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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王朝的垮台（ 1979年元月） 沙利文大使警告华盛顿，不妨“想一想不可想 象的事情”，王中王巴列维流亡海外，“世界上一个 多事地区中的一个稳定的小岛”不再稳定。 1978年11月2日下午 6时，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走进情况室，特别协调委员会紧急会议开始了。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伊朗的局势。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在10月对日和门月1日接连发来两封电报，报告伊朗局势大乱，反对派得寸进尺，国王除了进行军事管制外，别无良策。他要求华盛顿在48小时内作出答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是什么？他应该如何应付伊朗的形势？他说，国王在采取行动之前，一定会征求老朋友的意见。作为美国驻伊朗大使，他应该预先准备，免得到时候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决定召开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而召集人就是市热津斯基。 当天早些时候，布热津斯基已经向卡特介绍了情况。他的看法是，据沙利文看来，巴列维已经失去斗志，而美国还在逼他实行自由化。除非国王作出建设性的让步，同时又采取坚决的措施，否则他就要完蛋。卡特也同意布热津斯基的意见，认为国王已经不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起作用了，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也失去信心。卡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们鼓励他坚持下去，他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在会见利萨王储的时候，卡特说：“我们同伊朗的友谊和联盟，是我国整个外交政策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谈到伊朗的人权问题时，卡特说，“我们感谢他在民主方面采取的步骤”，“我们知道，有些不希望民主原则的人反对这些措施。但是，我认为，他的进步的政府，对整个西方世界是非常有价值的。” 参加会议的有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戴维·琼斯、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特·特纳，此外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名工作人员戴维·艾伦和加里·西克，其中西克负责伊朗事务。会议一开始，布热津斯基传达了沙利文的来电，说初步迹象表明国王正在考虑逊位。布热津斯基说，他已经和卡特。国务卿万斯和沙利文以及伊朗驻美国大使扎希迪讨论过这一问题。扎希迪认为，沙利文对国王的支持是模棱两可的。他建议尽快以总统的名义向沙利文大使发电，美国将无保留地支持国王。他想在政府形式上作什么决定，美国不会越祖代苞，但是，美国认为形势要求国王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恢复秩序，树立权威。布热津斯基还说，过去，美国在自由化问题上把国王逼得太紧了，为了满足美国的期望，国王已经走得过远了。如果他不能很快恢复统治能力，他的军队将会瓦解。市热津斯基特别指出，成立联合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各派之间会勾心斗角，不可能搞到一起。言下之意是，国王再进行让步，不会解决问题，军事管制是唯一出路。 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在协调委员会引起争论。克里斯托弗代表国务院提出了异议，说扎希迪善于给人一种印象，即美国不支持国王。他的话可能言过其实，根据他的话作出的反应也许过度了。最好的方法是建立联合政府。事实上，国务院已经为会议准备过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国务院建议国王继续作出一系列让步，安抚反对派。克里斯托弗的意见遭到了艾伦的反对。如果美国这样做，国王也许会认为，美国更关心伊朗的自由化，而对他本人的领导地位漠不关心。布朗也说，建立军政府也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进行军事镇压，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为自由选举作准备。他对联合政府是否能行得通，也表示怀疑。在出席协调委员会的人员中，只有中央情报局长支持克里斯托弗的看法。 会议进行到半途，卡特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布热津斯基说，卡特已经授权他于次日打电话给国王，表达美国对他的支持。考虑到沙利文的要求，布热津斯基说，可以根据会议的内容给沙利文发一份电报，克里斯托弗建议在电报中加上一些有关选举的内容，但布热津斯基反对，美国不应向国王推荐具体的执行方案，毕竟，美国是伊朗的盟国，而不是伊朗的宗主国。如果事无巨细，为巴列维制定详细的方案，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位“王中之王”会认为美国在干涉伊朗的内政。大家一致同意向国王发出一份强有力的电报，支持他的行动。电报由布热津斯基签署，由沙利文转给国王。电文说：“经过最高当局批准和赛伊·万斯同意，现指示你尽快通知国王： 1．在当前的危机中，美国毫无保留地支持他。 2．如果需要就政府的形式和组成作出具体决定，我们相信国王的判断；我们也认识到必须通过果断的行动和领导来恢复秩序和他本人的权威。至于是否建立联合政府，我们认为应该由国王决定，看他是否认为这种选择可行而且可取。我们并没有坚持要这样做。军政府问题也是如此。不管他走哪条路，我们都将全力支持他的决定（供你参考，对你的问题的答复是：国王领导下的军政府要比没有国王的军政府好得多）。 3．一旦秩序和权威得到恢复，我们希望他将再次为促进自由化和消灭贪污腐化而作出慎重的努力。” 电文起草完毕，布热津斯基感到意犹未尽，在旁边又匆匆加上两行字：“对权威不断瓦解感到不安。还有军队士气问题。既要采取引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又要坚定。” 11月3日，布热津斯基要通了巴列维的电话。在电话中，布热津斯基肯定地说：“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完全地、充分地、毫无保留地支持你。你将得到我们的完全支持……无论你就政府的形式或组成作出任何决定，都将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特别选择哪一种解决办法。” “我对这一消息十分感激，但是，情况非常特殊。有人使我感到只要有可能，就应当避免采取措施。”电话线那边传来巴列维的声音。布热津斯基一听就知道这是沙利文的主意。在与英国大使帕森斯一起会见国王时，他们已经向国王建议不要搞军政府，因此，布热津斯基马上表示：“我希望我已说得十分明确，我们的大使也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并没有劝你或敦促你往哪个具体方向采取行动。”他接着说：“依我看来，你实际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既要采取某些总的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姿态，又要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来显示有效的权威。” “对。”国王的回答十分简洁，实际上这正是他希望采取的措施。尽管在世人眼中他的口碑不好，但他还是不愿意被人看作一个独裁者。只要这场风暴平息下来，他愿意再开明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形势十分危急，单纯让步很可能造成更富有爆炸性的局面。”这句话似乎对国王很有触动，他请求市热津斯基再讲一遍。布热津斯基重复了他的话，可是国王似乎还不放心，又问了句：“你们的大使得到通知了吗？”布热津斯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第二天，国王会见了沙利文和英国大使帕森斯。会谈时，国王谈到了布热津斯基的电话，对美国支持他建立军政府表示欢迎。他说，军队也支持这一着，只要抓几个人，采取真正坚决的措施，事态就会轻而易举地平息下来。可是，国王接着又谈到一则消息：美国广播公司一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如果伊朗成立军政府，美国就撤销对伊朗的支持，情况复杂了。沙利文的报告让布热津斯基忧心忡忡。不过，两天之后，巴列维终于宣布，成立以爱资哈里将军为首的军政府。国王发表了讲话，保证改正过去的错误，向腐败开战，在结束军政府之后，恢复公民的自由。在结束讲话时，他向反对派呼吁：“你们的革命信息我已经理解。我深知你们为什么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国王指望他恳切的言辞会得到人民的谅解，但他忘记了，他并不是第一次许下这样的诺言。他在1976年就说要荡涤腐败之风，1977年又说要进行自由选举，但一次都没有兑现。他像那老是喊“狼来了”的小孩，现在人民已经不相信他的诺言了。一位德黑兰有影响的商人说：“我们怎么可能再相信国王呢？他要拆掉我们的商店，他增加了银行和大商店的数目，把我们的大部分生意抢走了。” 军政府并不是解决危机的灵丹妙药。11月7日，爱资哈里宣布，有14个人因为腐败或滥用权力而被捕，其中包括前首相胡韦达。但是，伊朗的局势并没有平静下来。11月10日，警察同示威群众发生了流血冲突，一些示威者被打死，许多人受伤。19日，国王又作出和解姿态，释放了二百余名政治犯，而军队则在全国各地与示威群众对峙。军政府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华盛顿还没有做好应变准备，伊朗的局势已经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军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对示威者，国王显得犹豫不决，缺乏信心。他虽然成立了军政府，但是政府并没有得到肆意杀人的权力，相反，他从监狱中放出了一批政治犯，并开始探讨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到12月中旬，伊朗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12月间日，数十万人在德黑兰市中心游行，示威群众打出了“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的标语。第二天，石油工人进行罢工。罢工破坏了经济，打击了现政权，骚乱每天给国家造成6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一向不知桔据为何物的伊朗政府觉得手头紧了。在这种情况下，国王退却了。他宣布，军政府将结束自己的使命，伊朗将组成由巴赫蒂亚尔为首的联合政府。然而，巴赫蒂亚尔上台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国王离开伊朗。1979年1月6日，巴赫蒂亚尔组阁完成，没有一个宗教界人士愿意参加他的政府。1月13日，由忠于国王的人组成了一个摄政委员会。五月16日，国王终于离开了伊朗。在机场上，形容枯槁的国王对巴赫蒂亚尔说：“你的政府得到我的完全信任。我希望政府成员的爱国主义，会使你们每一个成功地完成困难的任务。”国王相信此次出国只是暂时的，巴赫蒂亚尔会助他渡过难关，他还是伊朗的国王。 国王出走的消息立即传遍伊朗。德黑兰大街小巷万众欢腾，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拥上街头，高呼“国王滚蛋了！”“国王倒了，下一个该轮到巴赫蒂亚尔了！” 国王离开了德黑兰，但伊朗的局势并没有平静下来，美国政府寄予厚望的巴赫蒂亚尔不能维持秩序，巴赫蒂亚尔的政令不能达到首相府以外。宗教人土不承认这个新政权，示威者要求他辞职，要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霍梅尼组织了一个小组，正在研究未来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组成。28日，巴赫蒂亚尔提出，他可以去巴黎会见霍梅尼，与他一起讨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霍梅尼坚持巴赫蒂亚尔必须先辞职。最后，巴赫蒂亚尔山穷水尽，不得不开放机场，让霍梅尼回国。2月1日，霍梅尼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回到了伊朗。数百万人夹道欢迎，霍梅尼登上演讲台，缓慢地说道：“议会和政府都是非法的……我们要封住他们的口，任命一个依靠人民支持的政府……如果巴赫蒂亚尔不辞职就要被逮捕……”霍梅尼一句话，决定了新首相的命运。2月5日，霍梅尼任命迈赫迪·巴扎尔甘组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了。至此，伊朗国土上存在二千五百余年的帝制寿终正寝。 伊朗国王的跨台对美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意外，而霍梅尼神权革命的成功对美国人来说更是一个意外。他们无法想象，一个强有力的。拥有50万精兵的国王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失去自己的权位；更无法想象，像伊朗这么一个重要国家，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美国的敌人。要知道，美国的大部分石油来自伊朗的出口，美国的武器装备又有相当部分是卖给伊朗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伊朗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不多，但伊朗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以色列。难怪有人说，伊朗是美国中东战略中的两大支柱之一。现在，一根支柱倒了，另一根支柱以色列明显是独木难支。以后，苏联人在中东又要大显身手了。还有，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是反共反苏的一个坚固堡垒。国王倒了，这个堡垒也就不存在了，苏联也许会乘虚南下。当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一年之后，伊朗人会置起码的国际法准则于不顾，冲进美国大使馆，扣留大批的美国人质，让美国人饱尝牢狱之苦。卡特总统命令中央情报局设法强制救人，结果，人没救出，又赔上几条性命。伊朗事件结束了卡特如日中天的威望，也结束了他的政治前途。两年后，当他灰头土脸地离开白宫时，伊朗人才放出了美国人质，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伊朗国王的倒台对美国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白色革命。巴列维发誓要把伊朗建成世界第 五大强国，他的目标部分地实现了。但是，国王的 人权记录却极糟糕，国王统治的伊朗成了美国人权 外交攻击的对象。 读不懂伊朗危机的当然不只是卡特政府。对这股革命风潮最不理解的莫过于国王自身了。他不了解，为什么伊朗国民不听从他的旨意，反而要奉一个毛拉为神明？难道他对伊朗的贡献还不如一个78岁的糟老头吗？这个老头子，除了会假借安拉的名义与他作对、犯上作乱之外，还能干些什么？他能给伊朗人什么？是土地，还是面包，还是财富？都不会。可是，老百姓竟然都跟在他后面起哄，要国王下台。难道他们不知道，今天他们的一切，都是英明的国王给他们带来的？没有国王，他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国王，他们还生活在“极权主义”控制之下。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他呢？ 国王出身贫寒，并不像他后来宣称的那样，家学渊源，是什么贵族的后代。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后代。其先父礼萨·汗在波斯的哥萨克旅中服役，凭着聪明才智和勤恳苦干，终于在军中崭露头角。国王的母亲谈起了自己的丈夫，说：“他的双亲是道地的农民，而他也没有受过教育。由于他意志强悍，参军后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大头兵，在军阶上一步步地向上爬。”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21年，已经是中校的利萨·开当上了卡兹文的卫戍司令，进驻德黑兰。他把当时的首相一脚踢开，没过多久他已登上了王位，开创了巴列维王朝。 与先父相比，国王显然缺少了一些强悍和果敢。据说，最初他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尽管英国人占领了伊朗南方，苏联人又雄踞伊朗北方，国王却束手无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和苏联发生冷战，他才利用美苏矛盾，在联合国控诉苏联，迫使苏联从北方撤兵。但是，伊朗还是没有赢得真正的独立。伊朗盛产石油，但收入流入了英国人的腰包，作为国王的他，所得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分子摩萨台上台执政。他提出石油国有化法令。国王的收入大增，但其王位却摇摇欲坠，不得已，他只好出国避祸。多亏了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也多亏了那个克米特·金·罗斯福，他只身来到德黑兰，联合一部分军官，发动了政变，赶走了摩萨台。这样，巴列维得以重登孔雀王座。在这场“革命”中，国王的形象是软弱无力的。他立志要改变这种形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抓住军队，抓住秘密警察。这是他的政权的基础，离开这两个基础，君主制说不定就会撼动。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控制这两个部门。 摩萨台下台了，但他的石油国有化计划对伊朗却是有利的。英伊石油公司独霸伊朗石油资源的局面给打破了，伊朗、英国和美国、荷兰等国的石油公司联合组建了一个公司。伊朗在这个公司的份额大为增加。滚滚石油带来的是巨额财富。伊朗富了，不再是当年那个贫穷的伊朗了。 可是国王心中还有一份隐忧。现在，凭幕丰富的石油资源，伊朗的国民收入是大为增加了，可是，石油总有枯竭的一天，将来怎么办？想到这个问题，国王就觉得有必要再搞一场革命，这是一场使伊朗摆脱贫穷的革命。1963年，这场革命终于拉开了序幕，这就是白色革命。在国王的辞典里，白色革命就是不流血的革命，领导者是他自己，追随者则是伊朗人民，因此又是“国王与人民的革命”。国王为这场革命规定了目标、步骤。他说，到公元2000年伊朗要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强国，伊朗要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建立起自己的石油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实现工业化。工人要拥有工厂的股份，耕者应该有其田，儿童应该接受教育，妇女应该取下面纱，走出厨房，人人应该得到卫生保障。而在参政问题上，国王提出应该实行普选，包括妇女在内的伊朗国民都应该有普选权。 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是伊朗复兴的计划。国王把它说成是自居鲁士大帝以来，伊朗最伟大的复兴计划。在他自己的书中，国王用梦幻般的语言，描绘了伊朗的美好未来：“15年前开始的我国革命，是伊朗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通过革命，所有阻碍积极行动的屏障都已拆除，这样，各种才能和潜力都能自由地发挥，伊朗人民可以平等地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 工厂建立起来了，土地分到了农民手中。整个伊朗像一个大工地，在哈尔格、阿巴丹、设拉子，石油化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铝矿、铜矿。铁矿……都在开采，伊朗的钢产量竟然达到了100万吨，而石油产量竟然位居世界第四。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0年时间里，伊朗修建了2．1万英里的公路，国内17个城市，现在都有了飞机场，电话线遍及伊朗的大部分地区。伊朗的国民经济以每年9％以上的速度高速发展，伊朗成了世界上第9个最富裕的国家，离国王规定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国力强大了，军队也发展起来了。国王用他庞大的支付能力在美国采购军火，使困境中的美国军火工业绝境逢生。国王出手很大，美军已经装备的军事装备，他要装备；美军未来得及装备的，或者无力装备的，他也要装备。伊朗空军成了世界第三大空军，而海军装备的高精尖武器，即使是美国海军本身，也会羡慕不已。 这就是白色革命。这场革命奠定了国王本身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果说国王自认为可以与居鲁士一比高低是他自己发昏的话，但是，对国王取得的成就，只要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那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但是，国王统治下的伊朗远不是太平盛世。只要想一想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一个专制君主，你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国王要为人民谋福祉，给人民选举权，给人民公平的审判权，给人民公平的发展权，但是，他不明白，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伊朗发展的最大障碍。在20世纪中期，他竟然还能重拾中世纪时法王路易十四的遗梦，讲出“朕即国家”的梦话，这就注定他的革命只能以悲剧收场。他的传记作者热拉德·德·维利埃正确地预言：“巴列维国王即使有发展祖国的宏愿，不过，就像所有专制者一样，这只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他越是改进教育状况，他越是要使他的国家摆脱贫困状态，他越是鼓励人民增强政治责任感——那么他自己的政权所面临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他老是不相信知识分子，可是他少不得知识分子来协助开发这个国家。要是一位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思想见解，马上就会被开除，或者甚至被捕了——显而易见，在伊朗国内，毫无言论自由可言。随着本国人民最终达到了智力成熟的境界，巴列维国王的这种矛盾心理，势必要给自己招来麻烦。随着伊朗日益摆脱思想上的桂核，他——作为伊朗国王和伊朗人民之‘父’的这颗星辰，可能会逐渐黯淡下去。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即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和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作者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76年，只过了两年，他的话真的应验了，我们不能不叹服作者的先见之明。 巴列维国王的灾祸，植根于伊朗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和滞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国王的大力推动下，白色革命取得了成效，伊朗的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统治伊朗的上层建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说君主专制与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是一对孪生兄弟的话，那么，这种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生来是一对死对头。巴列维用专制的手段推动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结果经济问题可能解决了，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却更加突出了。国王的专制统治不仅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走向开明，而是变本加厉了。国王曾请不自禁地写道：国王“不单是国家元首，同时又是人民的引路人和导师”，“从根本上说，在我们国家里，国王是三权——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这种制度造成的后果是伊朗的政治极端腐败，国王大权独揽，听不过半点不同意见，而其他社会阶层却没有一点权力。国王还任用秘密警察镇压异端。经济上，国王及其家族贪得无厌。国王以其个人名义设立的基金会拥有200亿美元的财富，而王族也利用各种手段，广敛钱财。为了获得暴利，国王甚至打起了毒品走私的主意。尽管国王也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败，可是却没有一点效果。 曾经担任 14年首相的胡韦达说，反腐败必须“从国王的家庭和随从开始，否则毫无意义。再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也不公平”。法国《世界报》记者说，向腐败开战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请记住国王本人在这方面也不是两袖清风”。 伊朗的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下层穆斯林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相反，贫富悬殊却更加明显了。首都德黑兰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北部是富人的天下，那里建的是豪华的酒店、舞厅和夜总会、西式别墅，而南部则充斥着贫民窟、小巷子和污染的空气。伊朗一家大报的主编说：“这种西方化的项目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西方银行，西方枪炮，西方特工人员，西方建筑物。人们认为这些东西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它们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吗？我看没有。”一位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女医生说：“大量金钱用在建设一些大赌场上。贪污腐化在我们身边蔓延。我们的儿童却由于喝了脏水而死亡，传染病人却没有预防针可打。我们感到沮丧，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下层穆斯林问，同为真主的子孙，为什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国王及其家属可以花天酒地，可他们却连肚子也混不饱，这是什么缘故？在人口众多、文盲大量存在的伊斯兰世界，下层穆斯林只得从帕兰经冲寻找答案。他们期待真主重临人间，来帮助他们摆脱苦难，重建公平。正义的天国。 另一个阶层对国王更是恨之入骨，那就是宗教人士。白色革命触动了宗教界的利益，国王把原先属于寺庙的土地分给了无地的农民，撼动了寺庙的根基。此后，他们将不得不将就着依靠信徒的布施度日。对此，他们无法忍受。此外，政治上的专制，国王生活腐败，社会风气的败坏，也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妇女怎能取下面纱？又怎能走出厨房？这是真主的旨意，任何人也不能违背的。可是巴列维却让她们这么做了。还有，银行是国王进行剥削的根源，电影院是传播淫乱思想的场所，而工业化则是造成贫富分化的罪魁，这些事情国王竟然都干了。在什叶派毛拉的眼里，国王成了万恶根源。最早起来反抗国王的就是什叶派毛拉们。霍梅尼说，国王的革命是“违反民族利益和危害公共道德的阴谋”。1963年，当国王宣布了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后，什叶派的毛拉们首先就起来反抗了。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利用德黑兰的清真寺作为自己布道的场所。在讲话中，他不断对巴列维王朝发动攻击，不过，当时他并没有直呼巴列维的名字，而是管他叫“今日的叶兹德”，这是一个叛教者的名字。霍梅尼的讲话在信徒中点燃了星星之火。6月5日，听完霍梅尼布道的信徒终于走上街头，喊出了“打倒叶兹德”、‘稍灭独裁者”的口号。次日，霍梅尼在圣城库姆被捕。随后，大批穆斯林就走上街头，要求当局释放他们的领袖。德黑兰几乎是万人空巷。信徒们沿路看到商店就砸，见到没带面纱的妇女就打。政府出动了军警，发生了流血冲突。德黑兰上空炮声隆隆，坦克和装甲车横行，一场暴乱终于被镇压下去了。霍梅尼被迫流亡伊拉克。 库姆暴乱镇压下去了，国王度过了历年的好时光。这一段时间伊朗的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伊朗的国力蒸蒸日上，世界第五大工业国这个目标似乎就在眼前。正在这时，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在美国，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上台执政。美国天生有一种领导世界的愿望，认为这是天定命运，命运注定美国要在这个世界上发挥自己的力量，卡特当然也不例外。据说，卡特是带着使用美国巨大的物力来为更广泛的人类事业服务的决心而就任美国总统的，人权外交成为卡特外交的一个基石。在就职演说中，卡特声称：“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便永远不能对自由在别的地方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们的道义感支配着我们明确地喜爱和我们一样坚定不移地尊重个人的人权的那些社会。”他说：“如果一个政府折磨自己的人民，或为了他们的信仰而监禁他们，或不给少数民族以公正的对待，或不给人民以移居国外的权利及宗教信仰的权利，我们不能作作不见不闻。”事实上，卡特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1977年10月5日，卡特签署帼际人权公约》，第二年12月6日，白宫又特地举行联合国人权宣言30周年纪念。此外，美国还谴责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促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释放了大批的政治犯。 人权外交的春风也吹到了中东。说到违反人权，恐怕没有比巴列维政权更厉害的。以万斯为首的国务院对巴列维国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美国的新闻舆论也大肆鼓噪。在这种情况下，原先被压制的伊朗反对派，不管他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一下子都行动起来了。卡里姆·桑贾比的民族阵线自50年代遭到镇压以来，已经潜伏了几十年，此时公开走上前台，重振旗鼓。迈赫迪·巴扎尔甘创建了一个保卫人权和自由活动权委员会，也公开散发小册子，传播自己的纲领。1977年5月，五十多名律师签署了一项宣言，抗议行政部门干涉司法事务。6月，一批作家要求废除新闻检查制度。7月，一些知识分子发表致国王的公开信，要求结束君主专制。批评时局的各种版本的材料在市面上流传。 国王当然意识到了这股危险的暗流。他马上作出了反应。美国人不是批评他搞专制、独裁吗！？那好，马上成立一个政党，仿效西方的政党制，让人民享有发言权。不幸的是，这个依据他的旨意而成立的复兴党仍然是独裁的象征。尽管少数党员可以在议会中投票反对政府的议案，但真正的决定权仍然操在国王手中。秘密警察虽然没有去找反对派的麻烦，但是，它的眼睛仍然盯着反对派的一举一动，只不过没有下手而已。这种自由对反对派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国王作出的种种宽松的姿态，不过是转移人民注意力的一种伎俩。试问，言论自由在哪里？新闻检查废除了吗？都没有。而国王却利用一切机会对世界各国的事务品头论足。在国王眼中，美国是“伸缩性的社会”，英国工人“懒散”，而意大利则是‘动乱”。他告诉美国人，真正缺乏人权的地方正是美国。在美国，腐败盛行，而在伊朗，小偷都进了班房，即使是他享有高位，也不能例外。他断言，人权问题在伊朗并不存在，伊朗人享有可以想象得出的一切人权。 在伊朗的人权问题上，美国政府井木能以一个声音说话。国务院对伊朗大加鞭挞，而白宫对巴列维却屡加抚慰。1977年11月15日，国王访问华盛顿，伊朗学生在白宫外面进行示威，示威者打出了“处死国王”的旗帜。华盛顿出动了武装警察，使用了催泪弹。正当卡特在白宫的南草坪上致词欢迎国王时，一阵风吹来，催泪弹的烟雾包围了宾主双方。正在致词的卡特流着泪，而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也是泪流满面，全世界都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这奇特的一幕。在会谈中，卡特盛赞国王领导下的伊朗取得的成就，只是婉转地提到，国王是不是可以采取缓和的政策，与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协商，放松镇压政策，以便缓和一下人权问题？国王却表明自己无能为力：伊朗之所以加强“法制”，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共产主义。如果苏联的威胁解除了，伊朗的局势当然可以缓和，但目前很明显做不到。就这样，国王利用美国在战略上的需要，轻松地挫败了美国的人权外交。1978年新年前夕，卡特总统访问新德里，在归途特意访问了德黑兰，与国王共度新年。这只能说明，美国人权外交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而是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当人权问题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时，美国宁愿放弃这个问题。这正是卡特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现实主义政策，而万斯国务卿和他的国务院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因此，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并不能以一种声音说话。 伊朗虽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 一，但美国要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有意无 意地忽视了伊朗。白宫如此，兰利也是如此。 当伊朗危机发生时，卡特政府正忙于其他事务。卡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伊朗会出现什么问题。 卡特1977年1月20日才宣誓就职。就任以来，他在外交方面立即展开了全方位的出击。从人权外交到重签巴拿马运河条约，从中东的戴维营会谈到中美建交，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到防止核扩散条约，每一件事情都是千头万绪，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伊朗危机的高峰期，美国正在进行戴维营会谈。卡特总统费尽心机，终于把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和以色列的贝京总理这对死对头拉到了一起，此时他们正在戴维营唇枪舌剑。实现埃以和解是卡特中东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卡特已经把全副身心投入其间。同时，美国和苏联之间正在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11月和12月，中国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谈判也在秘密进行，这些都是要求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亲自关注的重要谈判。紧迫性一点也不比伊朗问题差。美国外交决策的几位关键人物：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都忙得团团转。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留守国内，万斯正在中东斡旋。华盛顿的紧张状况，连身处德黑兰的沙利文也感觉到了。 国务院已经代卡特草拟了一封致巴列维的信件，准备通过抄利文转交，但卡特连签名的时间都没有。最后因时过境迁，这封信竟然没有发出。布热津斯基常常是一个会议还没有开完，就匆匆赶往另一个会场参加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会议。布热津斯基后来痛苦地承认，在伊朗危机变得非常严重之前，高层决策人士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其他一些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使人必须全神贯注的问题上。华盛顿是在1979年11月伊朗扣留了美国人质后才真正重视伊朗问题的，在此之前，它根本无暇顾及。 接到沙利文11月1日的告急电后，布热津斯基根据总统的委托，召开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布热津斯基与万斯不和，这在华盛顿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早已知道国务院会另出蹊径，但天赐良机，万斯刚好不在华盛顿，布热津斯基得以独断专行，甩开国务院放手大干一番。不料克里斯托弗还是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国王继续实行自由化。布热津斯基对此当然恼怒。可恨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竟然也随声附和，这就让市热津斯基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了。中央情报局德黑兰情报站工作不力，应该受到申斥。沙利文执行的是国务院的指示，他的话也不能相信。要了解真实情况，唯有向德黑兰派出自己的特工人员。11月9日，布热津斯基向德黑兰派去了一位秘使，这是一位美国大公司的老板，但以前是中央情报局德黑兰情报站的站长，熟悉伊朗情况，与国王有私交。布热津斯基让他在伊朗利用各种关条，向美国决策者提供情况。紧接着，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也来了，中央情报局第三号人物鲍勃·鲍伊也来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特也来了。他们带着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向国王表示美国的支持。对这种做法，沙利文表示不满，特地发报向布热津斯基表示抗议。布热津斯基可不会在乎一个大使的意见。根据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卡特总统向布热津斯基、特纳和万斯写了一个便条，对情报工作进行了申斥，以表达总统自己的不满。布热津斯基担心只申斥特纳会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干脆建议总统把自己一块骂了。结果，11月11日，万斯等人便收到了卡特的便条：“致赛伊、兹比格、斯坦——我们政治情报工作的质量不能使我满意。估计一下我们的实力并尽快向我报告我们在世界最重要地区的活动能力。为了改进你们向我提供情报和建议的能力，应当做些什么，请提出联合建议。” 美国的情报工作当然应该改进。伊朗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它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盟国，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即将垮台，而情报机构竟然茫然不知，这样的机构不挨批评，那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美国情报界有大量的人员在伊朗活动，中央情报局德黑兰情报站竟然有50人，超过一个小国家的使馆总人员。应该说，力量是够强大的，但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德黑兰情报站竟然没有发回一份像样的、涉及伊朗问题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感到很尴尬。在他的心目中，伊朗从来就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目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最不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出了盆子。国家安全局在伊朗也有电子侦听站，而混杂在会委众生中的普通情报人员，那就更加难以计数了。此外，国防情报局与伊朗军事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与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萨瓦克）也有直接的情报联系。按理说，美国在伊朗的耳目不可谓不多，可怎么就没有在暴风雨前夕觉察到大气的变化呢？ 情报界土气低落，这是卡特时期美国情报界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央情报局此前大肆从事非法的隐蔽行动，目标从推翻外国的合法政府、暗杀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到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支持，最后竟然发展到在美国本上从事间谍活动，充当美国国内斗争的工具。这些丑闻揭露后，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早在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国会就加强了对情报界的控制，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的非法活动进行了调查。情报监督成了1976年美国大选的一个主题词。在大选中，卡特抓住中央情报局大做文章，攻击中央情报局是“离群之象”，表示一旦当选，将加强情报立法，加强对中央情报局的监督。后来，卡特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新任中央情报局长特纳对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机构进行了清查，削减了情报经费，裁减了情报人员，特纳的作法被请报界戏称为“万圣节大屠杀”，他在中央情报局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特纳的想法常常遭到中央情报局的抵制，对他提出的情报指令，中央情报局往往以各种借口进行搪塞。中央情报局的职业情报官员对卡特和特纳都失去了信心。1980年大选时，特纳曾在私下里进行了一个测验，他的14名高级助手中，有12名希望里根上台执政。卡特怎么可能指望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向他提供出色的情报保障呢？里根上台后，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威廉·凯西发现，中央情报局特别缺乏自信心，很多情报人员的自我价值感越来越淡漠，因此，他一上台就提出要进行补救，而开出的药方就是信心、信任和荣誉。 一支缺乏土气、缺乏自信和荣誉的情报队伍是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的。特纳的中央情报局就是这种局面。情报人员每天面对大量的情报资料，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处理既有的情报资料上，完成每天必须完成的《国家情报日报》或《总统每日情报简报》。至于说情报预测，对情报的综合研究，几乎没有人进行研究，也没有要求他们去干。情报界的首脑似乎满足于应付平时的日常事务，只要不出大的漏子，就谢天谢地了。情报人员完全埋没于事务性的工作，成了产生情报的机器。而这些情报除了一些大家已经知、道的内容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中央情报局伊朗问题专家欧内斯特·奥尼说，他有几份情报曾经得到过上层人物的好评，但从未有人对他的工作进行质疑。为了产生情报，他不必每天坐在写字台前冥思苦想，甚至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思考，只要把下面报来的情报资料整理成文就行了。情报工作，一项需要进行分析、综合、预测的高层次的脑力劳动，成了可以产生相同产品的情报生产线。 美国在伊朗的情报人员确实不少，但实际上他们搜集的情报与伊朗有关的很少。中央情报局在伊朗是为了从事反恐怖主义活动，国防情报局在伊朗活动是为了向伊朗出售军火。大使馆军事组着力研究的也是如何为美国的军事工业找到顾客。国家安全局在伊朗是为了监听苏联的电讯，对伊朗国内的情报，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国家安全局曾提出在大使馆安装一个最先进的电子潜听哨，其1／3的作用范围是伊朗政府，但沙利文却拒绝了。理由是，他经常与国王接触，如果有什么问题，国王会征询他的意见，而且，“萨瓦克就是我们的手掌”，没有必要再花力气搜集伊朗方面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没有在国王身边安插情报人员，连国王的身体状况美国人员也不清楚。中央情报局虽然与萨瓦克有情报联系，但一个秘密警察是不会告诉对方本国的政府出现了麻烦。而且，萨瓦克擅长的是血腥的镇压，真正的情报工作，他们并不在行。霍梅尼的录音带可以从海关大量流进伊朗就是一个明证。此外，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主营业务”也不是搜集情报，而是从事反恐怖主义活动。中东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而美国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目标，中央情报局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反恐怖主义上面，至于说情报搜集，一个时间内是不可能提上日程的。除非发生突发事件，中央情报局不可能进行大量的情报研究。这就是特纳面对卡特的质询一脸茫然的原因。国防情报局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防情报局没有几个情报人员负责伊朗国内的情报分析。 这样，国务院及其大使馆就成了搜集伊朗情报的主要来源。我们已经提到，大使馆在事发之前已经向华盛顿发过警告，但都没有得到重视。这样，美国再经历一次“情报失误”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谁丢失了伊朗？”是白宫，还是兰利，抑或是 沙利文？答曰：皆有份。 11月2日，沙利文的电报传到白宫，布热津斯基在每天早上的情况汇报中向总统提到了这一点，卡特震惊了。在他的心目中，伊朗一直是一块平静的土地，巴列维国王正有效地控制着整个国家，怎么一下子会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他立即责问他的主要助手，包括总统首要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务卿万斯。不料，这几个美国政府中最神通的人物，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只得纷纷向自己的下属查问。没多久，国会也开始过问此事：国会每年拨款几十亿，用于情报事业，可是你们竟然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能事先通报一声，你们的情报经费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情报失误一词开始在华盛顿流行。几乎整个华盛顿都在追问：谁应该对此事负责？ 中央情报局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他情报机构也不比中央情报局好多少。国家安全局在伊朗有几个庞大的侦听站，但侦听站的目标是苏联的电讯，与伊朗无关，它无法提供伊朗的情报，国防情报局也是如此。在美国庞大的情报系统中，看起来只有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情报稍好一些。他们早在1978年1月就发回了第一份警告性的电报，可惜这份电报没有引起华盛顿的重视。此后，他们又断断续续地发回了一些有关伊朗的情报，但其命运不佳，没有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只是到11月2日，沙利文大使的电报才引起了布热津斯基的重视，因而导致了3日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沙利文大使看来是最有理由逃避责难的一个人，但事实上，沙利文又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的任期没有结束，卡特已经免去了他的大使职务，而布热津斯基对沙利文也相当不满。在伊朗事件发生之前，布热津斯基和沙利文已经有过几次交锋，这以后，两人更是相互攻汗。沙利文说华盛顿不听他的意见，没有及时调整美国的对伊政策，在霍梅尼神权革命成功后，没有与新政权及时接触，从而失去了与新政权改善关系的良机，最终导致人质事件的发生。而布热津斯基则指责沙利文不听政令，自行其是。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沙利文到底是不是有先见之明，预告过伊朗危机？ 事后看来，德黑兰大使馆确实向华盛顿发出过警告。1978年1月8日，伊朗出现流血事件，从而拉开了其后一连串灾难的序幕。当时，居住在伊拉克纳杰夫地区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把他的讲话制成录音带，让信徒们从伊拉克带回伊朗。这些录音带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伊朗各地的信徒们，通过录音机听到了阿亚图拉的声音。此外，反对派还通过各种途径到纳杰夫拜访霍梅尼。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发誓要进行报复。他命令在伊朗《消息报》上刊登一篇低毁霍梅尼文章，说霍梅尼的生身母亲是舞女，从而触发了星星之火。第二天，在圣城库姆的清真寺，穆斯林进行示威游行，抗议国王对阿亚图拉的人身攻击。军警向示威群众开了枪，打死了好几个人。此后，这种冲突演变成恶性循环。根据什叶派戒律，人死40天后要举行送殡仪式。示威者利用这种仪式再次抗议政府，政府再次出兵镇压，再次酿成流血事件，人们再次进行示威……如此循环往复，血越流越多，冲突越来越激烈，矛盾越来越尖锐。2月18日在大不里士，示威群众喊出了“打倒国王”的口号，冲突逐渐演变成一场宗教革命。 除了大使馆内部意见分歧外，在伊朗危机的向。犹豫不决本身对时局的判断发生了矛盾，进一步削弱了警报的可信。死前，沙利文一直认为，国王能够应付得了这场危机，美国政府不应与反对派联络，一直到10月27日，他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在27日的电报中，沙利文说“国王是既能约束军方，又能领导国家实行有控制的过渡的独一无二的人物……我强烈反对向霍梅尼作任何试探……我们注定得与国王合作。他已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依我看来，如果能以负责的方式在伊朗建立真正民主的政权，他也准备接受”。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2日的电报中，他说国王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除了实行军事管制外，别无良策。这个180度的大转变，让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瞠目结舌。 在整个伊朗问题上，大使馆并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1978年春天，伊朗的动乱刚刚开始时，大使馆对伊朗的局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关于伊朗事件的发展方向，大使馆内部的意见并不是一致的。沙利文本人对国王政权的命运是比较乐观的，国王虽然遇到了严重的麻烦，但这并不至于影响到君主制度本身，而大使馆政治组的看法则要严峻得多。对政治组的看法，沙利文是不同意的。但是，向国务院上报情况，并不是大使的专利，沙利文无法阻止政治组把自己的判断发往华盛顿，但是，他通过别的途径阻止这些情报在华盛顿产生影响。这就是规定情报的密级，这是他和他的副手的权利。这样，政治组分析报告的密级比起大使本人使用的要低，而且都是航空邮件寄送，这就注定这些警告不会在华盛顿引起任何反响。难怪，1978年10月27日，国务院情报研究司肯定，被德黑兰大使馆扣发的情报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大使馆扣发的都要多。国王倒台后，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说“暗示（国王）遇到严重问题的难得的几份情报被扣发了”。 “我们所了解的边界那边苏联境内穆斯林持 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比我们所了解的边界这边伊 朗这些人的情况，可能还要多一些。”美国一位情 报官员如是说。 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局势有一个基本的估计，那就是国王的地位是稳固的，这不仅是对伊朗形势的“客观”估计，也是美国政策上的“客观”需要。在外人眼中，巴列维国王是一个强硬的君主，其专制制度在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堪称一道亮丽的风景。世界上的王国何其多也，可那绝大多数是君主立宪制。这立宪君主，就跟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差不了多少。他们仅是国家的象征，在维持国家的稳定上，他们有一定的作用，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只是起一个名义上的作用，如英国女王，荷兰的君主，日本的天皇……莫不如是。像巴列维手执党政军警大权于一身，一句话决定一个人生死的君主，这个世界上是不多了。国王的秘密警察无所不在，国王的军队已经武装到牙齿，这样的国王会坐不稳江山？难以设想。美国情报界总的估计是，国王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这也为以前的危机所证实。1963年木就发生过库姆事件吗？可是，巴列维毫发无损。美国情报界理所当然地推论，如果再次发生危机，国王一定可以凭借他的铁腕手段渡过难关。尽管“处死国王”的口号在美国喊出，尽管总统在欢迎国王时“热泪盈眶”，尽管伊朗1978年上半年持续动荡，但没有多少人怀疑， 国王这一次仍将渡过难关。1978年 8月，中央情报局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称，伊朗并未处于革命中，甚至没有出现革命的苗头。一个月之后，国防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大胆地预言，在今后10年时间内，巴列维国王仍将保持强有力的政权。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搜集什么情报呢？ 美国情报界对一场宗教革命缺乏认识。宗教革命是一桩全新的事业。近代有过宗教改革，但这种宗教改革的目标和途径与今天的伊朗革命截然不同。对一个全新的事物，美国情报机构缺乏清楚的认识。确实，我们对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不感到陌生，但20年前，原教旨主义确实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原教旨主义虽然不是初年代才产生的，但是，它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没有对伊斯兰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这股存在于伊斯兰社会的潜流，情报机构缺乏认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会想到，一群手无寸铁的宗教徒会把一个掌握现代化武器的专制政权推翻？这确实是难以设想的事情。布热津斯基说，一场成功的革命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只有在革命已经成功后才能说它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只要掌握权力的领导人显示出理智和决心，或是通过血腥的镇压，或是通过让步的谈判，都可以达到目的。当伊朗的宗教革命刚刚兴起时，布热津斯基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而是寄希望于向国王施加压力，把危机消弥于无形。他根本没有想到，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它不同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在伊斯兰社会，它几乎是整个民族的革命，整个社会的革命。只要它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不铲除，要扑灭它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有甚者，美国政府在危机后期竟然还寄厚望于伊斯兰政权，指望可以与新政权搞好关系，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妙利文的影响。11月9日，沙利文致电华盛顿。沙利文为这份电报起了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不妨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电文中，沙利文指出，伊朗的稳定有赖于两大支柱，一是君主制，一是什叶教派。在过去的15年中，宗教支柱基本上是从属于君主制的。如今宗教势力崛起，因此，有必要重新检查一下君主制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沙利文说，公众对国王的支持已经急剧减少，现在国王唯一可靠的力量就是军队，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目前君主制的支柱就是国王加军队。然而，随着军政府的建立，这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局势的变化要求我们研究一下军队和宗教势力之间当前和将来的关系。如果军政府控制不了宗教势力，那么就必须研究一下军队和宗教势力相妥协的可能性，看看这种妥协对美国的利益会产生什么影响。沙利文的结论是，对它之间的妥协，美国“应基本上感到满意”，特别是如果它们能够按照他预想的方向和平地实现的话。地建议让国王以及大部分高级军官出国，宗教领导人和少壮派军人将达成谅解。据他估计，宗教势力可能会接受这种安排，因为这使他们部分地达到目的，既打倒了国王，避免了大流血，又得到一支愿意替新政权效力的军队。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虽然不会像以前那样亲密，但是比起伊朗内乱、武装部队瓦解这种局面，那要有利得多。沙利文建议华盛顿“想人所不敢想的事情”，及时作好应变准备。卡特虽然对沙利文的工作不满，但对这条建议似乎还是听了进去。因此，在伊朗危机后期，美国政府对国王的支持是三心二意的。美国政府希望国王离开伊朗，让巴赫蒂亚尔执政，缓和局势。 伊朗虽然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但华盛顿的伊朗问题专家屈指可数。派往德黑兰出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虽然是一位颇有资历的老外交官，但他对伊朗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在他工作的岗位中，距德黑兰最近的是印度的加尔各答。他从来没有到过伊斯兰国家，对伊斯兰的风俗习惯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之所以挑选这样一个人当大使，据万斯说，那是因为政府需要一个富有同专制政府及铁腕人物打交道经历的外交官，至于说对那个地区是否熟悉，对那里的文化、习俗是否有专门知识，那是次要的。1977年6月沙利文到德黑兰就任，半年之后，伊朗的宗教革命就爆发了。尽管沙利文是一个勤奋的大使，但他显然缺乏时间来熟悉情况。他对伊朗社会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库姆事件发生后，他意识到这是巴列维政府自1963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但对于宗教在这次危机中的作用他看得并不清楚。在他的眼中，桑贾比、巴扎尔甘等世俗反对派的力量比宗教势力影响要大得多，对霍梅尼的影响，他更是视而不见，他的目光停留在与国王关系密切的大阿亚图拉身上。对霍梅尼发起的这场宗教革命的目标、性质，大使馆更是知之甚少。美国大使馆雇用了大量的伊朗人，但由于宗教的关系，这些伊朗人都是亚美尼亚基督徒，什叶派穆斯林微乎其微。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文化隔阂，美国人受的是西式教育，接受的是基督教文化，在宗教上与亚美尼亚基督徒有一种亲近感，而对什叶派穆斯林，美国人则感到格格不入。当然反过来说也是如此。穆斯林认为，替外国人做事是不太好的。西方的道德规范及工作纪律与他们的社会习俗格格不入，他们也不愿到使馆做事。经常与大使馆保持接触的主要是一些在西方受过教育、仰慕西方文明的富家子弟。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希望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对伊朗下层社会并不了解，对下层穆斯林的疾苦漠不关心。他们正是这场宗教革命的对象。沙利文自己也说，大使馆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与这些人周旋上面，得不偿失。 当伊朗危机日益严重之时，沙利文也想弥补这个缺陷，准备与伊朗的反政府组织接触。1月18日，大使馆的政治官员约翰·斯坦普尔会见了作家协会的莫汉达姆·马拉杰。通过会见，斯坦普尔发现，这位作家不仅与旧的民族阵线甚有距离，对保守的宗教势力和激进的学生运动也知之甚少。5月份之后，大使馆与巴扎尔甘等人保持了密切的接触。桑贾比和巴扎尔甘的组织是这场革命的参加者，与他们接触当然可以了解到很多反政府组织的情况。但是，他们并不是国王的真正敌人。自50年代以来民族运动一直遭到国王的镇压，它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投进了监狱。尽管如此，它在这场革命中的目标并不是要推翻国王的统治，而是对君主制进行改良，包括言论自由、实行多党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美国政府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大使馆与他们接触，自然觉得很是投机。但他们并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至多是三心二意的搭车者。对这场革命最终走向何方，他们心中无底。实际上，即使是这些人对霍梅尼也不真正了解。巴扎尔甘认为，革命后的伊朗肯定会有一场制度变革，君主制也许会推翻，宗教力量也会参与政治，但是，领导权将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的观点无疑对大使馆的判断有着影响。真正领导这杨宗教革命的激进宗教势力，大使馆根本不了解。要与这些人接触，难度很大。他们一不懂波斯语言，二不懂伊斯兰教，对伊朗的社会风俗也很不了解，怎么可能与极端的宗教势力接触呢？政治组一位官员竟然不知道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已经于1961年去世。大使馆对什叶派的无知，由此可见一斑。对这场革命最终的目标，大使馆当然不可能了解了。 ------------------ 123456网文网 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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