模兵力的展开，推迟以色列开始动员的时间。 从1968年起，埃及军队每年秋季都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大型军事演习，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由于当时埃及的军事实力明显弱干以色列，这些演习显得很不真实，以色列人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而只会作为一种笑谈。这种演习可以对以色列情报人员产生一种“狼来了”效应。至于1973年的军事演习，则更是一种欺骗。根据计划，1973年的演习将在10月1日开始，10月7日结束。鉴于以色列已经习惯了埃及的这种演习，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战争将在“演习”期间的10月6日爆发。埃及利用这次演习调动部队、展开炮兵，在夜晚把渡河器材运到集结地点。埃及通过这种军事演习有效地掩盖了它的战争准备。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认为，埃及沿边界集结兵力并不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即使是埃及军队自身也误以为军队的调动只是一次演习。95％的埃及军人只是到10月6日战争爆发那一天，才知道他们进行的演习实际上是一场战争准备，战争即将开始。此外，“六天”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埃及以此为由，说埃、以之间已经没有屏障，因此着手在运河西岸修筑一条巨大的河堤以及弹药。饮用水贮备设施，表面上是为了抵挡以色列的炮轰，实际上是用来隐蔽炮兵和坦克的集结。由于施工延续了很长时间，这种拖拉起了麻痹以色列人的作用，使他们未能意识到这一工程的真正价值。 从1973年起，埃及多次征召预备役人员服役，然后又分批复员。到9月下旬，埃及已经动员了22次预备役人员服役（有时只动员一批人，有时则动员多批人），服役时间从三天到两个星期，以试验新的动员体制，并再次对以色列进行欺骗。9月30日，埃及又征召了一批预备役人员。为了打消以色列人的怀疑，埃及又于10月4日宣布，9月27日动员的第一批预备役人员复员，第二批人员将于10月7日复员。但实际上复员的只有两万人。通过这些动员，埃及成功地将军队集结完毕，完成了开战准备。而频繁的战争动员使以色列产生了麻痹心理。1973年5月和8月埃及的两次动员都曾使以色列被迫进行总动员，结果造成2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当埃及宣布于9月30日进行动员时，以色列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动员，不以为然。达扬说：“萨达特曾两次促使我们宣布总动员，每次都使我们毫无价值地耗费1000万美元。所以第三次再来的时候，我以为又像前两次一样是一场儿戏，但我失策了。” 在备战过程中，埃及和叙利亚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叙利亚总参谋部的军官来开罗商讨作战计划，埃及要求他们一律着便服，从海上来到埃及，禁止乘坐民用航空，防止歹徒劫持飞机，也不通过海关。重要的文件必须手抄，派专人传递，不准打印，更不准用无线电下达。8月2日埃、叙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为防止走漏风声，规定电子器材一律不准带人会议室，除指定埃及作战部长一人用铅笔作记录外，其他人一律不准作记录。走出会议室后，军官之间交流意见必须通过口头交谈，不准使用电话和书信。为了保密，所有的作战命令在10月5日才传达到营连一级，而普通士兵直到战争爆发前几个小时才知道这一切。 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埃及统帅部同时制定了一份使一切工作保持“正常”的计划。一切工作要照常进行，不得有任何意外发生。萨达特总统照常进行他的工作访问，并有意透露他将出席10月份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9月27日，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将军邀请所有的内阁成员到总司令部参观，向他们介绍司令部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次日，伊斯梅尔和沙兹利又随同大批军人祭扫纳赛尔陵墓，尔后，又在总司令部举行了纪念活动。当晚，沙兹利还出席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一年一度的悼念活动。埃及的《金字塔报》还刊登总司令部要求10月份到麦加小朝觐的军官进行登记的消息，埃及和罗马尼亚国防部长定于10月8日在开罗会谈的消息也由官方加以“证实”。抄兹利出访摩洛哥，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以色列确信，埃及不会在10月份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开战前几个月，埃及和叙利亚展开和平攻势，以掩护军事上的备战活动。两国不断派出高级官员出访，邀请外国领导人来访；在报刊和电台的宣传减少用武力解决中东问题的言论，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好战言论，各大报刊均表示不以为然；在9月份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萨达特甚至成功地促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举行的悼念纳赛尔的大会上，萨达特总统发表了调子不高。有节制的讲话，这与他过去几个月间措词激烈的演说也截然不同。埃及外交部长10月到纽约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并计划在10月5日同基辛格会谈，讨论政治解决问题。叙利亚也表示，愿意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会见，讨论联合国第242号决议。埃及和叙利亚做出一种态势，表明他们宁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以色列一直低估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埃及和叙利亚有意加强以色列人的印象。1972年7月埃及驱逐苏联顾问后，一系列消息传播开来：埃及的苏制装备正在迅速损坏，埃军不能有效地使用苏联的雷达和导弹设施。有消息传出，苏联顾问对埃军和叙军的训练水平十分不满。苏联人对来访的记者表示，埃及军队没有战斗力。1973年，各国驻开罗武官应邀观看一次地面攻击装置试验，结果，武官们大失所望，凡是可能出错的地方都出错了。有关苏联顾问与埃及和叙利亚军人的矛盾不断传出，甚至有传言说叙利亚也想驱逐苏联顾问。阿拉伯国家的这一系列欺骗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从1972年冬天开始，世界各国的报刊杂志尽是突出阿拉伯军队无能的报道，连法国《世界报》这种善于独立思考的报纸也落入圈套。《世界报》发表了这样一篇评论：“萨达特总统那些缺乏经验的年轻士兵是没有本领使用先进的苏式装备的……”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报道：“没有任何军队比埃及这支军队再狼狈不堪的了。这支军队既失去了纳赛尔，也失去了苏联顾问。军队缺乏斗志。” 经过周密考虑，埃及和叙利亚决定在10月6日发起进攻。这一天是星期天，是犹太教的安息日，犹太人一般都在家祈祷，不出门。10月6日又是犹太教的赎罪日，是犹太教徒最神圣的日子，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在家或到教堂忏悔和祷告，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街头看不到汽车。此外，10月又是穆斯林的斋月，所有的穆斯林白天要不吃不喝进行斋戒，也不是适宜作战的日子。因此，开战日期的选择具有突然性。达扬说：“赎罪日战争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日子里强迫到我们头上来了。” 四面八方的警告涌向以色列，可是，军事情报 部的判断是：目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小 而又小。结果，以色列丧失了宝贵的预警时间。 在世人眼中，以色列是一个谜一般的国家，犹太民族的一切都充满了神奇。人们不明白，一个在历史上仅生存了100年、而灭亡倒有2000年的国家怎么会死灰复燃，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民族，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竟然能孕育出那么多的富豪、文学家、哲学家，更弄不明白，这么一个处于敌对势力包围下的小国何以打败它的所有对手，在巴勒斯坦雄霸一方。而当人们提起以色列国防军时，则更是津津乐道，并且会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实际上，除了这些让以色列自豪的东西外，以色列还有一项更值得自豪的东西，这就是名扬天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的克格勃一争短长的情报机构。如果没有这些神出鬼没的情报人员，以色列要想在中东站稳脚跟，只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中东所有国家中，以色列的情报工作是极为出色的。以色列情报部门一向以狡诈、嗅觉灵敏著称。它拥有获取阿拉伯国家情报的高级技术手段。安装在西奈前线和戈兰高地的电子设备日夜监视着阿拉伯国家的动向。以色列的间谍遍布各阿拉伯国家。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伊朗南部的美军基地和在地中海游七的间谍船，帮助以色列收集、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无线电通讯。应该说，阿拉伯国家大规模的备战措施是不可能瞒过以色列的眼睛的。事实上，以色列早在埃及决定发动战争之初即已掌握了“白德尔行动”的详细情报。1972年4月16日，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阿穆恩）在一份长达40页的情况综述里，详细概述了埃及的战争计划，列举了埃及的进攻目标，包括埃及10个架桥点位，唯一的误差就是埃及一个旅渡河的位置同实际情况偏离了几英里。在战争爆发前七个月，军事情报部又搞到了叙利亚军队的作战计划。战后调查以色列军事失败的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认为：“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的情报搜集部门和以色列其他情报搜集部门向军事情报部情报分析处提供了大量的预警信号。” 最早引起以色列情报机关注意的是规模逐年增大的埃及军事演习，尤其是1973年4月～5月间的演习，以色列情报机构从中发现了不少不同寻常的举措。如，一些埃及的精锐部队被部署到新的基地；埃军总司令部的通讯联络认可被监听的无线电改为无法窃听的有线电通讯；埃及在运河西岸修筑了大约65座碉堡，最高的一座可以观察到运河彼岸以色列人的活动。此外，埃及人还修筑了几处渡河坡道，动员了民防力量，并在一些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并向献血者发出了呼吁。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长泽拉认为，由于埃及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毫无反应，可以想象，萨达特在走到战争的边缘地带又退回去了，因此，战争不会爆发。可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却不这么想。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在5月份的危机中，他要求进行局部动员，内阁接受了他的意见。5月匕日，动员部队在耶路撒冷集中，参加了以色列的国庆阅兵，然后就开赴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在阅兵仪式上，埃拉扎尔还向埃及发出警告：如果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土运河，必将全军覆没。但是，出乎埃拉扎尔意料的是，5月份战争没有爆发。实际上，此时的埃及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苏联答应提供的武器还没有到位。这一次动员只不过是埃及的一次欺骗。这次判断失误大大挫伤了埃拉扎尔的自信心，在以后的危机中，埃拉扎尔虽然意识到形势严重，并要求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但是，在达扬和泽拉的反对下，他却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埃拉扎尔的情形相反的是，泽拉在危机中判断正确，得到了人们的赞扬。泽拉本人也因而沾沾自喜，本来就很狂妄的泽拉此后就更自信了，似乎先知先觉非他莫属。以色列情报机关断言，由于埃及无法对付以色列的纵深袭击，战争仍很遥远。 1973年4月，阿穆思发现，18架黎巴嫩幻影战斗机和历架伊拉克猎人式战斗机抵达埃及，预计更多的战斗机会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赶来。阿穆恩认为，埃及的空军实力已经显著增强，因为法国生产的幻影5型战斗轰炸机的威力他们是知道的，它具备了渗透以色列、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的能力。阿穆恩注意到，5月1日，萨达特在亚历山大港发表了演说：“即将到来的战争不仅仅满足于收复失地，而且要结束23年来以色列的狂妄姿态。”看来，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8月14日，以色列得知，一批苏制飞毛腿导弹运抵埃及，这个飞毛腿导弹旅将由苏联人指挥，埃及人跟着学习。不过，以色列情报部门估计，可能要到1974年4月，埃及人才有能力单独操纵导弹。对飞毛腿导弹的威力，以色列情报机构不大清楚。不过，可以想象的是，苏联人不可能直接介入中东战争，在埃及人学会如何使用这些新式武器前，战争不大可能爆发。 9月份的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首先发现叙利亚开始向前线逐步增兵。7日，阿穆恩发现，叙利亚已经向前线增兵一个步兵旅，叙利亚空军的预备等级也有提高。11日，航空侦察显示叙军在前线除了进行常规部署外，还增加了130余辆坦克和35个火炮连。对日，航空侦察发现，叙军已经在接近前沿阵地的后方全面展开。 9凡13日，叙以发生大规模空战，以色列击落13架叙利亚飞机，而自己只损失了一架飞机。叙利亚宣布，以色列即将对叙利亚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叙把它的步兵和炮兵主力调到了戈兰高地。以色列情报机构注意到，南线，埃及的军事调动也异乎寻常。埃军的火炮和地空导弹都进入了阵地，士兵正在清除雷区。 对叙利亚的军事部署，阿穆恩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单凭叙利亚本身的实力并不足以发动一场战争，泽拉说以色列国防军有能力在一天内击败叙军，这一点就足以阻止阿萨德总统轻举妄动。他们认为，尽管在戈兰高地出现了这些战争征兆，但并不表示叙利亚会发动战争。叙利亚的军事部署可能是为阿萨德总统出访阿尔及尔制造舆论，也可能是防止以色列的进攻，因为以色列认为，最近一系列恐怖行动都是由叙利亚支持的。9月13日空战后，以色列更是认为，叙利亚的部署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或者防止空战升级。 9月中旬，间谍报告，萨达特决定在年底发动战争，阿萨德总统已经预闻此事，并且表示，一旦埃及对以作战，叙利亚将进攻戈兰高地。 9月2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埃军的演习是以整师的规模进行的，这还是几年以来的第一次，此外，埃军正在储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弹药，集结迄今所观察到的最为广泛的后勤支援。埃军组建的野战通讯网更使他们吃惊，因为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次演习的需要。 前线的士兵对局势忧心忡忡，处在后方的以色列决策人员却一无所知。9月24日，在总参谋部的例会上，泽拉谈到了最近南北两线的军事异常情况。他说根据军事情报部的估计，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部署相互间并无联系。叙利亚的集结是一种防御形式，也许是防备以色列在空战后进一步采取行动，对叙利亚的军事集结，大可不必关心。而埃及的部队看上去只是一场多兵种演习，这种演习以前每年秋季都搞，这一次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泽拉认为，目前还看不到战争的危险。在讲话的最后，他又向总参谋部提出一个保证：如果阿拉伯国家的意图有所改变，他肯定会在48小时前提出警告。这个警告让担心的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有这样好的情报部长，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凭藉以色列高效率的动员体制，有48小时的预警时间足够了、这样，大多数人都放心了。 但是，泽拉的保证并不足以驱走达扬等人心中的狐疑。埃拉扎尔、北部军区司令霍菲也有同感。毕竟，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多年的军事素养在潜意识中提醒他们，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但是，由于情报部长已经作了这样的保证，他们也不能采取什么行动。可是，两天后，总参谋部对情况还是表示忧虑，达扬看到报告后，亲自到戈兰高地跑了一次，戈兰高地的情景加深了他的忧虑。他对部队说：“沿叙利亚边境，现在部署了数百辆坦克和几百门大炮，其射程可对我实施有效攻击。同时，叙利亚还设有一个空防系统，其密度可与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空防系统相比。”他悄悄地干了两件事，一是让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的陆军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同时又向戈兰高地增援了一个装甲旅。 不祥的消息继续传来。9月25日，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会见约旦国王侯赛因。侯赛因警告梅厄，叙利亚已经作好战争准备，而埃及将加入叙利亚一方作战。这个消息引起了梅厄的重视。约旦的侯赛因家族历来对巴勒斯坦人没有多少好感，在瓜分巴勒斯坦、不让巴勒斯坦人建国这个问题上，他们与以色列倒是有共同语言。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梅厄就曾偷偷地会见过当年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两人就瓜分巴勒斯坦达成过协议。后来约旦也曾参加过中东战争，但都是因为看错了形势，押错了宝。因此，对这个消息，梅厄可不敢掉以轻心。她要达标、埃拉扎尔和阿穆恩对这份情报作出评估，但情报分析人员认为，不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埃拉扎尔也同意上述看法。 9月28日，间谍报告，叙利亚陆军已经处于半戒备状态，空军也做好了战斗准备。他援引叙利亚军官的话说，这次将会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一次冲突。 9月29日～30日，来自美国情报界的情报说，叙利亚已经准备发动一场战争，目标是占领戈兰高地。 9月30日～10月1日，摩萨德特工报告，埃及开始大规模的渡河演习。这场演习将以真正的渡河行动而告终，叙利亚将参战，埃叙联合军事行动由埃及指挥。这个消息刺激了南部军区司令戈南，他要求取消士兵的休假。阿穆恩情报分析处叙利亚科科长也警告北部军区提高警惕，本·波拉德上校根据这条消息决定，信号情报单位作好战斗准备。但泽拉仍然无动于衷，他说：“我们从各处收到一些重要的情报。对有些人来说昨天晚上是一个不眠之夜，但是，我从中看不到战争的可能性。” 10月至日，阿穆思得知，埃及已经决定渡过苏伊士运河，占领米特拉和吉迪通道，目的在于促使超级大国介入埃以冲突，以重开苏伊士运河，同以色列谈判，缔结一项永久的埃以政治协定。但是，这个情报来源认为进攻的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阿穆恩对局势的估计没有改变。 阿拉伯人的一些错误举动提醒了部分以色列人。由于保密措施不严，叙利亚的下级军官过早地知道了战争计划。一名叙利亚军官打电话给他的黎巴嫩亲戚，这个周末不要来叙利亚，这个电话给以色列人窃听了；埃及民航总局局长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于10月4日晚取消了所有航班的飞行，并且准备把飞机疏散到国外避难。埃及军方立即进行干涉，撤销了这一命令，飞机于10月5日恢复正常。10月2日，中东新闻社报道，埃及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已处于戒备状态，其他新闻机构也报道说，中东形势十分紧张，战争迫在眉睫。以色列人注意到这些消息，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真正让以色列人担心的还是苏联的举动。10月4日下午4点，以色列情报人员得知，驻埃及和叙利亚的苏联顾问将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但家属必须在晚上12点前抵达集中地，返回苏联。晚上10点，以色列情报人员证实，16架苏联运输机，其中包括6架安东诺夫22型，正前往中东地区。10月5日，阿穆恩发现，2架运输机已经离开开罗，飞向苏联。同时，阿穆思还发砚，苏联人正采取措施，减少苏联海军在埃及的存在。停泊在塞得港和亚历山大港的苏联舰队已经驶离。泽拉认为，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一次，当时，阿穆思怀疑，苏联人撤离，可能是因为萨达特决定发动战争。可这一次是为什么呢？阿穆思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他们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苏联人知道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战争，但不看好战争的前景，因此想保护苏联侨民；二是他们想以此向埃及和叙利亚表示，苏联不赞成他们首先发动战争；三是苏联和埃及。叙利亚之间突然发生危机。在10月5日的形势分析会上，泽拉说，第一种情况可能性最大。 阿穆思仍然沉浸在乐观的气氛中，可是，前线士兵的感觉同他们大不一样。就在10月1日，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的本杰明·西曼·托夫中尉向他的上司戴维·格达利亚中校递交了一份报告，对苏伊士运河沿岸埃及军队的兵力部署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说：“从一切可以观察到的迹象来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以色列北部军区注意到，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正以空前的规模部署，保卫这些坦克部队的萨姆导弹已经送上了发射架。这一切使北部军区司令霍菲少将化心忡忡。达扬和埃拉扎尔对此也十分担心。他们视察了戈兰高地，发现叙利亚人在离边境2英里处部署了中程火炮，10月2日，叙军的炮兵连增加到108个，第二天竟达到140个，而坦克竟有900多辆，在南部地区还发现了一个装甲旅，达扬和埃拉扎尔对此非常清楚。当梅厄夫人从奥地利回国后，达扬马上求见，说有关人员要求与总理讨论边界形势。第二天，以色列内阁在梅厄的家中召开了一次“厨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理伊加尔·阿隆、达扬、埃拉扎尔和不管部部长伊斯雷尔动0利利，泽拉因为生病，临时由沙勒夫代替出席会议。 会议由达扬主持。会上，埃拉扎尔和沙勒夫详细介绍了南北两条战线的情况。梅厄问：“在目前的态势下，阿拉伯国家可能发动进攻吗？” 沙勒夫说：“有可能。”但是，他又补充说：“情报部的判断是：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很小。”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调动本身并不说明战争即将来临，因为自1969年以来就是这种态势，埃及的军事动员也不是战争即将升级的肯定信号，因为自1971年以来，埃及已经进行过多次动员，但都没有演变成真正的进攻行动。沙勒夫认为，埃及的演习和叙利亚人的军事部署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他说；“埃叙进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阿拉伯人对于西奈兵力对比的估计方面并未发生使他们可能投入战争的那种变化。”言下之意是，如果埃及人没有取胜的把握，他们是不会投入战争的，而如果没有埃及的联合行动，叙利亚人也决不会发动战争。埃拉扎尔也同意，目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意情报部的判断。只有达扬心中还在打鼓，他到边境去过，对边界的形势很是担心，他觉得埃及和叙利亚的举动与往常不大一样，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为了防御。但是，达扬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于是，会议形成了结论：“埃及沿边界集结兵力并不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南部军区司令戈南要求采取若干预备措施，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总参谋部指示，不能采取可能导致前线全面战争升级的行动。 尽管内阁刚刚有过决议，但是达扬还是焦虑不安。10月4日，他又召集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和北方军区司令及沙勒夫开会，讨论边界的形势。但是，这次会议依然没有结果，10月3日厨房内阁的判断仍然有效。不过，由于当天晚上情报部报告苏联正在从埃及召回人员，达标预感到形势有变，同意总参谋部发出C级战备命令，这是以色列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的命令。 10月5日，以色列又发现，埃军已沿苏伊士运河紧急展开，前沿阵地的炮兵连增加到194个，所有的步兵师已全部展开，所有架桥和渡河器材集结地点都堆满了器材，运河全线的坦克掩体已全部配置了坦克排，用于渡河的TCII浮桥部队已进入后方地域。一位海军情报军官在分析了所有这些征候后，向上司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总司令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0月5日上午9点45分，达扬在埃拉扎尔和泽拉的陪同下去见梅厄夫人，向她汇报了边界形势的最新进展，并建议召开内阁会议进行讨论。由于此时已经是赎罪日前夕，很多部长已经放假回家过节，为了不打扰他们过节，决定只召集居住在特拉维夫的五位部长开会。会上，泽拉报告了苏联从埃及和叙利亚撤出家属的情况，说估计是苏联已经知道了阿拉伯国家要发动战争的情报，但担心以色列进行反击，所以提前撤出家属。梅厄看着围坐在自己周围的几位大员，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感觉：“瞧，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因为这一切以前都发生过，它使我想起了1967年。当时我们指责集结军队对付叙利亚，而这恰恰是阿拉伯报纸现在说的。我认为这一切都说明有问题。”梅厄说的是1967年的事情。当时阿以双方的形势也很紧张，双方都在边界集结了军队，不过，后来是以色列通过突然袭击挑起了战争，不知这一次阿以双方是不是会换个位置？梅厄心中拿不准。 可是她的情报部长却不断地给她吃定心丸。埃拉扎尔看着边界附近的航空照片说：“阿拉伯国家这样展开兵力，既可认为是为了进攻，也可认为是为了防御。”他说的不错，面对一个占尽优势的军事强国，阿拉伯国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也是正常的。谁也不能保证1967年的情形不会重演啊！只是，到底是防御还是进攻，埃拉扎尔心中也吃不准，毕竟，这完全取决于对方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呀！ 泽拉发言了，在这种形势会上，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大家都要听他的形势判断，然后再下决心。他说：“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很小。”唯恐大家没有听清楚地的判断，他把这个结论重复了三次。 又一位内阁成员发言了：“希望维持C级战备状态。” 前总参谋长巴列夫问：‘哦军的坦克部队是如何展开的？” 埃拉扎尔回答说：“北线展开200辆，南线展开300辆。” 不管部部长加利利问运输部长佩雷斯：“你是如何考虑的？” 佩雷斯拿不准，说：“看样子好像要打仗。” 会议的结果与前次厨房内阁会议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认为形势不大对头，但谁也没有作最坏的打算。会议最后决定，授权总理和国防部长适时下达全面动员令，但并没有说现在就下达。事实上，由于泽拉的判断，梅厄心中的疑云已经一扫而光，她准备到女儿所在的基布茨去过赎罪日，但达扬不同意。尽管内阁会议已经有了决议，情报部长也一再信誓旦旦地保证，他还是不放心。也许他的潜意识里已经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不愿意在战争爆发的关头总理却不在首都。他要求梅厄留下来。梅厄说，战争不可能这么快爆发，如果真的需要，她可以乘直升机回来。达扬说：“如果发生战争，我们不可能用直升机接你回来。”梅厄这才接受了达标的建议。 泽拉无动于衷，以色列情报界的另一个重要成员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却沉不住气了。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一向作为政府首要情报顾问的摩萨德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竟然失宠了。扎米尔不再出席内阁会议，而军事情报部长泽拉却取代了他在内阁的位置。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摩萨德已经不再是一个情报机构，而是一个专门从事杀人放火解救人质的特别行动机构了。但不管怎么说，摩萨德依然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机构之一，它的间谍网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尽管军事情报部对边界上的紧张局势视而不见，摩萨德的特工却从四面八方发回了警报。10月4日两点，摩萨德一个最好的特工向他的专案官员发出代号为“拉迪什”的战争警告，意味着战争即将爆发。这个特工要求紧急约见自己的专案官员。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决定亲自去见他，并将这个重要情报通报给泽拉和达扬，但泽拉哪里会理会一个同行的反对意见。扎米尔也没有将此事直接通知梅厄，只是让自己的助手向总理的军事秘书作了汇报。10月5日下午，扎米尔和这个特工会面，得知战争将在10月6日晚上爆发。同时在场的另外两个摩萨德特工立即通知国内。此时，离战争爆发大约还有22个小时。10个小时以后，梅厄、达标和埃拉扎尔才得知这个重要情报，此时离战争爆发还有10个小时。 10月5日门点，阿穆思自己的信号情报搜集部门终于从埃及和叙利亚的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埃及科叙利亚决定发动战争。本·波拉特立即将此事报告沙勒夫。值班人员草拟了一个紧急报告，准备分发到政治、军事决策者手中，但是，泽拉却决定不分发这份情报。直到10月6日7点，泽拉才改变主意，此时距战争爆发只有6个半小时，以色列已经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 当扎米尔的报告最后到达达扬手中时，他愣住了。如果扎米尔所说的是真的，那么，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动员后备役部队需要48个小时的预警时间，现在这48个小时在哪里？仅靠以色列国防军是无法打仗的。他立即打电话报告梅厄，并让副官通知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和总参谋长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埃拉扎尔接到电话后，立即又给空军司令本杰明·佩雷德打电话：“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需要多少时间？”佩雷德回答说：“如果你现在命令我进攻，我可以在上午11时以前准备完毕。”很明显，埃拉扎尔想到了1967年那场战争的辉煌，几个小时内，以色列空军遍袭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基地，摧毁了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大部分空军，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现在以色列能不能也借此手段来制止战争？ 可是，埃拉扎尔却无权这样做。开战必须有内阁的决定，当务之急是着手军队的动员。5点50分，以色列的决策人物已经集齐在达扬的办公室。埃拉扎尔请求立即进行总动员，并由空军对叙利亚和埃及进行先发制人的空袭。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是，达扬’却反对进行总动员。他对梅厄说：如果以色列动员了军队，而阿拉伯人没有进攻，那么工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是极为不利的。埃拉扎尔再次强调，为了迅速发动进攻，必须全面动员部队。他的意见再次遭到达扬的反对。他认为前线的以色列军队足以顶住阿拉伯军队的进攻，没有必要进行全面动员。两人相持不下，只好请梅厄决定。于是，以色列又于8点钟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埃拉扎尔再次提起动员问题。埃拉扎尔说：“请总理务必下令，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实施全面动员。”达扬说：“如果你接受他的建议，我既不屈服，也不会辞职。你会明白，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和全面动员是徒劳无益的。”达标以一个国防部长身份，把决策权让给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梅厄夫人。梅厄痛苦地说：“上帝啊，我必须决定他们中谁是正确的。”最后梅厄决定，动员10万人，但不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可怜的埃拉扎尔，面对总理作出的最后裁决，痛苦不堪。他也是行伍出身，论资历并不比达标浅，可达扬如今是国防部长，他只是总参谋长，他必须听达扬的。他后来说：“要是能提早24小时到48小时征召预备役人员，这场战争无疑会大为改观。”可是，这都是马后炮了。作为总参谋长，在战争来临之前没有能及时进行动员，他是注定要承担这个替罪羊的角色了。奇怪的是，阿格拉那特委员会最后竟然宣布反对进行总动员的达扬对赎罪日战争的失利没有责任。 内阁虽然作出了动员10万人的决定，但此刻已经太迟了！即使此刻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空袭，也不可能扭转战争初期以色列的被动局面了。沙兹利说：“我们抢先了一步。以色列即使在2日晚上觉察我们的企图，到我们开始进攻时，它也不可能完成动员。”到3日16时，萨达特也肯定地说：“以色列即使已经开始动员部队也为时已晚。” 根据扎米尔提供的情报，战争将在下午6点打响。14点，泽拉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对记者说：“不管过去我曾告诉过你们什么消息，反正战争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说不定当天就会发生。”直到此时，泽拉脑海中的那根弦还没有扭过来，可能他真的希望有奇迹发生，在最后一分钟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就在这时，一位军官走了过来，交给泽拉一张纸条。他看了一眼，严肃地说：“他们告诉我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几分钟后，又一张纸条送到他的手上，他二话没说就离开了房间，几秒钟后他出现在记者面前说：“先生们，此次新闻发布会至此结束。”此时，尖啸的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大家都明白，战争已经开始了。 战争的发起已经大大出乎以色列的意料之外，而战争进行的方式也让以色列人大吃一惊。虽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没有能提前通报即将到来的战争，但当空袭警报响起的那一刻，几乎没有一个人怀疑以色列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人甚至设想，只要躲在巴列夫防线后面的士兵坚守几天，援兵一到，马上就会打退埃及人的进攻，然后转入反攻。但是，接二连三传来的战报使他们发现，本以为固若金汤的巴列夫防线并不坚固，预想中的大火没有能烧起来，而推土机工人辛辛苦苦垒起来的沙丘，在埃及的高压水龙头冲击下，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没有空军掩护的埃及步兵竟然冲锋在前，连装甲兵也不要，手持反坦克导弹就与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干了起来，而结果竟然如此出人意料。20分钟内，以色列一个精锐的装甲旅就给消灭了。当以色列空军赶来增援，想重演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一幕时，他们却发现，埃及的防空军用萨姆导弹布置起来的防空网，彻底堵塞了以色列空军的用武之地。低空飞行的以色列空军，没有躲过埃及的萨姆导弹。战前以色列空军对付萨姆导弹的灵丹妙药失灵了。他们哪里知道，现在组成埃及防空网的已经不是萨姆D型导弹了，苏联人这次连最新式的飞毛腿也用上了，而这种导弹以前从未在战场上使用过，美国老板对它的性能也不清楚，更不要说想出法子来对付它了。一场军事灾难就这样降临在以色列身上。 “妄自尊大和自我陶醉的情绪使我们对中东 地区将来的发展和变化的分析产生了混乱。”战略 地位的改善使以色列失去了危机意识，从而也就 丧失了警惕。 赎罪日战争结束了，以色列又一次度过了战争危机，在阿拉伯国家的围攻中生存下来。但是，这次战争的代价让以色列人痛心不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以色列情报部门是干什么的？以色列的军队领导人又怎么啦？人们对达扬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大为不满，这个达扬，简直与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达扬判若两人。危机发生前，他拒绝采取预防措施；危机发生后，他惊慌失措。那种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全然不见踪影。还有，那支所向无敌的以色列国防军到哪里去了？人们对战争初期军队的表现感到不可理解。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在几个小时内就消灭了阿拉伯国家大部分的空军，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可这次他们却在战争初期遭到很大损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赎罪日战争与第三次中东战争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所有人都不可理解。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确实是以色列历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场战争。在此之前，以色列虽然已经吞并了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但是，它还是缺乏防御纵深。联合国为它规定的边界使它不可能具有这种防御纵深。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埃及人占领的加沙地带犹如一把尖刀，直指以色列南部和沿海一线。这一带人口集中的城镇全部处于埃及的威胁之下，而圣城耶路撒冷则一分为二，以色列掌握了新城，而旧城仍旧掌握在约旦人手中，阿拉伯人可以轻易地从那里向以色列出击，耶路撒冷的枪击事件不断发生。约旦军队只要沿着通向耶路撒冷的街道向前推进500米，就能切断通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主动脉。约旦驻守在图勒卡尔姆的部队，能监视10英里外的以色列滨海城市尼塔尼亚，只要用装甲兵向前推进这一段距离，就可以把以色列拦腰切断。在北线，叙利亚军队驻扎在戈兰高地上，以色列北部村镇尽在叙利亚的火力控制之下。这种态势让以色列军方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以色列军队都要掌握战略主动权，如果让阿拉伯人掌握了光机，那么，以色列真可能被赶入大海。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局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以色列军队在北线占领了戈兰高地，俯瞰以色列的一颗钉子被拔掉了。现在不是叙利亚威胁以色列，而是恰好相反。在南线，以色列不仅夺得了加沙地带，而且占领了西奈半岛，从而彻底消除了来自埃及的威胁，埃及的主要城市塞得港、苏伊士城和伊斯梅利亚都处于以军的炮击威胁下，以色列空军再度到达埃及的首都开罗也不是一件难事。现在，如果埃及人要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埃及军队首先就面临如何横渡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即使他们渡过运河，加妙地带的广阔空间也足以使以色列军队与埃及人周旋。而且，对埃及军队来说，要克服运河和沙漠这两大障碍向以色列本土发动进攻，绝非易事。而由于耶路撒冷全部被以色列占领，以色列不用再担心约旦把以色列拦腰切断了。如果说真的存在什么“生存空间”的话，那么以色列的生存空间现在真是大大改善了。过去，埃及空军从本土飞到以色列只需4分钟，现在，这段时间已经延长到16分钟，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危机了。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的六年被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是以色列立国以来最好的六年。这六年间，以色列经济繁荣，国内稳定，特别是外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阿拉伯国家被打败了，以至于在与犹太人相处时失去了自信心。人们相信，事态正处于良好的控制之中。尽管阿拉伯人不愿按照以色列的条件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以色列人还是对“六天”战争后的现状感到满意。尽管以色列人从未忘记阿拉伯人消灭以色列的梦想，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阿拉伯人的这个梦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变成现实。以色列立国以来就有的居安思危心理立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狂妄。麻痹、轻敌。阿里尔·沙龙宣称：“以色列现在是一个超级大国，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不如我们。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征服从喀土穆到巴格达和阿尔及利亚这一广袤的地区。”沙龙此言典型地暴露出以色列政界、军界特别是军事情报部门在“六天”战争后的狂妄心态。对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议，他们轻率地拒绝了。阿拉伯人要和平可以，但要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军，没门儿！在以色列看来，战败者是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的。阿拉伯人除了按以色列的条件在协议上签字外，没有其他选择。他们没有想到，阿拉伯人也是一个不肯服输的民族，以色列在战场上让阿拉伯人蒙受耻辱，又拒绝了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议，只会把阿拉伯人，也把以色列自己绑上战车。此外，这种狂妄态度势必影响到他们对形势的客观分析。阿穆思前任部长亚里夫对此曾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说：“妄自尊大和自我陶醉的情绪使我们对中东地区将来的发展和变化的分析产生了混乱。” 以色列人尤其对“六天”战争后出现的安全边界感到满意。以色列认为，由于以色列的领土大大扩张，使得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困难大大增加。以色列的新边界事实上起着一种威慑作用。1973年3月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访问华盛顿，在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时，梅厄宣称：“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她说，以色列在军事上坚不可摧，阿拉伯人没有军事选择。以色列军方认为，苏伊士运河以及沿运河东岸构筑的巴列夫防线将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前总参谋长巴列夫认为，西奈的常备军就足以阻止埃及的大规模进攻。300辆以色列坦克就可以对付埃及1500辆坦克。达标曾说，面对巴列夫防线，任何埃及军队渡河攻击，都将在24小时内被消灭。他甚至夸口说，即使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它也能很快扭转局势。战争爆发前不久，沙龙就在苏伊士运河前对美国记者说：“苏伊士运河也许不是一条和平的防线，但在这条防线上可以避免战争。任何国家走向战争的唯一理由就是受到了攻击或者认为自己能够获胜。但是，在这条防线上，埃及没有取胜的机会。”在赎罪日战争前，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战争征兆，但以色列仍然沉醉在军事优势的美梦里。在10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泽拉还坚持认为，埃军大规模渡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达扬则拼命反对埃拉扎尔全面动员的要求。 安全环境的改变导致了以色列安全战略的根本改变。过去，由于以色列缺乏周旋余地，以色列军界总是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以色列决不能让阿拉伯人取得主动权，而且一旦战争爆发，以色列必须在敌方领土上展开兵力，否则对以色列就是灾难。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这种战略的典型体现。可是，在这场战争以后，由于安全环境的改善，以色列的战略也随之改为遏制战略。意思是，以色列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战略纵深，完全可以不承担战争发起者的罪名，而让阿拉伯人打第一枪，然后，以色列发起反击，结束战争。遏制战略成了赎罪日战争之前的主流思想。 阿拉伯民族是吃软不吃硬的民族，对此，以色列人也是心知肚明。为了奉行遏制战略，让埃及人知难而退，以色列决定沿运河东岸修建一条防线，在埃及和西奈半岛之间架起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就是耗费巨资的巴列夫防线。以色列指望，这条防线能挫败埃及的战争图谋，为以色列赢得宝贵的机动时间。 与此相联系的是以色列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尤其是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防空实力。军事情报部确认，在经历了“六天”战争的惨败后，阿拉伯国家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实力再同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以色列现在是高枕无忧。 应该说，从纯军事角度考虑，以色列在军事上确实占有较大优势，尤其在空军实力上。消耗战后，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以色列军队对自己的装备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不仅是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也认识到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1972年6月6日，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赎罪日战争时任国防部长）在一份情报估计中称，由于以色列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十分明显，埃及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然袭击。萨达特和国防部长萨迪克也同意上述意见。除非埃及拥有一支能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袭击的空军，否则埃及不应对以色列开战，埃及已经经受不起一场军事灾难了。但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埃及又必须进行这场战争，因此，埃及必须寻求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途径。萨达特坚持要打一场有限战争，而国防部长萨迪克恰好和他唱反调。他的主张是，要么等到埃及彻底武装起来，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收复所有的失地，要么就继续忍受下去。由于埃及全面武装超过以色列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萨迪克实际上不主张与以色列开战。这就不能为萨达特容忍。到1972年底，萨迪克在战争准备问题上还是裹足不前，萨达特毫不犹豫地撤掉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转而以伊斯梅尔·阿里取而代之。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认为，不管埃及如何努力，埃及和以色列在空军方面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即使苏联向埃及提供它最先进的飞机，考虑到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埃及空军仍然不是以军的对手，更何况苏联并不想向埃及提供此类飞机。埃及意识到它从以色列手中夺取空中优势的可能性几乎接近于零。但是，沙兹利此言并不表明他反对开战，恰恰相反，他在寻求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方法。 沙兹利找到了，“六天”战争后苏联的军事学说就特别强调防空火炮和导弹对制空权的影响，沙兹利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方法。因此，苏联新式的萨姆导弹列入了埃及的军火引进清单。以色列对此却毫不知情，依然沉浸在空中优势的幻想中，无怪乎以色列前空军司令霍德到10月6日上午10时还不相信战争即将爆发，说：“埃及还没有空军呢！” 由于以色列低估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意图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误差。以色列接受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政治目的。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的胜利也证实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但是，阿拉伯人并不这么看，经历了三次军事失败的埃及决策者更不如此看。他们认为，军事行动应当从属于政治，即使无法保证取得军事胜利，只要政治目标得到实现，民族尊严得到恢复，政权得以巩固，即使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没有胜利的希望，进行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对于赎罪日战争前的埃及来说，情况正是如此。由于多次战败，埃及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不战术和的局面给埃及的国民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民对此不满，萨达特的政权不稳。他必须打破僵局，打破僵局的办法，就是与以色列重开战端。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人们将会说我已履行了职责。在渡河期间，如果我们失败了，这是我们的命运。但是人民不能责备我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已经保卫了埃及的尊严，即使在渡河期间，我们损失两万人也在所不惜。”对萨达特来说，他的目标不是消灭以色列，而是同以色列打一仗，以恢复埃及人的自信心。根据埃及当时的实力，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有能力的。而以色列却没有意识到埃及对以色列政策的转变，仍然以过去的经验看待埃以矛盾，出现估计失误也就不可避免。 僵化的理论，墨守成规的思维方法，使以色列 情报部门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无动于衷，对即将到 来的危机视而不见。 对边界地带出现的异常军事形势，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是不是都视而不见？肯定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者，但是，只要你面对现实，及时发现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实际上，战争爆发之前，达扬、埃拉扎尔和霍菲都对边境地区的形势表示过担心，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他们谁也没有采取行动，来避免这场危机。 能够采取行动的人对即将来临的风暴无动于衷，处于战争前沿、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情况有变的下级情报人员，却在认认真真地进行分析、预测。 西曼·托夫是一个基层情报人员，战争爆发前是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的情报参谋，专门分析埃及军队的战斗序列。他从埃及军队调动的迹象中，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10月1日和3日他两次对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埃及的演习是为了掩饰它的战争准备。他说：“从一切可以观察到的迹象来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后证明，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第一份有关战争的情报报告。 报告送到了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戴维·格达利亚中校手中。格达利亚毫不犹豫地驳回了托夫的报告，理由是，这份报告与“情报部的判断——埃军的行动是演习——相互矛盾”。格达利亚在这里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原则；以色列军事情报部本身的判断也有赖于基层情报单位提供的情报。他对军事情报部所作的判断毫不怀疑，更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身处前线的托夫分析的结果与军事情报部的判断相反。 埃及的军事调动也引起了另外一位情报人员的注意。10月5日下午1点钟，军事情报部埃及科科长约拿·班德曼中校起草了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在报告的前39段，他列举了埃及的军事集结，给人的印象是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在写完这39段以后，班德曼觉得意犹未尽，又在后面写上一段自己对上述迹象的分析。他说：“即使运河沿岸的军事部署似乎反映了进攻的企图，根据我们所作的最佳估计，埃及人对于他们自己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判断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埃及企图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注意到，班德曼自相矛盾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军事情报部所作的“最佳估计”。 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到底是如何估计阿拉伯国家的意图的？原来，泽拉于1972年10月上任后，对阿以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可能出现的情况作过两条最基本的判断。他认为：一、埃及在取得空中优势前，不会发动进攻，也就是说，如果埃及没有袭击以色列的手段，如远程轰炸机或地地导弹，它就不会发动战争；二、如果没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泽拉的理论被他的同僚广泛接受，他因为这一条理论获得了声誉。由于泽拉是军事情报部长，以色列军事情报部把这两个信条当作金科玉律，并以这两个标准来取舍情报。在估计埃及的意图时，情报人员心中总会问上一句：埃及拥有战略空军没有？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战争就不会打起来。凡是符合这几种假设的情报资料，情报人员就将它当作真实情报，反之则斥之为“不真实”。即使在情报搜集部门掌握了大量证据，说明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进攻，泽拉仍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事实证明，泽拉的假设错了。人们指责泽拉用先入为主的假设主宰了情报分析人员的视野，以至于对即将出现的危险机而不见。 应该说，泽拉的假设在赎罪日战争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正确的。它是在分析了“六天”战争后中东的力量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泽拉根据他的假设，也曾作出过几次正确的判断。关键是，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埃以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时正确，并不意味着永远正确。任何假设，必须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这样，假设才不会过时，才不致于误事。但泽拉明显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将他的假设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的真理。他认为埃及的空军在1974年之前不会对以色列产生威胁，埃及不会贸然发动战争。当埃及大量引进萨姆导弹后，以色列情报机构虽然了解这一事实，却没有对此进行正确的分析。更严重的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泽拉将自己的信条贯穿到整个情报分析工作中。不仅在军事情报部人们不能对他的假设提出挑战，甚至于他的同僚对他的假设也不能提出异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他能正视现实，及时地审视自己的假设，或许不会出现赎罪日战争前的情景。但是在批判了泽拉的假设后，人们又感到困惑：情报分析真的能做到摒弃先入之见吗？答案只有一个：不能。 毫无疑问，死守教条是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前出现情报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一概摒弃假设的作用。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人的大脑难以完全摒弃外界的干扰。事实上，人们在认识一个事物前，心中总对它有一种印象，然后，带着印象去观察它，这就是先人之见。绝对地避免先人之见是不可能的，情报分析也是如此。进行假设，利用假设进行情报分析，对情报分析人员来说是绝对必须的，否则，他将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情报资料中，其结果将是情报资料百科全书式的堆积，与情报分析是风马牛不相及。在情报分析时进行假设是必然的，完全摒弃假设是不现实的。 但是，墨守成规、排斥新事物是人的天性，假设一旦形成，很容易转变成思维定势。某种理论，一旦被请报分析人员所接受，它就会影响人的思维，甚至于使人对新事物视而不见，情报失误就此发生。泽拉的错误正在于此。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当大量情报与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不一致时，情报分析人员改变自己观点的可能性要比那些不一致的情报逐步到来大得多。赎罪日战争前，阿穆恩收到这么多与泽拉观点不一致的情报，但都没能改变他的思维定势，可见他的先入为主已经严重到何种地步！ 不合理的情报体制，再加上一个狂妄的情报 机构领导人，使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成为不可避 免。 战后，为了调查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前出现失误的原因，以色列成立了最高法院院长阿格拉那特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认为，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最大原因是军事情报部错误判断了阿拉伯国家的开战意图，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严重失职……不能继续担任军事情报部部长职务”，他的副手沙勒夫“不能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其余两名高级军事情报官员也被解除职务。此外，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还就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阿格拉那特委员会为了纠正以色列情报体制方面的缺陷，提出了五点改进措施：1．政府要有自己独立的辅佐机构，以便对政略和战略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2．加强外交部情报研究室，使外交部能独立进行情报分析；3各情报机构之间要进行情报交流，彼此之间提供原始情报材料，同时上报总理和国防部长；4．鼓励情报人员提出不同意见；5．情报分析机构要设在摩萨德。 以色列情报界由四个国家级情报机构组成，它们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军事情报部“阿穆恩”，负责反间谍事务的“欣贝特”，从属于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室。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摩萨德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但由于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军事情报部的地位随之上升，凌驾于其他情报机构之上。它使外交部情报研究室和摩萨德想要扩大规模或进行独立情报分析的企图化为泡影。军事情报部不仅搜集军事情报，而且涉足其他情报领域，成为政府主要的情报来源。由于以色列政府没有其他的参谋机构，它本身不能独立作出情报判断，一切工作有赖于军事情报部。军事情报部不仅负责提供情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这是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在这种体制下，以色列政府的决策优劣就取决于军事情报部的工作质量。万一军事情报部工作出现失误，那么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微乎其微。赎罪日战争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在9月24日总参谋部的会议上，泽拉夸口说，如果阿拉伯国家想发动战争，阿穆思至少会在48小时前得到警告。这样，以色列将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战争动员，挫败阿拉伯国家的进攻。9月30日，以色列军方高层人士再次开会，讨论战争问题。会上，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副总参谋长塔尔少将都忧心什仲，他们要求起码进行部分动员，但泽拉依然很自信地说，阿穆周至少会准确无误地提前48小时得到警告，因而反对采取任何行动。10月5日，“厨房内阁”开会讨论战争问题，埃拉扎尔要求动员预备役军人，但遭到达标的反对。他对梅厄夫人说：“如果你采纳他的建议，我不会碍事，也不会辞职，但是你很清楚，总动员是多此一举。”后来，达扬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说，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会爆发战争，“我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而且在那天我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战争即将爆发。”事实是，在开会之前，达扬已经得到泽拉的保证，迄今为止，情报显示出的征兆尽管是不祥的，但是，就地所见，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小而又小”，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同意进行战争动员呢？ 在战争爆发前，摩萨德通过各种途径获悉了埃及的‘白德尔行动”计划，摩萨德首脑扎米尔竭力向泽拉和其他领导人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泽拉等人无动于衷。10月4日晚，一位潜伏在开罗的摩萨德特工提供了埃及发起进攻的日期和具体时间，摩萨德的值日官打电话给泽拉的副手。这位副手竟怒气冲冲地说，如果他胆敢再次在这种时间告诉他如此荒唐的事情，就一定不让他在以色列政府机关于下去。阿穆恩在以色列情报界的跋扈一至于斯，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像泽拉那样，在以色列军界飞扬跋扈的还有达扬。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使达扬的声望空前地提高了。正是达扬给了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信心，并且在短短的六天内创造了军事奇迹。过去，以色列国父本一古里安被人们看作以色列胜利和生存的象征，可现在达扬取代了他的位置。在国际上，达扬的声望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美国陆军中将路易斯·沃特称达扬是一名杰出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并说“我不希望与他处于对立面”。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安全全部寄托在达扬一人身上，他说话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当他反对总动员时，梅厄夫人就只好动员10万人，而埃拉扎尔则什么事也干不成。事后，梅厄在以色列的电视节目里抱怨说：“如果有某位有权建议动员的人来到时，我立刻就会同意。”梅厄此言，当然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但你只要想一想，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杆子的老太太，面对一个有几十年戎马生涯而对全面动员恰恰又持反对意见的国防部长，她能干什么呢？她能力排众议，让国防部长当众难堪，宣布进行总动员？很难设想。达扬把一个难以处理的球传递给了梅厄，让老太太去伤脑筋，结果当然没有出乎他意料之外。 可是这位以色列的战争之神却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只看到了以色列的力量，而没有看到潜在的危险。他只了解自己的军队，却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对手。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一次比一次惨，却怎么也不肯坐下来与以色列谈判，接受以色列的和平条件。他不止一次地夸口：“以色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1971年3月，在魏茨曼学院的演说中，他又说：“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我们的处境都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如果战争重新开始，只会证明我们比以前更强大了。”1972年4月，他又说：“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保佑着以色列，这是我们的人民在过去从未目睹过的。第一个因素是以色列国防军，我们的军队优于敌人，它为我们和我们的邻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第二个因素是以色列政府拥有对从约旦到苏伊土运河的管辖权。”达扬自信的话语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感染了以色列人民。在他的影响下，没有人相信以色列有什么麻烦。除非埃及领导人疯了，他才会下令跨过苏伊士运河。 事实戳破了达扬为自己营造的肥皂泡。战争爆发了，但埃及领导人没有发疯，真正发疯了的是以色列领导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风暴熟视无睹，结果让以色列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战争没有结束，就有人要求达扬辞职。有的人指着达扬说：“你在今后一生中应当做花园工人，给阵亡战士坟墓上的鲜花浇水。”一份有60人签名的声明在报上发表，直言不讳地要求达扬辞职，为战争的失败负直接责任。阵亡将士的家属甚至指着达扬喊“杀人犯”！ 应该说达标和泽拉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人。俄后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认为，泽拉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他给上。下级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深受政府的尊敬”。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的情报军官，充当情报部长更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然而，以色列政府选择了他，从而为1973年10月的灾难性的后果埋下了伏笔。一名优秀的情报部长，应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尤其应该具有广阔的胸怀，能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修正自己的观点，并适时地下达情报指令。他应该在上、下级之间充当中介，使上情下达，使下级正确理解上级的意图。然而泽拉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而且还竭力影响军政决策人员的独立判断。他相信他能使以色列政治机关的所有人都信服他。他不以为自己是一个参谋，而把自己当成“以色列所有情报事务的唯一决策者”。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情报部门总共收到400份情报，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是这些电报因为同泽拉的概念相矛盾，被他全部扣留，结果，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没能看到这些情报。战后，他对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说，如果他知道这么多情报，他肯定会改变看法。泽拉在错误面前，还为自己辩解：“我在以色列军队服务的年月里，大部分时间是当指挥官而不是参谋官，因此我的性格……没有给我养成向上请示、求教的习惯，凡属我职权范围的事，我一般不推给上司处理。”正是这种自负的性格使他在危机迫在眉睫时仍固执己见，终于给国家酿成巨大灾难。 这一点，泽拉与他的前任亚利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亚利夫为人谨小慎微，他深知情报无小事，一不小心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尤其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处于四面包围之中的小国。他在任时，每当埃及进行军事演习，他总是特别关注。因为他知道，演习和战争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别，进行演习本身就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图。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一场演习随时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埃及对亚利夫十分顾忌。当亚利夫在1972年退休后，阿拉伯国家总算如释重负。当亚利夫得知接替自己的将是泽拉时，他说：“现在我们是在向灾难进发了，因为以色列的军队系统由三个不懂害怕为何意的人来掌管了。”这三个被称为以色列“英雄统治集团”的人正是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军事情报部长泽拉。亚利夫不幸而言中了。 ------------------ 123456网文网 123456ww.com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