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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0年8月2日） 萨达姆动了一下手指，吞并了探尔小国科威 特，结果对全世界造成了一次突然袭击。 1990年8月 2日凌晨1时30分， 伊拉克出动10万大军，向同为阿拉伯兄弟的科威特发动了进攻。几个小时之内，伊拉克的坦克部队，势如风扫残云，席卷了科威特，从而引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海湾危机。 出人意料。尽管在此之前海湾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对萨达姆陈兵边境的举动，美国、科威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谁也没有预料到萨达姆真的会动用武力。科威特与伊拉克同为阿拉伯兄弟之国，尽管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磕磕碰碰，在8月之前，两国也曾唇枪舌剑，进行了一场外交战，萨达姆的语气相当严厉，但是，直到8月1日6时，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而根据萨达姆的保证，只要谈判在进行，他就不会采取行动。在谈判将近结束的时候，科威特谈判代表还要求在会谈公报上写入“会谈取得了进展”，但伊拉克代表拒绝了，说那不是真的。尽管如此，科威特代表对会谈成功的前景还是感到乐观。尽管科威特知道萨达姆在伊科边境陈兵10万，入侵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科威特政府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相信萨达姆真的会作出这种愚蠢的决定。当8月1日凌晨1时30分，萨阿德王储被国防大臣惊恐的电话吵醒时，他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萨达姆看上了伊科边界附近的油田和海湾人海口的两个小岛布比延岛和沃尔拜岛，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全面入侵。当他把这个消息报告王室成员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随后，他们就与美国大使馆联系。到4点钟，他们已经感到没有希望了。小小的科威特军队无法抵抗伊拉克的10万大军，王国政府决定撤出科威特。大轿车风驰电掣，驶向美国大使馆，在那里，他们登上了直升机，而把富饶的科威特留给了萨达姆。 8月2日零点刚过，英国外交部一位值班官员接到英国驻科威特大使打来的紧急电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值班人员顿时愣在那里。在此之前，他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情报，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对伊科边境的局势发表过任何评论。 清晨，在伦敦饭店的一间客房里，正在度假的美国驻巴格达大使艾普里尔·格拉斯皮顺手打开了电视，突然听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她惊呆了：几天前，她还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会晤过，会谈结束后，她对和平的前景充满信心。情况怎么会急转直下的呢？ 最尴尬的当数苏联。8月2日中午，在苏联伊尔库茨克，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谈结束后分手，谢瓦尔德纳泽飞回莫斯科，贝克则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在飞机上，贝克接到了来自华盛顿的专线电话，得知入侵的消息。一个小时后，谢瓦尔德纳泽的专机在莫斯科着陆。一位记者疾步前行，问：“外长先生，您对人侵有何评论？” “评论？什么评论？”苏联外长一脸惘然。 “就是关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评论。” 谢瓦尔德纳泽愣在那里。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克格勃干什么去了？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一无所知！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此事的消息。”他转身吩咐他的助手谢尔盖·塔拉森，要他立即调查此事。 只有两个国家的情报机构知道伊拉克即将入侵科威特，其中一个是大名鼎鼎的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阿穆恩。它通过在约巴的情报来源确切地知道，入侵将在几个小时后发生。根据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情报交流协定，它把这个情报通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以色列情报站。而事实上，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早就在关注伊科边境的局势，并作出过准确的判断，但是，它们的情报在美国政府内部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其他国家对海湾危机所作出的反应并不比美国和科威特更好。在入侵发生一个小时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正在东京北部100公里处的浅间山在休假。他对伊拉克人侵的评论是：“令人遗憾。”是为科威特遭到伊拉克入侵感到遗憾，或是为萨达姆作出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感到遗憾，还是为日本情报机构事先没有得到情报发出警告而感到遗憾？不得而知。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同病相怜的德国领导人赫尔穆特·科尔也在休假，不过，他跑得更远些。他跑到奥地利，租了一座湖边别墅避暑。也是在入侵发生后，他从自己的私人秘书那里得到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情报。 萨达姆·侯赛因，这位在伊拉克颐指气使的独裁者，就像当年他下令进攻伊朗，从而挑起长达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一样，再次让世人陷入困境。 两伊战争结束了，伊拉克的经济陷入困境。 萨达姆把他的目光投向伊拉克南部，那些在战争 中支持过他的阿拉伯兄弟。 像大多数危机发生后所出现的情况一样，由于决策者对海湾危机的发生始料未及，因而理所当然地归罪于情报部门。人们难以想象，像美国这样的情报大国，拥有如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这样的超级情报机构，何以会对此事一无所知？事后，美国政府机构内的一帮人，开始大谈情报失误，说美国在海湾危机中的尴尬境地是由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无能造成的。但实际情况与他们指控的完全相反。美国情报界早就在关注伊拉克的军事动向和伊科边界的紧张局势，并对此进行了连续报告。事实证明，所谓美国情报界在海湾危机之前的“情报失误”完全是一种编造出来的神话，是美国决策者推卸责任的一种托词。如果说一定存在一种情报失误的话，那么，这种失误主要体现在最高情报分析人员布什及其幕僚身上，而不是体现在美国情报界身上。 各种迹象表明，始于1990年8月2日的入侵行动，其实早在1988年8月8日就已经开始策划了。正是在这一天，伊朗出乎意料地主动同它的对手伊拉克妥协，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终于停火了。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萨达姆·侯赛因决定把他的战争矛头对准伊拉克的阿拉伯邻邦，在两伊战争中站在伊拉克一边的科威特首当其冲。 1988年8月9日，即两伊战争停火的第二天，科威特违反欧佩克内部签订的协议，决定增加石油产量，特别是增加鲁迈拉油田的开采量。这个油田位于伊科边境，是个有争议的地区。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要求科威特把这个地区“归还”伊拉克，但是每次都遭到科威特的严词拒绝。在萨达姆看来，科威特的上述决定是一种挑衅和背叛， 它使得国际石油市场上的石油过剩问题更为突出了。巴格达 90％的财政收入依靠石油，而科威特的这项措施使之降到每年只有70亿美元，这笔钱不够用来支付伊拉克的债务，科威特的举动对伊拉克来说真是个灭顶之灾。除了鲁迈拉油田外，伊拉克还想得到科威特的布比延岛和沃尔拜岛，哪怕是租借也行，但科威特又拒绝了。 八年战争，伊拉克元气大伤。表面上看，伊拉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这仅仅是因为伊朗首先停战求和，并不表明伊拉克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如果不是伊朗的什叶派政权内外交困，鹿死谁手可说不清楚。即使萨达姆保存了脸面，但是，此时的伊拉克已经不是战前那个富足、安宁的伊拉克，而是面临着一系列矛盾、甚至是陷入困境的伊拉克。产油设备遭到破坏，海上油路中断，石油产量锐减，石油收入不及战前的五分之一，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富。经济严重受损，财政收不抵支，外债累累，总数高达800亿美元，其中有100亿美元是科威特的。而在战前，伊拉克拥有的外汇储备达300亿美元。 要克服伊拉克的财政困难，萨达姆有什么高招呢？一位中东分析家指出：“萨达姆·侯赛因现在对自己的财政状况一清二楚，可在伊拉克本国他有什么办法呢？出路不多。但是，有科威特。他的无所事事的军队集结在阿拉伯河一带，距科威特只有几公里。伊拉克需要一个通向海湾自由水域的出口。” 为了摆脱困难，伊拉克千方百计敲诈它的富有的海湾邻国。它提出，是它挡住了伊朗的革命输出，两伊战争是保卫阿拉伯民族的“圣战”，伊拉克是“保卫阿拉伯兄弟免受波斯威胁的真正盾牌”，那些富有者，如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应该“帮助我们还清全部债务”。在1990年2月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萨达姆曾私下里告诉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拉克的经济已面临困境，他不仅需要海湾国家无限期地延长他的300亿美元债务，而且急需得到300亿美元，以渡过经济难关。他威胁说：如果海湾国家不给他，“我知道怎样拿到它”。随后，伊拉克还在伊科边境举行了军事演习。但是，萨达姆的威胁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在5月份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他又旧事重提，指责海湾国家超限额生产石油，从而引起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下跌。他说，石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伊拉克的国库每年就少收入10亿美元，海湾国家如果继续违反石油生产限额，就等于是向伊拉克宣战——一场通过经济手段发动的战争。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忍受下去，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再忍受任何压力了。”1990年6、7月间，萨达姆曾派特使到科威特、沙特等国活动，要它们向伊拉克提供300亿美元的现款，但被拒绝了。 1990年5月30日，伊拉克外长阿齐兹不点名地激烈批评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造成石油过剩的国家，科威特也在被批评之列，从而正式拉开了海湾油价战的序幕。7月17日，萨达姆在伊拉克七月革命22周年的庆祝会上，严厉指责海湾国家“不负责任的”石油政策，并将此同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伊拉克的阴谋联系起来，说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使用了一些新方法来反对伊拉克，而有些阿拉伯人则充当了其工具，用有毒的匕首从后面刺了伊拉克一刀。萨达姆威胁说，如果用语言不能保卫伊拉克，那么就必须采取某种必要的措施，使事态恢复正常，把被剥夺的权力还给它的主人。当天晚上，伊拉克官方通讯社重发了萨达姆总统1990年5月在巴格达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的一篇讲话，在讲话中，萨达姆提到，经济原因可能引起战争。重新播发萨达姆讲话的用意何在？ 18日清晨，巴格达公布了两天前伊拉克副总理兼外长阿齐兹致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的一封信，点名指责科威特和阿联酋参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阴谋，破坏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导致油价猛跌，指责科威特自1980年开始偷采伊拉克南部鲁迈拉油田的油层，偷盗伊拉克的石油，“蚕食”了伊拉克的领土，要求科威特拿出24亿美元，作为它偷油的赔偿费，并称科威特这一行为是“军事入侵伊拉克”，谴责科威特利用两伊战争悄悄地执行一项“有步骤、有计划地向伊拉克领土伸展的计划”。同日，他又谴责科威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说“我们的国家不会屈服，我们的妇女不愿沦为娼妓，我们的子女不愿被剥夺食物”。伦敦《经济学家》评论说，阿齐兹的讲话听起来很像是入侵的托辞。7月21日，《巴格达观察家报》发表题为《反对伊拉克的石油战争》的评论，说科威特的石油政策动机只有一个：发动一场反对伊拉克的政治战、经济战。评论用威胁性的口吻称，油价问题对伊拉克来说生死攸关，那些想用廉价石油来危害伊拉克的人，必定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23日，《巴格达观察家报》发表题为《是的，愤怒突然发作》的评论，点名攻击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谢赫·萨巴赫·贾比尔是准备执行美国反伊计划的“科威特罪犯”。23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亚历山大举行会谈，讨论海湾地区的事态发展。尔后，伊拉克外长阿齐兹参加了他俩的会谈。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联盟委托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沙特阿拉伯北部和东部边境的军队进入戒备状态。24日，巴格达又拒绝科威特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委员会来调解伊科边界争端的建议，再次指责科威特赞同某些西方国家的反伊计划和阴谋，使局势变得具有爆炸性。阿拉伯国家纷纷在两国之间进行斡旋，以求危机的和平解决。沙特国王法赫德·阿齐兹打电话给萨达姆，希望他能够克制。同日，穆巴拉克访问科伊两国，建议在开罗举行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紧急会议，同意石油生产限额。2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有关降低石油产量和减少石油出口问题达成协议，科威特和阿联酋都表示，保证遵守协议。7月31日，伊拉克和科威特在沙特的吉达举行谈判，同时，伊拉克在伊科边境集结了10万军队。8月1日，谈判破裂，不到24小时，伊拉克的坦克开进了科威特。 面对萨达姆的突然袭击，世人皆说情报机构 无能，然而，谁能想到，情报机构在这场危机中，其 实是替罪羊。 对萨达姆的野心，美国情报界是否像人们所指责的那样一无所知？根本不是。实际上，美国情报界在这次危机前表现出了少有的警觉，在危机发生前就将伊拉克置于密切监视之下。可以说，萨达姆的一举一动都未能逃出美国情报人员的视线。 从1989年冬季开始，中央情报局就注视着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举一动。它认为，萨达姆似乎想在哪个地方再挑起一场战火。是想支持黎巴嫩的奥恩将军挫败伊拉克的宿敌叙利亚人，还是想再次同伊朗交火？中央情报局对此并不清楚。一位情报人员正确地指出：“两伊战争后，伊拉克国内面临着经济困难，但是，伊拉克却大量扩充武器装备。无论是来自外交部门还是来自情报部门的分析均表明，伊拉克可能会给中东带来新的麻烦。”一位情报分析家认为，萨达姆在与伊朗交火八年后，在重建趋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时，会采取某种极端的军事冒险行动。国家安全局长史蒂曼中将在很久以前，就提请白宫注意伊拉克可能的外侵对象。但是，不少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情报部门的神经过敏。但是，中央情报局并没有放松警惕，它还在收集伊拉克的情报。各种迹象表明，伊拉克正在加快取得先进的、危险的新技术。如3月份，英国海关逮捕了两名伊拉克人，截获了一船准备运往伊拉克的美国制造的高速电子电容器。卫星照片也显示，伊拉克已建造可向特拉维夫、大马士革或利雅得发射导弹的发射器。4月中旬，英国又截获船运的八个钢筒，这些钢简足以制造一个特大口径的超级大炮。中央情报局下属的国家情报收集中心不断加班加点，增送有关伊拉克军事项目的情报。中央情报局还监听到伊拉克的新型导弹试验，其中有一次是从毛里塔尼亚试验场发射的。 1990年5月初，中央情报局就伊拉克可能入侵科威特发出了第一份警告。警告的依据来自中东的第一手材料。到5、6月份，美国情报界已把大量的技术侦察力量用于伊拉克。7月，中央情报局的卫星网络将运行轨道上更多的侦察设备部署在伊科边界上，其数量超出了过去对任何一个单一目标的投入。中央情报局下设的成像实验室日夜加班加工情报。分析家们越来越肯定，萨达姆并不是为了炫耀武力。 1990年7月16日，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中东和南亚事务的国家情报官员小沃尔特·帕特·兰走进办公室，顺手拿起了今天早上送来的卫星照片瞥了一眼，嘴里随即发出一声惊呼。随后，他定下神来，仔细看了看照片，脸上的表情越发显得惊奇。他发现，在伊拉克南部。科威特北部地区出现了伊拉克“汉漠拉比师”的一个旅，而昨天这里还是一片空旷的沙漠地带。“汉模拉比师’塔伊拉克最精锐的部队，它装备的坦克是苏联提供给伊拉克的最好的坦克，平时通常驻扎在伊拉克中部附近。照片还显示，伊拉克的铁路线正在装运各种各样的军事装备。萨达姆真想动手了！兰心里掠过了一个念头，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因为美国情报界在此之前认为，虽然萨达姆想成为海湾地区支配性的人物，但是，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所遭到的惨重损失将使萨达姆克制自己使用武力的念头。显然，兰需要进一步获得情报资料来证明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一名资深的情报分析家，兰曾经数次到过伊拉克，对伊拉克的局势以及萨达姆本人都有深刻的了解，他是美国情报界的中东问题专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他以一名陆军上校的身份退出现役后，国防情报局又把他请了回来，专门从事有关中东问题的情报分析。 兰不愧为一个老资格的情报分析家，他的判断得到了美国情报界另一位同行的印证。这就是美国情报界的龙头老大、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在兰作出初步分析一天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家也发现，伊拉克与科威特边境地区出现了异常情况。7月17日，中央情报局首次向白宫发出警告：伊拉克可能向科威特动用武力。同日，兰再次发现，整个“汉漠拉比师”，包括300辆坦克和一万多士兵已经全部部署在科威特边界，另一个师，也是属于共和国卫队精锐部队的“麦地那光明师”也出现在边界上。第三天，第三个师也开始向科威特方向移动。到7月19日，在距科威特10到30英里的边界内萨达姆已部署了3．5万军队，所有的坦克呈现出作战阵式，炮口向外，形成强大的防御状态。 卫星照片上显示出的伊拉克军事态势使兰陷入沉思。他关注伊拉克的军事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1986年两伊战争期间，兰就发现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有了质的飞跃，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军事强国了。伊拉克拥有的军事力量表明，它已经是世界第四军事大国，而且伊拉克军队的战法越来越成熟。拥熟的指挥水平足以使伊拉克发动一个规模宏大的战役，一战就可以歼灭几万不怕死的伊朗共和国卫队。兰对海湾地区一夜之间出现一个军事强国的势头很是担心。 两伊战争后，伊拉克的经济趋于崩溃，但伊拉克庞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裁减。萨达姆想干什么？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谁？美国情报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1989年秋季，美国情报界向各个情报机构发出一份通报，说虽然萨达姆有独霸海湾的野心，但是，他不可能动用他的百万大军来达到他的目的。因为八年战争使伊拉克的经济快崩溃了。这样，兰也打消了警惕伊拉克的念头。 伊拉克以前也曾进行过军事演习。在演习中，汉漠拉比师这样的部队也曾动用过，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萨达姆要在实战中使用他们，而且，这些部队也没有离边界这么近过。可是，这一次伊拉克想干什么呢？兰百思不得其解。 兰将他的发现报告了他的上司国防情报局局长索伊斯特。他觉得，几万大军出现在伊科边境，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应该让上级知道。但是，兰仍然不能肯定萨达姆是否会进攻科威特。他只是说，伊拉克出现了一些军事异动。他知道自己说话的分量，不愿意把话说得过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看到了这份情报，他被伊拉克的军事动向搞得心烦意乱，但并不显得惊慌。参联会的托马斯·凯利中将也认为，萨达姆此举也许仅仅是要向科威特施加压力，迫使科满足他的要求，也许伊拉克想夺取科威特在海湾中的两个小岛或者几个油田，萨达姆太想得到那两个小岛和鲁迈拉油田了，过去，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纠纷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上述两个问题进行的。鲍威尔联想到月初出访中东时，几个阿拉伯国家的首脑都向他表示，中东近期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当时他也深有同感。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总有点心神不定，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于是，他又打电话给负责中东南亚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向他通报这份情报，并询问他的意见。施瓦茨科普夫也是一个中东问题专家，对中东的局势十分了解，早在他十几岁时，他就随同在伊朗任职的父亲在中东呆了几年。他认为，萨达姆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向科威特发动一场惩罚性的但目标有限的进攻。鲍威尔稍微安心了一点，但他还是要施瓦茨科普夫起草一两个计划，万一萨达姆干了什么蠢事，比方说占领了储油量占世界总储油量10％的科威特，美军能干些什么。不过，当时他们都不认为危机即将发生。即使到7月21日，中央情报局长威廉·韦伯斯特还不认为危机迫在眉睫，伊拉克只是炫耀武力，以推动油价上涨，并达到它的其他要求。 7月27日深夜，美国的间谍卫星KH－11拍摄了一张伊拉克 军队正在调动的照片。照片显示，伊拉克的卡车正在向科威特北部边界附近的军队运送弹药、燃料和水。面对这一过长的后勤“尾巴”，威廉·韦伯斯特和鲍威尔都认为，这是他们所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伊拉克可能入侵科威特，而且迫在眉睫。 7月28日，一批中央情报局官员，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近东问题首席专家、行动部主任斯托尔兹和两位卫星成像分析家，来到白宫，向总统简要汇报了情况。他们带来了高度机密的材料，其中包括各种情报资料及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家对此作出的分析，KH－11卫星提供的照片也装在信封里，这些是韦伯斯特提供给总统的情报的主要证据。中央情报局的意图很明显：打消布什总统的任何幻想。韦伯斯特认为，从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出大批为伊拉克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的卡车，如果萨达姆仅仅想恫吓一下科威特，这么大规模的后勤行动是不必要的。 布什一言不发，听完了情报人员的陈述，他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不相信入侵迫在眉睫。他说，中央情报局的警告是仅仅根据技术手段提供的情报，尽管证据给人以深刻印象——卫星照片清晰到能看清沿巴士拉到祖贝尔公路开往科威特边界的伊拉克坦克上的标志——但是，他不想作出过度反应，因为，中央情报局没有获得有关萨达姆意图的情报，他不能轻率地对此作出反应。危机发生后，布什一再强调：中央情报局没有掌握有关萨达姆意图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没有偷听到伊拉克高层会议的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在伊拉克统治者的核心中没有间谍。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也附和布什的观点，说光靠“间谍卫星及其他技术手段并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所有情报”。殊不料，这种片面倚重人力情报，忽视对情报的综合研究正是布什政府决策失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毋庸置疑，中央情报局确实存在布什总统所说的这种“缺陷”，博伦的说法也无可非议。间谍卫星可看清伊拉克的军队部署，但无法洞察萨达姆的内心世界。问题是，在海湾危机前，美国情报界对萨达姆的真实意图也不是一无所知。萨达姆的意图隐蔽得再深，如果他要发动战争，那就一定会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美国情报界通过卫星侦察等技术手段，获取了有关伊拉克军队的具体部署，并结合其他情报分析手段，从中得出可信的结论，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 打入伊拉克政府内部的间谍当然是提供萨达姆意图的最好来源，但是，在缺乏可靠的人力情报时，决策者是否就应该无所事事呢？综观古今中外的战例，有多少次决策是由于打入敌人心脏的间谍事先获取了准确的情报而进行决策的呢？很明显，间谍提供的情报只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情况是，情报机构在掌握大量情报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正确的情报分析，从而向决策者提供较为准确的情报。鉴于发展间谍的危险性和长期性，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高效率间谍网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在谍报侦察方面投入多少力量，它也不可能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建立起隐蔽、高效的谍报网，更不用说建立起打入敌人核心的谍报网了。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内部没有可靠的间谍网，这不是布什总统无所事事的理由，只能是其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如果任何决策都必须等到间谍提供敌人的意图，那要情报分析人员干什么？情报机构千辛万苦发展各种技术侦察手段又有什么价值？作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个当过中央情报局长的美国总统，布什是应该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的。但遗憾的是，他虽然仔细阅读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分析，但他更喜欢阅读那些未经分析的原始情报，很少把情报分析专家的意见放在心上，在进行决策时也很少以之为参考。他相信自己能对这些情报作出正确的评价。中央情报局局长虽然名义上是他的首席情报顾问，但事实上，韦伯斯特的话对布什并没有影响力。他已经同许多中东的官员讨论过中东的局势，他们认为，萨达姆只不过是要通科威特让步。他对韦伯斯特说，他将继续与他在国外的高级情报源协商，监视中东的事态发展。很明显，作为总统首要情报顾问的韦伯斯特和他的中央情报局在布什心目中抵不上他自己的“高级情报源”，韦伯斯特和中央情报局被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 7月30日，卫星照片显示了伊科边境的最新动态。兰确信，伊拉克已具备横扫整个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东部的能力，他迅速接通了连接国防情报局局长索伊斯特的绝密电子通道。在那台与局长办公桌上的电脑相连的386电脑上，兰写道：“我一直在注视着伊拉克向科威特边境增兵的模式。炮兵、后勤部队在调动，空军也在调动。萨达姆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我不认为萨达姆在讹诈科威特。我看过他的私人传略，他不懂得如何讹诈。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法。”他进一步指出，萨达姆的军队调动和他手头的任务木相称，如果他要讹诈科威特，那么用不着出动这么多部队他就可以达到目的。现在他调动这么多部队，答案只有一个：他准备使用它。而且，如果萨达姆要威胁科威特，他必须让科威特知道这一点，可由于科威特没有军事卫星，科威特并不知道伊拉克军事集结的规模。因此，说萨达姆想讹诈科威特，是说不通的。 作为一名情报分析家，兰此举可以说是十分大胆。一般来说，由于情况瞬息万变，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情报人员不会把话说死，以免自己难堪。但兰觉得此次他有充分的把握，为了引起上司的重视，他决定豁出去了。科威特对萨达姆无可奈何，但是，如果美国及早发出警告，萨达姆也是不会肆无忌惮的。而决策人要下决心，必须有充分的情报依据。兰觉得，他此举可以帮助布什总统定下决心。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兰这么看问题的。索伊斯特就不同意兰的判断，7月24日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就说过：伊拉克和其他国家一样清楚，在一个开化世界里没有强迫和恐吓的位置。难道不正是如此吗？但是，索伊斯特还是把兰的报告呈给国防部长切尼和鲍威尔，并希望他们对此问题有所关注。但是两人都认为兰的看法不成熟。 8月1日，韦伯斯特又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呈递了另一批情报和最新的卫星照片，照片显示，伊拉克的三个装甲师已经摆开作战阵势，距科威特边界只有三英里，八十多架直升机严阵以待。伊拉克人的通讯、大炮、弹药和后勤力量已经各就各位。萨达姆已经具备越境出台的能力，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萨达姆将发动一场战争。韦伯斯特说，入侵将在24小时内发生。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家查尔斯·艾伦认为，入侵可能是全面占领科威特。负责中东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金米特看了很吃惊，没有充分的把握，情报人员怎敢出此狂言。 当天下午，布什和白宫官员一起讨论中央情报局的最新情报，斯考克罗夫特似乎最关心此事。他说：“总统先生，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那么，我们选择的余地真不大呢！”可是布什在听完其他人的发言后，仍然不相信萨达姆会派军队占领科威特。鲍威尔承认，要忽视这些最新情报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伊拉克是一个极权主义政体，萨达姆的行动说变就变，根本无法预测，美国在伊拉克上层没有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因而不能确定萨达姆的真实意图。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也有同感。特别是切尼，他对于情报机构发出的警报没有什么好感。在他看来，过去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警告几乎是天天不断，但有几个警告是验证了的？比方说，他的办公室每周都收到警告说，菲律宾的政局不稳，政变即将发生，可是这种政变从来没有发生过。再说，中东的穆巴拉克、法赫德和侯赛因都认为萨达姆不会入侵科威特。他们可都是萨达姆的密友，对萨达姆应该是很了解的，他们的判断应该是有分量的。但是，这次白宫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金米特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处理这场危机。他将中央情报局的最新情报发给正在伊尔库茨克的贝克。贝克表示，他将向他的苏联同行了解一下情况，看苏联是否了解萨达姆的计划。谢瓦尔德纳泽表示，萨达姆是在吓唬人。这样，美国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到傍晚，美国许多高级官员准备休假，5点过后，斯考克罗夫特也离开白宫，布什总统和国防部长切尼准备第二天飞往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去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当天晚上8时30分，伊拉克军队越过了伊科边界。 布什政府之所以对美国情报界的警告无动于衷，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以攻城掠地为目的的战争是中世纪的产物，在现代国际社会没有市场。苏联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人侵阿富汗后还是遭到全世界的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更是成了过街老鼠。武力征服不是最高明的举动，萨达姆难道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美国中东问题专家格雷厄姆·富勒说：“通过入侵科威特，萨达姆把他曾赢得的一切都扔掉了。他竟然入侵，我们感到惊讶。最后，你不能预测不高明的决定，而萨达姆关于入侵科威特的决定是他的一个极大的错误。”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艾普里尔·格拉斯皮也说：“我们很傻，没有意识到萨达姆是愚蠢的。”总而言之，他们都认为首先是萨达姆犯了错误，才导致美国政府也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无法避免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在情报判断上，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判断对手的行为取向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后果非常严重的分析障碍，它影响情报人员正确地判断敌人的意图，甚至于使之对明显的战争征兆视而不见。这种观念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决策者的任何决策都是受理性控制的，如果某种行为所得超过所失，那么决策者就会放弃这种行为。但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其行为取向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某种行动在一个民族看来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在其他民族看来却是绝对理性的。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其他人的行动，注定会犯错误。海湾危机也是如此。当时鲍威尔等人都认为萨达姆是一个理智的人物，他一定已从两伊战争认识到一场现代战争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因此，即使在情报界向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伊拉克即将使用武力，他们仍然固执己见。众所周知，入侵科威特确实不是一个高明的决定，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攻城掠地、恃强凌弱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但这毕竟可以使萨达姆除去燃眉之急。况且，由于美国政府传递的信息含糊不清，萨达姆还产生了＿种侥幸心理，也许他的吞并行为会得到国际社会的默认。而美国政府却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错误地判断了萨达姆的动机，因而使伊拉克的行动一段时间内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我们并不能用后来事态的发展来否定当时萨达姆在作出这一不高明决策时所达成的突然性，更不能以之来为布什政府的失策辩护。布什低估了萨达姆的冒险精神，使一个小国遭受了灭顶之灾，也使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被动境地，难道这不是布什忽视情报机构的警告所产生的后果吗？富勒此言只能说明他对历史的无知。早在50年前，美国情报界和决策者就因为用美国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日本的行为取向，结果，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了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50年后，美国人还是不能吸取教训。 “我们不希望伊拉克赢得这场战争，但我们也 不希望它输。我们知道他（萨达姆）是一个畜生 （S·O·B），但他是我们豢养的畜生。”一位 美国官员这样陈述美国与伊拉克接近的目的。其结果， 养肥了萨达姆，害苦了科威特，美国在中东为自己 培养了一个敌人。 萨达姆对美国表现出的敌意，早在事变前已经暴露得清清楚楚，可是布什政府为何一直执迷不悟呢？原来，布什政府错误估计了萨达姆的意图，认为萨达姆是一个可以受美国影响的人物，是中东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把维持中东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萨达姆身上，将伊拉克看成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依靠力量。正是这种错误的意图分析，使得布什政府在关键问题上一错再错。 其实，伊拉克从来就不是一个亲西方的国家。伊拉克历来属于反对以色列的强硬派，基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怎么可能想象伊拉克会站在美国一边，或者成为“能被美国影响的”“温和派”呢？1978年，当时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刮起一股外交旋风， 率先承认了以色列， 伊拉克甚至带头同利比亚等国一起，成立了一个“坚定与抵抗阵线”，将埃及开除出阿拉伯阵营。这样的国家，美国是不会将其列为盟友范围的。实际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一直是以色列和伊朗。为此，美国武装了以色列，支持它与阿拉伯国家对抗，然后，又扶植伊朗的巴列维政权，将其视为美国在中东的另一根战略支柱。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79年元旦，被中央情报局视为固若金汤的巴列维政权突然垮台，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在狂热的伊斯兰什叶派教徒的拥戴下上台执政。伊朗政局的急剧变化让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大跌眼镜。接下来伊朗局势的变化更让中央情报局吃尽了苦头。霍梅尼奉行的外交政策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合作项目被取消，美国人被迫退出伊朗。更有甚者，激进的伊朗学生还冲进美国大使馆，扣留了美国大使馆内的全部人员，酿成古今第一起大规模的使馆人质事件。为了援救人质，卡特政府费尽心机，最后出动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部队，准备用武力将人质救出。不料抢救人员在沙漠上机毁人亡。华盛顿与德黑兰这次算是彻底翻脸了。美国不得不另外寻找战略伙伴，以遏制伊朗。这次，华盛顿看中的是伊拉克。伊拉克与伊朗虽然都“姓”伊，但此伊非彼伊也。伊拉克是伊斯兰国家，居民是阿拉伯人。伊朗虽然也是伊斯兰国家，但居民却是波斯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历史上就是死对头，几千年的恩恩怨怨延续下来，两国关系素来不睦。伊朗还利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与巴格达为难。1975年，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库尔德游击队，曾经重创伊拉克政府军，伊拉克军民的伤亡人数高达六万人，伊拉克的石油生产也受到严重威胁。1975年3月，伊拉克的军事形势十分危急。伊拉克的重炮兵部队的军需品消耗殆尽，空军只乘下王枚炸弹c迫不得已，萨达姆不得不暂时与伊朗人握手言和，在阿拉伯河的主权问题上让了一步，满足了伊朗的要求。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萨达姆的权宜之计。两伊发生冲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果然，萨达姆在收买了伊朗后，终于腾出手来，对付库尔德人。失去伊朗支持的库尔德游击队哪里是伊拉克政府军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库尔德人元气大伤。萨达姆终于平定了国内局势，缓过劲来，对付伊朗。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向伊朗发动了突然袭击。伊拉克的空军对着伊朗境内重要的军事目标狂轰滥炸，从而酿成战后海湾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武装冲突。而此时的华盛顿还没有看到鹅蚌相争的好处，将伊拉克列为苏联在中东地区最可靠的盟友之一。但这段时间并不很长。很快，美国和伊拉克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存在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伊朗的宗教政权。结果，巴格达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摇动了橄榄枝，有意识地靠近了西方，而美国为了遏制伊朗，也利用了伊拉克。里根政府中的一位官员乔弗里·凯普曾直陈美伊接近的目的：“我们不希望伊拉克赢得这场战争，但我们也不希望它输。我们真的不天真。我们知道他（萨达姆）是一个畜生（S·O·B），但他是我们豢养的畜生。”1982年，美国国务院将伊拉克从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除去，以便向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没有意识到伊拉克仍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只是为了不让伊拉克输掉这场战争，美国必须这样做。 物换星移。八年时间过去了，两伊战争结束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被遏制住了，美国人甚觉欣慰。可是，美国的情报专家却发现，波斯湾地区又出现了一个军事巨人。这就是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经过八年战争的磨炼，伊拉克的军事机器在近东已经首屈一指。它的军队已经从1980年的10个师扩充到55个师，近100万军队。它拥有500架飞机，而坦克数目竟然高达5500辆，超过美国和西德两个国家的坦克数目总和。更重要的是，伊拉克的强人萨达姆在战胜伊朗后，讲话的口气越来越强硬，他时不时把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拿出来敲打一番，并以阿拉伯世界的发言人自居。对此，美国已经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了。政府内部对萨达姆的评论也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萨达姆是维持中东和平的重要力量，但也有人认为萨达姆是一个独裁者，应该予以推翻。1990年2月12日下午，萨达姆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凯利。交谈中，凯利对萨达姆说：“你们是本地区的一支温和力量，美国希望发展与伊拉克的关系。”这使得萨达姆颇为自得。几个小时后，他把凯利对他的评价通报他的阿拉伯兄弟。可是，三天之后，美国之音却播出了一篇“反映美国政府观点的评论”，评论中称萨达姆，侯赛因是世界上最横行霸道的独裁者，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他的统治。这个评论让萨达姆怒不可遏。他认为，美国政府正在玩弄两面派的把戏，对此，他决不能容忍。尽管美国政府后来正式通过大使馆向萨达姆道歉，并说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观点，但萨达姆怎么会相信呢？萨达姆从中看出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矛盾。 美国的中东战略急需调整，可是美国政府目前还无暇顾及中东地区。布什政府要干的事太多了，而最重要的莫过于苏联和东欧地区。苏联在搞公开性，忙于与西方缓和，东欧则逐步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整个东欧地区，共产党政权纷纷落马。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布什政府也是始料未及，忙得个手忙脚乱。在这个时候，布什政府要赶快消化东欧民主化浪潮带来的成果，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只好暂且搁置。中东地区虽然矛盾百出，但一时半刻，似乎还不会有什么问题，美国要竭力稳住中东局势，它不希望中东地区爆发新的战争，以致分散它对欧洲事务的注意力，破坏国际缓和气氛和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布什总统曾私下表示：“我不希望任何人去攻击他人或被人攻击。”对萨达姆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布什宁愿委曲求全，维持与伊拉克的良好关系，确保海湾地区的稳定。正是因为布什政府错误地估计了萨达姆的意图，在萨达姆一再表现出激烈的反美情绪后，美国政府仍然能忍气吞声。对萨达姆陈兵伊科边界的举动，美国政府也不太介意。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1990年4月2日，萨达姆对一批伊拉克陆军军官讲话。讲话时，他劲头十足地吹嘘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能力，并威胁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不择手段地攻击伊拉克，我们将让烈火吞噬掉它的一半国土……对那些用原子弹威胁我们的人，我们要用化学武器将其灭绝。”这篇讲话立即通过电波传遍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央情报局注意到，他的讲话立即在中东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到了以色列，确实拨动了阿拉伯人的心弦。自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为了与以色列争夺巴勒斯坦，已经打了四次战争，可战争的结局竟然是4：0。虽然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通过突然袭击，占了先手，但以色列终究还是缓过气来，并在后来的战事中挽回了败局。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还是失败了。四次中东战争，埃及都是当仁不让的阿拉伯国家领袖，可是，纳赛尔死后，他的继承人萨达特背弃了他的事业，与以色列握手言和。尽管萨达特已经死了十余年，但阿拉伯人对他的举动还是耿耿于怀。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引导他们与以色列继续作战。对他们来说，萨达姆似乎就是阿拉伯世界所要找的领导人，一个能勇敢地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 美国对萨达姆的讲话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称萨达姆的讲话是“煽动性的、不负责任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国务院认为，应该给萨达姆发出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他的威胁性举止令人难以容忍。白宫也作了类似的评论。布什告诉新闻界：“我认为这些言论很坏。我强烈要求伊拉克立即放弃使用化学武器的念头”，并要求萨达姆收回这篇讲话。国务卿贝克主张制裁伊拉克。贝克的核心顾问国务院政策计划部主任丹尼斯·罗斯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金米特都支持贝克的主张。但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及其帮办罗伯特·盖茨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会把美国推人与伊拉克的不必要的对抗之中。萨达姆会对制裁十分愤怒，并把美国的行动视为阴谋推翻他的证据。他们相信能够说服这位伊拉克铁腕人物，使他通过与西方合作软化他的态度。他们的想法获得了布什总统的支持。布什在正式给萨达姆的信件中，口气是十分温和的。他要求伊拉克的领导人对他最近的言行给予重新考虑，说“这对你和中东的和平将是一件好事”。 但是，萨达姆对布什的呼吁却无动于衷。他反而痛斥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说“使中东形势紧张的是以色列和美国，而不是伊拉克”，要求布什收回其“糟糕”的评论。萨达姆会对布什的态度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布什大概也是始料未及的。 4月12日，一个以罗伯特·多尔为团长、由五位参议员组成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巴格达。他们向萨达姆表示，他们是来“寻求同伊拉克建立更为良好的关系的”，他们认为，伊拉克在中东地区起着主要作用，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向伊拉克表示他们对伊拉克政府某些政策和活动的“最深切的关切”，它们是改善美伊关系的障碍。伊拉克发展核、生、化武器，不仅不会巩固、反而会损害它的安全，并对本地区其他国家造成威胁。但是，萨达姆对他们的良好愿望显得无动于衷。在整个会见过程中，他滔滔不绝地指责美国的中东政策，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了反对伊拉克的宣传运动。他颇为自得地告诉美国代表团，伊拉克并未要求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一场反击运动，但这种运动现在已自发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开展起来。多尔连忙表示：“总统并不赞同这种运动，他昨天还跟我说，他不支持这种做法。”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多尔说，以色列攻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美国还不是谴责了以色列？ 多尔不提以色列还好，多尔一提以色列，萨达姆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立即针锋相对地说：“是的，你们是谴责了它。可是，有许多报告证明，美国在以色列动手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下无异于打了多尔一记耳光，多尔的脸红了，只好闭住了嘴。是的，如果美国真把伊拉克当作朋友，何至于在了解内情的情况下不向巴格达通报一声呢？ 轮到怀俄明州的参议员阿兰·辛普森讲话了，他替代了败下阵来的多尔。他说：“您和美国政府或人民之间没有问题。您唯一的问题是和我们傲慢、刻薄的新闻界之间的问题。”这已经近于献媚了。 多尔又缓过气来，他顺着辛普森的话头说，美国之音的节目侮辱了总统先生，为此，他再次向总统先生表示歉意。多水顺便告诉萨达姆，那个可恶的记者已经被解职。他最后说：“请让我具体地告诉您，12个小时前，布什总统告诉我，他本人和他的政府寻求同伊拉克建立更为良好的关系。我甚至可以向您保证，布什总统将反对制裁伊拉克。他甚至会动用否决权来打掉这类决定，除非发生某种突发性的行动。’参与会见的格拉斯皮立即补充说：“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萨达姆听了甚是满意。可是，对客人要求的回报，他却只字不提。对于他4月2目的讲话，他不仅不肯收回，反而又重复了一遍。他告诉美国人，他这种立场有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只有以色列意识到它的玩火将遭到伊拉克的报复，它才会克制自己。如果西方真希望中东地区出现和平，那么就不应该攻击伊拉克。只有那些希望以色列攻击伊拉克而伊拉克又不还手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沮丧。至于说美国的制裁，萨达姆大度地说，他并不把它放在心上。代表团这才如释重负。参议员梅津鲍姆还告诉萨达姆，“你是爱好和平的”。代表团回国后，罗伯特·多尔向布什总统表示，萨达姆·侯赛因是属于“美国能够对之施加影响的领导人”。斯考克罗夫特也赞成多尔的意见，说伊拉克和萨达姆是中近东政治平衡中的重要因素。据此，布什总统在25日向萨达姆发出了一封友好信件，希望“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将有益于中近东的和平与稳定”。负责中近东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凯利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作证说，制裁无助于“提高我们对伊拉克行为施加影响、使之变得温和的能力”。 7月中旬海湾油价战达到高潮，伊拉克和科威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美国也就此问题表态。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声明，美国的海湾政策是“确保石油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保卫自由航行的原则”。对于可能出现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塔特怀勒仅仅声明，美国坚决支持它在本地区有长期关系的朋友的单独的和集体的自卫行动，但对美国是否会提供援助则未置一辞。在她看来，她的发言是明确的，涵义是清楚的。早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就向战争双方发出过警告，美国反对攻击阿拉伯国家的油轮，今天她只不过重复了以前重复过多次的警告。第二天，为了澄清含糊不清的美国中东政策，记者又问塔特怀勒，美国是否有义务保卫科威特，塔特怀勒肯定地说：美国与科威特没有特定的防卫条约。一名高级官员说，如果伊拉克仅仅夺取科威科一小块领土，作为逼迫科威科在欧佩克内部让步的杠杆，美国也许不会直接为此向伊拉克挑战，但将同所有阿拉伯国家一道谴责伊拉克，并向伊施加压力，迫使它撤退。他说：“我们不会开战，但你将看到军事演习和军舰。” 如果说塔特怀勒是用密码阐释美国的中东政策的话，那么，她这篇讲话在巴格达和科威特破译出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美国人不会抛弃他在本地区的老朋友，这使科威特大感安慰，你萨达姆的军事机器是厉害，可是比起世界第一军事巨人，你那点军事实力又算得了什么？科威特的立场越发强硬；而萨达姆却从塔特怀勒的讲话中听出了另外一种声音：美国不愿在中东承担义务，如果他向科威特发起攻击，美国不会干涉。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7月19日美国国防部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有记者问及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纠纷。国防部长切尼回答说，美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对科威特承担的义务仍然有效，这些义务没有变化，“实际上我们将认真对待威胁到这一地区美国的朋友和美国利益的任何事情”。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维茨在与阿拉伯国家的使节私下接触时也持同样看法。但同日晚些时候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威廉斯却出来更正。他力图把记者的注意力从切尼的讲话上引开，说记者引用的切尼的评论不太符合他的本意。7月25日，海军部长劳伦斯·加勒特在众议院武装部队海权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美国在波斯湾的舰只已经处于戒备状态，但随后他的助手就出来更正。这种自相矛盾、含糊其辞的做法不仅起不到威慑萨达姆的效果，反而让他看清美国外交政策的摇摆和游移不定，从而使他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误解，最终加快战争的步伐。 7月25日，萨达姆召见了美国大使艾普里尔·格拉斯皮。会见只提前一个小时通知大使，因此她无法通知国务院，甚至无法做好思想准备。当格拉斯皮走进萨达姆的办公室时，她的神情十分紧张。她并不是第一次与萨达姆接触，但是，这却是第一次与萨达姆单独会见，前几次会见她都是有其他人陪同的。 萨达姆客气地将美国大使迎人会见室；彬彬有礼地请她落座。格拉斯皮这才注意到，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齐兹也在座。宾主双方寒喧一番后进入正题。 “我请您来是为了进行一些深入的政治讨论。这是我致布什总统的一封信。”萨达姆单刀直入，切人正题。 格拉斯皮接过萨达姆递过来的信封，说：“我会尽快将它交给布什总统。” 萨达姆从美国与伊拉克恢复外交关系谈起。他说：“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是1980年作出的，那是在与伊朗开战前的两个月。”萨达姆此言等于承认了他与美国结交的动机，可见他本人并不圆滑。格拉斯皮心中暗想，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月与美国改善关系，萨达姆对时机的把握真好啊。她不禁想起了1975年萨达姆与伊朗缔结的《阿尔及尔协议》，当时，为了对付国内的库尔德人，萨达姆与巴列维国王握手言和，并放弃了阿拉伯河的主权。可是，7年后，萨达姆又撕毁了协议，两伊战争爆发。莫非总统想在这上面做什么文章？大使不禁为美伊关系感到担心。 “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后，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受到了一些偶然事件的影响。最严重的显然是1986年的伊朗门事件。事件爆发时，正值伊朗占据法奥半岛。”他指的是美国为了援救被扣押在中东的人质，通过以色列向伊朗出售军火的事件。当时两伊战争的局势对伊拉克不利，美国援助了伊拉克的敌人，不等于与伊拉克作对嘛！格拉斯皮觉得十分难堪，可是，她还得坐在那里，继续倾听总统对美国的控诉。 “在我们看来，事情很清楚：美国有些人，我不是说布什总统，对我们解放自己的领土感到不快。这些人与情报部门和国务院是有联系的。当然，我讲这话也不是说贝克国务卿。 他们正在研究伊拉克的国内局势， 有份研究报告的题目竟然是《谁将接替萨达姆·侯赛因》。而且，他们已经同一些海湾国家接触，以恫吓伊拉克，并且让这些国家不要向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萨达姆把这些说得头头是道，格拉斯皮也知道，他的指控大部分是真的。虽然她并没有看到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但她确信，这种报告肯定是有的，因为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跟踪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局势，并力求在政局变动之前作出预报，这是中央情报局的本职工作，否则，它怎么向总统交差呢？ “美国官方媒介还发起了一场针对伊拉克的运动。美国宣传这样一种观点，说伊拉克的形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罗马尼亚的形势相似。对这个运动我们感到不快和吃惊。”是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共产党政权已经垮台，而罗马尼亚的形势更糟，发生了军事政变，齐奥塞斯库甚至被送上断头台，可伊拉克在萨达姆的治理下不是井井有条嘛！美国国内的某些人分明是睁着眼睛在说瞎话。 萨达姆完成了对美国的攻击，话锋立即转到科威特上来。 “军事战争是通过流血来杀害人民，经济战则是通过不让他们最终过美好生活来杀害人民。而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带头执行这种屈辱伊拉克的政策，不让伊拉克人民过最美好的生活。您知道，我们同阿联酋的关系过去是好的。顺便说一句，在我们进行战争的时候，科威特试图向我们搞领土扩张。” “我注意到美国关于它在我们这个地区的朋友的声明。选择朋友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但是您很清楚，在同伊朗进行战争期间，并不是你们保护了你们的朋友。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伊朗人在这个地区到处推进，美国部队也无法阻挡他们，除非美国使用核武器。”格拉斯皮听懂了总统的言下之意：伊拉克保卫了海湾国家，可这些国家却向伊拉克发动经济战，企图不让伊拉克人民过上好日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的话并不是贬低你们。我是基于地理及美国社会的性质讲这番话的。在一次战役中，美国这种社会是不敢冒牺牲一万人的危险的。” 在吃透了美国的弱点后，萨达姆直截了当地向美国提出了忠告：“美国应该能更好地理解形势，并且明确指出谁是它的敌人，它愿意同哪些国家保持关系。但是，它不应该把那些仅仅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与美国观点不同的人视为敌人。 “我们理解美国关于保障石油供应的立场，我们理解美国同本地区的国家出于互利而建立友好关系。但是，美国不遗余力地鼓励某些人损害伊拉克的利益，我们对此不能理解。 “我知道，美国可以伤害我们，而我们却没有能力威胁你们。我们不能在美国登陆，但是，一个个单独的阿拉伯人是可以伤害你们的。” 威胁，赤裸裸的威胁。萨达姆想干什么？想对美国搞恐怖主义吧？格拉斯皮心中立即闪过这个念头。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这在美国国务院是挂过号的，只是在美伊接近后，美国把伊拉克从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消除了。难道萨达姆真想对美国发动一场恐怖主义战争，作为对美国支持科威特等国的报复？这难道是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会见外国使节时应该讲的话吗？格拉斯皮对此感到木解。 萨达姆并不理会格拉斯皮的心情，继续讲述他的报复计划： “你们可以带着导弹和飞机到伊拉克来，但是不要把我们逼到不顾一切的地步。当我们感到你们要羞辱我们自尊心、不让我们过好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什么顾虑了，死亡将是我们的选择。即使是我们每发射一颗导弹你们就发射一百颗，我们也不会害怕，因为没有尊严，生存就没有价值。”格拉斯皮尽管对萨达姆赤裸裸的表述感到震惊，但是，她还是同意萨达姆最后一句话。是的，不自由，毋宁死。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当年不也就是为了尊严揭竿而起的吗？只是，美国的中东政策真的对伊拉克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害？ “我们不把美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尽力成为你们的朋友。但是，美国去年反复多次的声明表明，它不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好吧，美国人愿意这样看待我们，这是他们的自由。当我们寻求某个人的友谊时，我们还要有尊严、自由和选择的权利。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地位来处理问题。同样，我们在同别人打交道时也考虑到它的地位。我们在重视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利益。我们也期待别人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不要战争，因为我们体验过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你们不要把我们逼到这一地步，迫使我们把战争当作争取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的唯一方法。我们知道你们有核武器，但我们决定要么作为自由人活着，要么就战斗到死。我肯定，世界没有一个正直的人不理解这种感情。我们不要求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已经说过，阿拉伯人的问题就在阿拉伯人之间解决。你们不要鼓励任何人采取与其地位相体的行动。我不认为什么人都可以当伊拉克的朋友。我们要友谊，但我们不会随后就追随谁。如果有人要伤害我们，我们就抵抗。这是我们的权利，不管这种伤害是来自美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是科威特、以色列，我们不怕。”说到这里，萨达姆打住了话头，注视着美国大使。此时的格拉斯皮，虽然惊魂甫定，但萨达姆语气中流露出的威胁以及对美国的不满，仍然使她紧张万分。她不明白，萨达姆怎么就把美国的中东政策理解为惩罚伊拉克呢？在她的心目中，布什总统、国会领袖对美伊关系都是很重视的，不存在偏袒海湾国家的问题。当然，对待以色列，美国可能是过分了一些，但这与伊拉克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伊拉克自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就再也没有拿出什么实际行动支持巴勒斯坦人。他们更多的是口头附和。这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可是，听萨达姆的口气，他现在俨然是巴勒斯坦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保护神了。格拉斯皮真是弄不懂萨达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点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萨达姆对美国最近几次声明已经十分愤怒，萨达姆已经在向美国发出警告：不要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事务。 “我希望布什总统本人能阅读到这封信，不要让它落入国务院某个集团的手里。当然，这不是说詹姆斯·贝克和约翰·凯利。我认识凯利，与他交换过看迭。”看来，萨达姆对凯利和贝克的看法较好，可能是认为他们没有卷入反伊小集团。 萨达姆结束了他冗长的独白，一直被迫充当听众的美国大使终于可以开口了：“总统先生，我向您表示感谢。同您会见并同您直接谈话，对于一个外交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清楚地懂得了您要传递的消息。我们在学校里学过历史，老师教会我们说：‘不自由，毋宁死’。”糟糕得很，大使一开口就同意了萨达姆的观点，认为科威特和阿联酋甚至是美国正在剥夺伊拉克人民过自由美好生活的权利。 大使强调说：“正如您已经知道的，布什总统向美国行政当局下达了指示，拒绝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的建议。”大使这段话洗清了布什总统，但也等于承认美国政府内部确实有那么一个反对伊拉克的小集团，他们要制裁伊拉克，只不过是被布什总统否决了。你看，萨达姆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有总统本人关于寻求同伊拉克建立更良好关系的指示。”格拉斯皮拿出了尚方宝剑，意在对萨达姆说：放心吧，总统先生，那些反对伊拉克的人在美国政府内部是没有分量的，还是听我说吧。我这里有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指示。 “是的，那又怎么样？我们也有这种愿望，但是许多事情在不断地妨碍这种愿望。”萨达姆对那帮反对伊拉克的人总是耿耿于怀。格拉斯皮急忙说：“您所提及的美国新闻社发表的文章确实是令人遗憾的，对此，我们已经表示了正式的歉意。”大使顺着刚才的话头继续攻击美国新闻界：“我看过ABC电视网上戴安娜·索耶的节目，质量低劣得很，而且不客观。这就是美国传播网给人的印象。美国政界人士也是这种看法。这就是西方传播媒介使用的方法。您在电视上露个面，哪怕是五分钟也将有助于美国人民理解伊拉克的立场。这将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如果美国总统控制得了传播媒介，他的任务就会轻松多了。”格拉斯皮索性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不负责任的美国新闻界身上，反正他们不会找她打官司。她接着说： “总统先生，我谨告诉您，布什总统不仅希望同伊拉克有更好、更广泛的关系，他还期望伊拉克对中近东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布什总统是个聪明人，他是不会向伊拉克宣布经济战的。”格拉斯皮本意是向萨达姆传达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并不怀恶意，可是在萨达姆听来却是十分受用。他觉得，如果他有朝一日对他的海湾邻国采取行动，美国可能不会采取什么过激的举动，因为美国还指望伊拉克在维持中东和平与繁荣上面作贡献呢！ “不过，我们不愿意石油的价格提得过高。我想请您考虑这个问题。”大使毕竟想到了油价问题与美国的经济息息相关，因此没有一味向萨达姆卖乖讨好。 “25美元的一桶石油不是一种高价格。”萨达姆见格拉斯皮提到这个问题，也针锋相对地回敬了她一句。 “美国石油界也希望石油的价格维持在25美元以上。”格拉斯皮同意了萨达姆的观点。在这里她第一次向萨达姆开了绿灯。这使得萨达姆可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美国总统支持他提高油价的要求。 “对伊拉克总额不算高的预算来说，60～70亿美元的损失可是一个灾难。”萨达拇指的是因为科威特等国增加开采量、压低油价对伊拉克造成的损失。格拉斯皮点头同意，这意味着她同意萨达姆的观点，认为科威特等国确实在执行一项旨在削弱伊拉克的经济战。她说：“我对此不难理解，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些年头。我赞赏你们为重建自己的国家而作出的非凡努力。我知道你们需要资金。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你们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纠纷，我们不作评论。60年代末我曾在科威特任职。当时我们得到的指示是，在这个同美国无关的问题上不作表态。詹姆斯·贝克指示我们的官方发言人重申这项指示。我们希望你们采用一切适宜的方法，比如通过阿盟秘书长卡利比或穆巴拉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全部的希望就是你们迅速提出一项解决方法。在此，我是否可以请您注意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方式呢？”不知是格拉斯皮还没有从紧张状态 中摆脱出来，还是她真的奉有指示，即美国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纠纷不作评论。历史的经验是，美国自以为是一个世界大国，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关。否则，美国不会派兵到海外，也不会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更不会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指手画脚。美国诸难道真的改弦更张了吗？当然不是。可是，格拉斯皮在这里分明为萨达姆正在策划中的阴谋开了绿灯。她竟然要萨达姆提出一个解决科伊边界争端的方法。这岂不是与虎谋皮？ 格拉斯皮讲完了这一套长篇大论，表明美国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纠纷真的不关心，然后还是提到了萨达姆最不愿听到的问题：伊拉克在边境囤兵，意欲何为？她说：“我们注意到您在南方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在正常情况下，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联系到这件事发生的背景，以及伊拉克认为科威特和阿联酋所采取的措施是一场对伊拉克的经济侵略的观点，我们不得不对此表示关心。因此，我奉命以一种友好但不是对抗的态度询问您，您的打算到底是什么。”格拉斯皮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十分注意自己的措辞，生怕得罪了伊拉克的这位政界强人。 对于格拉斯皮表示美国对科伊之间的纠纷不关心，萨达姆很是满意。但是，她随后针对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集结表现出的“关心”却不能容忍。他说：“你们不要这样表示你们的关心，致使一个侵略者觉得他可以得到你们对其侵略的支持。我们想找到一种公正的解决方法：既承认我们的权利，也不剥夺他人的权利。但同时，我们要他们知道，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的耐心已经到头了。他们的行动已经殃及我们儿童喝的奶、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们的抚恤金和失去父母的孤儿们的膳宿费。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谋求繁荣的权利。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们失去了太多的机会，其他人应该恰如其分地估计伊拉克为了保护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在巴格达首脑会议期间，我告诉阿拉伯的国王和总统们，我们的兄弟在对我们进行经济战。并非所有的战争都非得使用兵器不可。我向阿拉伯的国王和总统们把这些统统都说了出来，只是没有点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名，因为当时他们是我的客人。在此以前，我曾向他们派过特使，提醒他们注意，我们进行的战争同样保护了他们，因此，他们在战争期间向我们提供的援助不应被看成是伊拉克的债务。但是他们置之不理。你告诉我，如果美国总统处于这个地位，他会怎么办？我不好公开提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告诉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伊拉克人民，责任在谁。” 格拉斯皮说：“总统先生，如果您能对您的阿拉伯兄弟们同意作出的努力向我们作个评价，这对我们将是很宝贵的。他们是否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穆巴拉克总统都同意让科威特石油大臣在沙特阿拉伯会见我们的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因为沙特人在穆巴拉克帮助下同我们进行了接触。穆巴拉克刚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科威特人接受他的建议。”大使听了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如释重负。科威特人终于让步了。她对总统说：“我祝贺你们。”是祝贺萨达姆的强权政策达到了目的，还是祝贺科威特避开了一场军事灾难？不得而知。 “我对穆巴拉克兄弟说过，协议应当于星期六或星期天在巴格达达成。你不会不知道，穆巴拉克兄弟的访问总是个好兆头。”萨达姆在这里发出了最后通谋，科威特必须在他指定的日期前就范，否则他就要采取行动了。可惜，格拉斯皮没有听出来，她只注意到萨达姆提及的穆巴拉克的斡旋是一个好兆头，其他的都顾不上了。她对总统说：“这是一个好消息，祝贺你。” 萨达姆到此时已经摸清了美国的底牌，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他说话更加无所顾忌了。他对格拉斯皮说：‘穆巴拉克兄弟告诉我说，他们害怕了。他们说我的部队仅仅在边界以北20公里处。我回答他说，不管我的部队是普通警察、边防军还是野战军，也不管他们的数量有多少，任务是什么，他可以把我的话告诉科威特人，在我们见到他们之前，我们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在我们会见的时候，如果我们能看到有希望，那么，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一种解决方法，那么很正常，伊拉克不能等死，即使克制应该压倒所有其他的考虑。这就是好消息。” 萨达姆终于结束了他的发言，这时，一起参与会见却未发一言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齐兹高声说：“你有了一条独家新闻。”可格拉斯皮只记住了“好消息”这几个字，而把她自从置身于萨达姆的办公室就感觉到的威胁忘得干干净净。她告诉萨达姆，她将在7月30日返回华盛顿，估计下周能见到布什，到时，她一定把萨达姆的信件交给布什总统。但是很明显，萨达姆已经等不及了。他刚才所表演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或者是为他即将开始的行动寻找一个充分一点的借口而已。他与格拉斯皮的谈话，只不过是在正式决定行动之前，打探一下美国的态度。可是格拉斯皮在会见时都讲了些什么？萨达姆从她口中知道，虽然美国对中东的局势很“关心”，但科威特与伊拉克之间的纠纷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事务，与美国“无关”，美国希望萨达姆能提出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法。而且，她还告诉萨达姆，美国同意萨达姆的观点，即科威特降低油价，事实上是向伊拉克发动了一场经济战。萨达姆师出有名了。危机发生后，格拉斯皮自己也承认，她向萨达姆陈述的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可能会使萨达姆产生误解，以为美国对他用武力解决科伊争端开了绿灯。 7月28日，布什总统又致电萨达姆，说伊拉克使用武力解决两国争端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他没有提到伊拉克部署在伊科边界的10万军队，也没有讲如果伊拉克军队越过边界将遭到美国的报复，反而强调说，美国政府希望继续与伊拉克改善关系。专栏作家莱斯利，吉尔伯特评论说，布什28目的电报是软弱的格拉斯皮路线的回声。这封电报无疑使萨达姆进一步误解了美国的意图。 7月对日，约翰·凯利到众议院中东小组委员会作证。众议员李·汉密尔顿问：“我在报刊上看到一段引语，说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先生好像讲过，如果科威特遭到进攻，美国的义务就是到科威特去保卫它。这个讲话是确实的吗？请凯利先生予以证实或否认。” 凯利回答说：“我不知道您提及的这段讲话，但我知道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同海湾各国没有防务协定，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支持那个地区友好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我们呼吁和平解决所有纠纷，我们认为海湾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都应该得到尊重。”凯利实际上重复了切尼前不久的外交辞令，因此难以令汉密尔顿满意。他又问道：“举例来说，如果伊拉克越过科威特边界，不管其理由如何，我们关于使用美军的立场如何？” 凯利说；“我们不能谈论这类假设，只能说这将同我们密切相关，但我们不能去讨论‘如果’。”凯利毕竟是经常到国会作证的，他用外交辞令有效地避开了汉密尔顿为他设置的一个馅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没有一个条约、没有一项义务迫使我们派出美国部队，这对吗？”汉密尔顿也是一个提问题的老手，他不会让凯利钻空子，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单刀直入，逼得凯利正面回答。 “对！”这一回，凯利没有躲躲闪闪，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没有一个条约。没有一项义务迫使美国派出武装部队。”李·汉密尔顿还嫌凯利的回答不够具体，他又问：“万一我们的海湾朋友因为石油问题或领土问题同其邻国发生纠纷，我们是否对其承担义务？”凯利再次强调美国与海湾国家没有防御协定，而目，“历史上，我们就避免在阿拉伯国家的边界纠纷或欧佩克的内部纠纷问题上表态”。在这里，凯利实际上再次向萨达姆保证：如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不会干涉。巴格达通过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到了凯利的保证。萨达姆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 萨达姆一面发出战争威胁，一面又频频摇动 橄榄枝，向他的阿拉伯兄弟表现友爱，籍以掩盖 他的战争准备，并向他的对手传递错误的信息， 以达成战略上的突然袭击。 布什总统在拒绝美国情报界的警告时，就提到他自己的“国外情报源”，并说自己对他们的观点颇为信任，这让中央情报局感到十分难堪。这些“国外情报源”其实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盟国的领导人，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沙特国王法赫德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布什总统心目中，这些阿拉伯人应该对他们的阿拉伯兄弟萨达姆有深刻了解，他们的意见在布什总统心目中就非同一般。按常理而论，这种想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事实证明，恰恰是这些了解萨达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使布什总统误入歧途。这应该归功于萨达姆出色的战争欺骗。 萨达姆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凡事得慢慢来。他可能想到了希特勒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那就是，绝对不能四处树敌，搞两线作战。也就是说，摊子不能铺得太大，对付敌人得一个个下手。他仔细估计了伊拉克面临的局势，从而采取了不少富于戏剧性的步骤。 首先，伊拉克在外交上频频出手，同它的阿拉伯邻国（科威特除外）签订了一系列“互不侵犯条约”，一方面树立伊拉克爱好和平的形象，一方面又藉以束缚对手的行动，如N89年3月伊拉克同沙特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1990年与巴林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科威特也曾要求与萨达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萨达姆拒绝了。背信弃义，大丈夫所不为！他萨达姆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世人指着脊梁骂。科威特是他的首要目标，怎么能同它签订和约，从而捆住自己的手脚？萨达姆说什么也不干。不过，对那些可能站在科威特一边的国家，萨达姆可不敢怠慢。1990年7月底，尽管伊拉克的经济也十分吃紧，萨达姆还是派特使拜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表示愿意向埃及提供一笔巨款，但穆巴拉克没有接受萨达姆的“好意”。如果埃及真的接受了萨达姆的礼物，那在伊拉克对科威特采取行动时，埃及只能干瞪眼。 对宿敌伊朗，萨达姆也表现出少有的“好意”。两伊战争停火对个月，双方的谈判进行了四轮，但一直没有取得进展，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给中东笼罩了一种不祥的阴影。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从1990年新年伊始，伊拉克对和谈表现出出乎意料的“热心”。萨达姆在建军69周年的大会上宣布，伊拉克“准备并且渴望向伊朗打开一扇新的高尚的和平之门”。虽然伊朗对萨达姆的建议反应冷淡，但萨达姆在阿拉伯世界却受到普遍的欢迎。阿盟秘书长称萨达姆的方案是“建立两伊相互信任和谅解的良好途径”，一些驻海湾国家的外交官评论说，萨达姆这一和平建议是1988年实现停火以来最详细、最具体的方案。4月下旬，萨达姆致函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提出两国首脑举行直接谈判。伊朗这次也作出了积极而谨慎的反应。6月18日，两伊代表会谈，为两国首脑的会议作准备。两伊和谈出现转机，一时为国际社会交口称誉，尤其是伊拉克的高姿态更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是，善良的人们没有想到，伊拉克在两伊问题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萨达姆的用心不久就昭然于天下。在吞并科威特后，伊拉克又采取措施，向伊朗提出一项一揽子解决两伊争端的和平建议，并且在一夜之间解决了双方争执不休的战俘问题、撤军问题和阿拉伯河的主权问题。像1975年伊拉克在伊朗支持的库尔德人的反叛下被迫与伊朗妥协一样，萨达姆在大敌压境下再次向他的宿敌屈膝。萨达姆的目的，不外乎以下三点：1．解除伊朗所造成的侧翼威胁，集中力量对付南线；2．争取伊朗的合作，打破西方的封锁；3．安抚国内的反对势力，缓解国内矛盾，争取一致对外。由此可见，两伊和谈在1990年出现突破性的进展，实际上是萨达姆蓄谋已久的一着棋，它迷惑了人们的视线，导致人们对伊拉克作了错误的认识，并且清除了一个潜在的对手，避免了两线作战。 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萨达姆还蓄意利用了阿以矛盾。1990年3月15日，伊拉克以间谍罪处死了英国记者巴佐夫特。3月中旬英国海关截获了一船运往伊拉克的美国产高速电子电容器，并逮捕了两名伊拉克嫌疑犯，4月份，又发生了类似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在西方和以色列掀起了一股攻击伊拉克的舆论，伊拉克也对此进行了反击。4月2日，萨达姆向西方发出威胁，如果他们胆敢支持以色列用原子武器威胁伊拉克，那么，他要用化学武器“将他们灭绝”。5月7日至9日，巴格达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伊拉克反对以色列和帝国主义威胁的阿拉伯大会”，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企图侵略伊拉克。此后，伊拉克一直攻击以色列和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说西方所以掀起反对伊拉克的运动，就是因为它们不愿看到阿拉伯国家发展起来，号召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抵抗以色列可能的侵略，从而巧妙地把它的图谋用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掩盖起来。就这样，萨达姆利用阿以矛盾和阿拉伯世界同西方的矛盾，树立起自己反以反西带头人的形象，同时又搅乱了国际社会的视线，并借此完成了战争动员。如在入侵前两个月，伊拉克以防范以色列为名，进行了城市居民的疏散演习。在入侵前几周，伊拉克的大部队已经出现在南线，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伊拉克又党称这是为了防止以色列的袭击。但是，萨达姆此举并不难以识破。美国和以色列都曾向萨达姆保证，以色列决不会先进攻伊拉克，事实上萨达姆也没有在西线部署一兵一卒，只要对此稍微留心一下，萨达姆的用心其实是昭然若揭。对付以色列的侵略云云，其实是萨达姆用来掩盖自己图谋的‘噪音”，正是通过这些“噪音”的掩护，萨达姆成功地进行了战略欺骗。 为掩饰自己的野心和意图，萨达姆多次向阿拉伯国家表示，他不会发动侵略战争，并且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将伊拉克的“和平诚意”转告美国，让美国放心。4月初，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前往巴格达会见萨达姆，会谈结束后，班达尔向布什总统传达了萨达姆的承诺，说他“从未打算进攻以色列”，只不过很担心以色列会向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伊拉克遭到以色列的进攻，他将作出反应，但绝不会首先进攻以色列。班达尔的口信令布什总统大为不解，如果萨达姆不想发动战争，他那些威胁性的言论于他何益？不过，为了避免以、伊两国因误解而发生冲突，布什还是通过正式渠道询问以色列政府是否计划打击伊拉克。以色列保证，它不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布什又立即将此信息传给巴格达。殊不料，这正是萨达姆的一个诡计。它通过美国和以色列的保证，稳住了伊拉克的西部边界，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科威特。7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出访摩洛哥。约旦和以色列、埃及等国，这些国家的首脑和高层人士都认为，近期内中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鲍威尔因而认为，中东地区将持续稳定。在事发前几周，布什为了弄清伊拉克可能会干些什么，特别听取穆巴拉克和侯赛因的意见，但他们都认为，萨达姆如能通过威胁取得科威特的让步，就不会使用武力。穆巴拉克告诉布什，这是萨达姆本人告诉他的。联系到萨达姆的这个保证，穆巴拉克因而认为，萨达姆在科伊边界集结重兵，不过是在吓唬科威特，逼迫科威特让步。7月28日，侯赛因国王告诉布什，事态不可能超出理智的范围，“没有这种可能性，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两位阿拉伯国家首脑的意见显然使布什总统吃了定心丸，因而他对中央情报局的警告也就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已经通过更可靠的情报渠道解决了这个问题。殊不料，萨达姆正是要通过这两位阿拉伯兄弟欺骗布什，可以说他完全达到了目的。当人侵发生以后，穆巴拉克和侯赛因都连呼上当。班达尔重温了三个月前同萨达姆的会见，这才惊呼“真主，这家伙是在准备发动进攻”。 在入侵前夕，伊拉克为了掩饰自己的进攻意图，还制造了各种假象，有意识地进行误导，以混淆视听，转移人们的视线。在科威特拒绝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如向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同意伊拉克租借或割让海湾两岛）之后，伊拉克向科威特发动突然袭击已势所难免。但是为了更有效地达成进攻的突然性，萨达姆又作出准备与科威特谈判以解决问题的姿态，以迷惑科威特和其他各国。当时美国情报界还吃不准萨达姆的意图，不知他是否真的想吞并科威特，还是仅仅想吓唬一下科威特，逼它让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认为萨达姆是在讹诈，用武力逼科威特让步，推动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他已经成功地使油价每桶上升了3美元，伊拉克的国库因而每年多收入30亿美元。但他还不满足，想故伎重演，直至完全达到目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伊拉克推迟伊科会谈正说明萨达姆在讹诈，而萨达姆本人也不断地作出讹诈的姿态。他反复表示不会对科威特采取军事行动，前提是，只要谈判还在进行。7月24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问巴格达。他反复问萨达姆，伊科关系紧张原因何在？共和国卫队为何出现在伊科边界？萨达姆回答说：“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常。”穆巴拉克还不放心，又问：“你是否想同科威特作战？”萨达姆再次要他不要担心，军队调动纯粹是为了吓一吓萨巴赫，“他们受到了威胁，害怕了，这就够了”。在送穆巴拉克去机场的路上，萨达姆甚至要求穆氏暂时不将他这个打算告诉科威特人，吓他们一阵子。穆巴拉克建议，科伊两国在第三国举行直接谈判，这样就可能和平解决争端，而不必诉诸武力，萨达姆也同意了。到此时，一直忧心忡忡的穆巴拉克也放心了。他告诉科威特人，让他们放心。7月25日萨达姆在接见格拉斯皮时也重复了他对穆巴拉克的保证。他要美国人转告科威特人：“让科威特人放心，把我的话告诉他们，在我与他们会见之前，我们不会采取什么措施。”不过这次他又加了一个先决条件：“当我们会见时，看到有希望了，那么，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解决办法，那么很自然地，伊拉克不会接受死亡。”尤其是7月对日的吉达会议，伊拉克派出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这次会谈表现出一派祥和气氛，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伊科争端将趋于缓和。联合国也排除了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可能性，连科威特自己也认为，伊科之争就像“夏天的彩云一样，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这次会谈其实是一种障眼法，它严重干扰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认为伊拉克不会进攻科威特，特别是在谈判正在进行的情况下。当布什从穆巴拉克口中得知萨达姆曾亲口告诉他“他不会派部队，他不打算进攻科威特”的消息时，伊拉克在伊科边境集结的10万大军就成了一种讹诈。其实，这一招恰恰使伊拉克处于极有利的地位：如果科威特在威胁面前屈服，那么伊拉克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合萨达姆心愿；如果科威特不屈服，那么，10万大军可以轻而易举地荡平科威特，伊拉克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既缺乏必要的威 慑手段，更缺乏制止侵略的决心，使得萨达姆实现 了自己的野心。 在处理历次危机时，美国政府除了炫耀武力外，还不时祭起一个屡试不爽的武器：威慑。如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在美国的后院古巴部署导弹，肯尼迪政府针锋相对，派出强大的海军舰队，在公海上拦截苏联船只，部署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事力量同时进入戒备状态，美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进入戒备状态。世界走近核大战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不得不让步，从古巴撤出导弹。一场核大战消弥于无形。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时，美国也曾祭起这个利器，阻止了苏联出兵中东的行动。由于威慑屡试不爽，威慑理论在美国流行一时。海湾危机后，人们不禁提出一个疑问：美国在这次危机前为什么没有对伊拉克进行威慑？美国军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士认为，由于威慑是一件很难捉摸的事，要在战争开始之前发出具有足够威慑力的信号是困难的，而且，即使发出这一信号，也难保像萨达姆这样的地区独裁者会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必须重新探讨威慑理论。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一种有效的威慑状态的形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威慑力量，这是构成威慑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可靠的物质基础作后盾，那么威慑是不可能有效的，所谓威慑就成了一种讹诈，成功与否，很难确定。其次是使用力量的决心。威慑力量是客观存在，但如果不同时具备使用武力的决心，那么，所谓威慑也可能流于形式，不可能产生使人畏惧的威力。所以，实力和使用武力的决心是威慑的双翼，缺一不可。他说：“（实力和使用实力的决心）如果有一种要素不存在，那么，威慑就不起作用。实力不管多大，如果没有诉诸武力的决心，它也无济于事。”三是威慑信息的传递。威慑者必须把国家的实力和使用实力的决心传递给被威慑者，警告它不要玩火。如果只有威慑一方的决心，而被威慑一方没有获得上述信息或获得的信息不准，那么同样不能构成有效的威慑。因此，信息通道是否畅通，是关系到威慑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步。 布什和他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实力不够，无法采取有效的威慑措施。这有一定的道理。在危机开始后，美国武装部队实际上并未做好战斗准备。在危机开始前，美国在中东只有一万名军事人员，而且几乎全部是海军。美国中部军区在附近没有地面部队。中部军区曾制定了一份90－1002绝密计划，这是一份应急行动计划，规定在3～4个月时间内向中东地区运送10万地面部队，该计划是参照参谋长联席会议80年代初拟定的对付苏联或者伊朗的标准战斗而制定的，它包括一个详细的运输和后勤供应安排。第一天，F－15战斗机将飞往中东，到第7天，美国第82空降师的戒备状态最高的地面部队将降落在中东地区，海军陆战队将在第门天从美国开到，同时从迪尤加西亚岛开来的海上预置船将弹药。补给和装备运来。从第27天起重型坦克部队开始运到。但是，所有这一切必须在计划实行日前30天发出通知，以便为这一切作准备。因此，在美国情报界发出明确警告时，美国政府确实没有时间在中东地区部署军队，以进行威慑。但是，我们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缺乏地面部队不应该成为布什政府无所事事的理由。美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它的影响力决不体现在它在某地区有多少部队，而更主要地体现在它使用武力的意志上。只要美国政府表现出使用武力的决心，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种决心所产生的威慑效果。美国在以往的历次危机，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73年10月的中东危机中事先都毫无准备，但由于美国决策者坚决地显示出其使用武力的决心，结果都达到了威慑目的，使危机得以顺利解决。美国在海湾危机开始时的兵力匾乏不应成为布什政府无所事事的理由。 还有人认为，萨达姆是一个颐指气使的独裁者，根本不受任何威慑，即使布什政府及时发出威慑信号，也难保萨达姆会接受威慑。布什政府有没有进行威慑，实际上差别不大。这种观点有多少说服力呢？ 海湾危机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今天我们确实无法肯定如果美国政府及时发出了威慑信号，萨达姆就一定会接受威慑，停止他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们确实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证明，萨达姆其实并不是一意孤行，他的每一步棋都经过深思熟虑，并巨随时准备收回的。只是由于美国政府发出的信号太过含糊，有时甚至目相矛盾，以至于萨达姆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可能对他的侵略行动所作出的反应，酿成这场海湾冲突。 时过八年，1998年2月，伊拉克与联合国在武器核查问题上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美国在海湾集结重兵，准备用武力迫使伊拉克就范，其决心是明白无误的。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赴巴格达晓以利害之后，萨达姆还是识时务地保证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决议，从而避免了美国的军事打击。 美国在中东缺乏地面部队，这是影响美国政府迟迟不敢对萨达姆发出威慑信号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更糟糕的是，美国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还缺少使用武力的决心，从而导致威慑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在这一点上，布什总统、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应负主要责任。军方领导人都认为，如果美国情报界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对美国来说，防止科威特遭到蹂躏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武力威胁伊拉克。由于越南战争的惨痛记忆，美国军方在使用武力问题上可以说是慎之又慎。这次危机一开始，美国军方就决定，除非总统明确规定美国的政治、军事目标，并且授权军方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否则决不使用武力。 7月27日，沙特大使班达尔追问鲍威尔，如果海湾危机升级，美国会不会来帮助我们？ 鲍威尔心里对这个阿拉伯人烦透了。他在美国的活动太过频繁，是一个善于走捷径的专家，美国国内出现的很多丑闻都有班达尔的影子，如伊朗门事件就是由他安排的。鲍威尔对这个人很有些戒心，因此，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让我们祈祷吧，希望萨达姆不会将危机扩大。” 这个回答显然不能让班达尔满意，于是追问道：“假如他使危机恶化，你们会怎么做呢？”鲍威尔还是摆了摆手，他实在不愿意与这个惯于惹是生非的阿拉伯人多讲。可是班达尔却不肯歇手。他追问道：“作为参联会主席，你会提出什么建议呢？” “我一点主意也没有，这得看总统的。”他停了一下，看班达尔似乎不肯罢手，就多说了一句：“假如有人问我，我们该不该去打，我一定说不。但是，如有人命令我去，我会去；可我去是为了打赢，可不想去那里吃败仗。” 鲍威尔此言，实际上是美国高层心态的流露。美国在对外战争上已经屡吃败仗，决策者多受到指责，他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一位政府官员承认，美国不愿意与伊拉克在沙漠中对峙，美国公众是否支持政府的行动也不清楚。入侵发生后，凯利的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们无能为力。”没有重型地面部队，没有坦克部署在中东，美国拿什么去与伊拉克对阵？军方不愿卷入中东的地面战争中去。他说：“希望你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不要有幻想。伊拉克不是巴拿马。如果你们要考虑如何对付伊拉克人的话，我可得提醒一句。”这实际上正是萨达姆决定入侵的理由。 7月27日，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金米特主持召开了一次副手委员会会议，讨论伊科边境的形势。贝克国务卿起草的一封致萨达姆的信也在讨论之列。信的语气和缓，贝克向萨达姆保证美国将尽力同萨达姆搞好关系并将确立一条共同处理事务的原则，但伊拉克必须作出对等反应。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维茨代表国防部反对这封信，他认为要达到威慑效果，信的口气应该硬一点，这一封软绵绵的信，送去了还不如不送，起不到什么效果。但他的意见被否决。大家都认为，萨达姆已经向穆巴拉克保证，在会议期间，他是不会进攻科威特的。大家总觉得，萨达姆这句话还是可信的。萨达姆总不会去欺骗他的阿拉伯兄弟。因此，贝克还是发出了这封信。沃尔福维茨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他提议调动停泊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美国军事基地的海上预置船。迪戈加西亚是美军离波斯湾最近的补给基地。这些船装载的食物、弹药和补给药品足够一支1．6万人的部队使用一个月，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反对这样做。在一般情况下，调动海上预置船是动用地面部队的信号，而他并未从最高领导人那里得到命令要动用美国的地面部队。他反问沃尔福维茨，为什么这样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究竟是执行什么任务？沃尔福维茨一个也答不出来，因为调兵遣将是作为最高总司令总统的事情，他和鲍威尔只不过是总统的参谋，并无权这样做。但是他还不死心，竭力劝说鲍威尔这样做，但无济于事，结果美国未动用海上预置船。到8月1日，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都发出了最新警报，说入侵即将发生。这次鲍威尔相信了。他和国防部长切尼都认为应该向总统敲警钟，让总统通过秘密外交途径向萨达姆发出警告。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什却无动于衷。这样，美国失去了危机前最后一次威慑机会。入侵终于发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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