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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与判断 一场突然袭击，惊醒7沉睡中的美国入，引发 了他们的思索：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到底有什么 经验教训？美国在未来的岁月中会不会重蹈覆 辙？从此，突然袭击、判断失误成了学术界的一个 热门话题。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特遣舰队长途奔袭2000海里，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停泊地珍珠港。轰隆隆的爆炸声惊醒了沉睡在太平梦中的美国人。12月7日成了一个耻辱的日子，“不要忘记珍珠港”成了美国人民共赴国难、走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四年之后，美国凭借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其他国家联手战胜了德国，打败了日本，报了珍珠港一箭之仇。 然而；珍珠港事件并没有变成历史的陈迹。相反，人们对它的注意力却越来越强。日本的突然袭击是如何得手的？美国的判断失误又是如何发生的？人们不断在问着同一个问题，追寻着它的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并没有很快出现。人们仍在在思索着，思索着…… 实际上，突然袭击并非始于珍珠港事件。突然袭击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已经有二千余年历史，自从孙武提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思想后，各国军事家普遍将突然袭击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加以应用。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就突出奇兵，一举消灭了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海军舰队，但这场突然袭击除了日本人本身之外，并未在军界和学术界引起重视。30年代后，随着闪电战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注意到突然袭击在战争中尤其在战争初期的重要作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主要手法就是突然袭击，进攻波兰、闪击西欧、进攻苏联……莫不如是。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学术界并未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直到1962年，第一部研究突然袭击的著作《珍珠港：警告与决策》才在美国问世。它的作者是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兰德公司的高级智囊。这部著作的问世立即在军界和学术界引起轰动，因为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这部著作中回答了萦绕在人们心中几十年的一个问题：美国情报界在珍珠港事件前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情报资料，表明日本即将发动对美战争，为什么美国情报界没有及时发出警告，从而避开这场突然袭击？罗伯塔·沃尔斯塔特指出，尽管美国情报界在事件发生前掌握了大量的战争征兆，但是，这些反映日本政府真实意图、预示事实真相的信号淹没在大量的与事实真相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的噪音中。这些噪音不仅起不到预警的作用，反而干扰了情报分析人员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从而使他们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突然袭击因而发生。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而罗伯塔·沃尔斯塔特通过一个具体个案研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认同。随后，巴顿·惠利、迈克尔·汉德尔、戴维·卡恩及理查德·贝兹、克劳斯·诺尔……分别就“巴巴罗萨”行动、赎罪日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个案进行研究，并写出了《代号“巴巴罗萨”》、《赎罪日战争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国家情报估计失误：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突然袭击》、《战略欺骗》等一批著作。1977年，《国际研究季刊》还集中推出一组文章，讨论突然袭击问题。随着突然袭击手段在局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如何提高情报机构的分析水平，及时发出战争警告从而避免突然袭击，成为各国军界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突然袭击不仅在军事上存在，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可以存在。突然袭击这个话题，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战略判断问题。这种判断失误，实际是普遍存在着的。如建国后我国虽然经历过几次局部战争，没有一次遭到突然袭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经历过判断失误带来的后果。60年代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际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与其迟打，不如早打。我国的军事战略、国防工业、经济建设都建立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之上，结果延误了经济建设，人为地使国内环境过于紧张，其后果至今难消。 西方关于判断失误的研究是在浓厚的冷战背景之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的盟友反目成仇，北约和华约剑拔夸张，热点地区不断出现，危机和局部战争频仍。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担心苏联的突然袭击，随后出现的情报失误研究本质上是为政府献计献策，因而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作者的笔下，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好战成性的突然袭击的发动者，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成了突然袭击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研究很明显带有一种政治偏见，其研究成果也很难为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全盘接受。尽管如此，他们进行的理论研究及部分研究结论还是可以参考，其研究方法还是可以借鉴。 “信号”与“噪音”。罗伯塔·沃尔斯塔特提出 的这两个概念精辟地概括了战略判断中存在的两大问 题。“信号”是路标，它指引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而“噪音”则正好相反，它干扰人们的思维，引导人 们走入歧途。 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研究珍珠港事件时曾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资料，足以预料到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但是，由于这些情报淹没在大量不相干的“噪音”里，能使人觉察日本意图的情报反而不引人注目。此外，每件情报资料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情报分析人员往往倾向于符合自己先人之见的解释，因而很难作出正确的情报判断。她进而指出，所谓“信号”，是指那些有助于情报分析人员判断敌人意图的征兆、线索的情报资料，而“噪音”则是与反映敌人意图不相干。甚至使情报人员作出错误判断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通常会抵消“信号”的效果。为了正确理解突然袭击的本质，在研究那些预示着突然袭击但只有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出的“信号”的同时，有必要对“噪音”进行研究。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情报手段确实搜集到了不少反映日本意图的情报资料，但在分析这些情报资料时，情报人员却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情报资料，既涉及珍珠港方面，也涉及菲律宾、关岛、巴拿马等各个地区。在“魔术”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中，有关菲律宾的情报资料最多，相比较而言，有关珍珠港的情报资料最少。事后看来，这些反映菲律宾等地的情报资料就成了“噪音”，它们非但不能反映日本政府的意图，反而干扰了美国情报人员的判断，误以为日本真正感兴趣的是菲律宾、关岛等地，而不是珍珠港，判断失误就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前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得到了一些情报资料，说苏联正在古巴部署导弹，但严格说来，这些情报资料的含义是含糊不清的。如大量的古巴难民都声称他们看到了一种长形的管状物体，但这些管状物体真是导弹吗？是地空导弹还是地地导弹？如果是前者，美国政府认为它是一种防御性武器，苏联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是不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如果是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区别，末受过专门训练的难民是无法弄清的。再如美国参议员基廷，他警告说苏联在古巴已有大量军事人员，这是准确的，但他又说，他从完全可靠的情报来源得知苏联已将中程导弹运进了古巴，并说地空导弹可以很快地改装成中程地地导弹，这就是说外行话了，在情报人员听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的总体印象就是，基廷的话不可信，对他发出的警告不以为然也就很正常了。 巴顿·惠利也是较早进行判断失误研究的人员之一，不过，他选择的角度同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战略欺骗在现代战争中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他搜集了几十次战争的资料，专门研究战略欺骗对情报判断的影响。他发现，战略欺骗和战争的突然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不进行欺骗也可能达成突然性，但是，如果进行欺骗，则可以保证达成突然性。惠利据此重点剖析了“巴巴罗萨”行动，并于1973年出版了《代号“巴巴罗萨”入他认为，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噪音”理论对“巴巴罗萨＂行动并不完全适用。斯大林之所以木相信苏联会遭到突然袭击，不是由于苏联情报机构得到的“信号”含糊，恰恰相反，德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竭力降低那些有可能干扰斯大林判断的“噪音”的含糊程度，并且发出十分清晰的“信号”：德国不会入侵苏联。这些由德国情报机构精心散布的假“信号”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些含糊的噪音。惠利因而认为，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噪音”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有关突然袭击的所有案例，至少对“巴巴罗萨”行动来说是如此。 惠利的研究结论拓宽了判断失误研究者的视野。应该说，被罗伯塔·沃尔斯塔特选为研究对象的珍珠港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由于日本的战略欺骗水平较低，她在研究时几乎完全忽略了日本战略欺骗对美国情报界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对于珍珠港事件，惠利选择的“巴巴罗萨”行动更具有典型性，因此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结论进行修正。惠利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后，战略欺骗被当作引起判断失误的主要因素，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要超过一般的“噪音”。经过修正的“噪音”理论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1977年，《国际研究季刊》第对卷集中推出一批有关判断失误的文章，其中由迈克尔·汉德尔撰写的《赎罪日战争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引人注目。汉德尔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大大发挥了“噪音”理论。他提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情报分析人员面临三重“噪音”障碍，其一是由敌人引起的“噪音”障碍。在很多情况下，敌人的目标和意图并不明确，同时存在很多目标。如珍珠港事件，一直到1941年9月，日本还未确定是南进还是北进。在赎罪日战争前，叙利亚和埃及在确定进攻时间方面也有分歧。这些都为情报人员分析敌人的意图造成困难。影响情报分析的第二重“噪音”障碍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过于紧张会分散情报人员的注意力，如珍珠港事件前，欧洲战场的形势分散了美国情报人员对日本的注意力。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情报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伊朗。在美国情报界开列的“危险地区”名单中，朝鲜列在第十名之后。美国根本没有想到在朝鲜这个小岛会发生一场战争。 但是，国际形势过于缓和又会掩盖敌对双方的紧张状态，钝化情报人员的嗅觉。如赎罪日战争前，美苏之间出现缓和，国际社会也在阿以之间进行调停。这种缓和局面使以色列情报界和决策层错误地认为，为了维持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局面，苏联会阻止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 因此，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都会分散情报人员对“信号”的注意力。 情报人员面临的第三重“噪音”障碍是自我产生的“噪音”，这主要是由情报人员的先入为主引起的。 汉德尔认为， 情报人员应该意识到，要区分“噪音”和“信号”十分困难。在情报分析人员眼中，所有的材料都是“噪音”而不是“信号”，因此，对各种情报资料，不管其有无根据，都必须一视同仁。路德瓦克和霍罗维茨也认为，如果不是从事后看，“信号”与“噪音”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所谓能避免判断失误的说法，都是一些事后诸葛亮。 大体而言，处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人又有一种固有的倾向：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别人的行为取向。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法常常使情报分析人员一错再错。克劳斯·诺尔认为，突然袭击可以分成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和行为上的突然袭击两类，前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方的预期目标相冲突，而是因为进攻方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行为，而后者的发生是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方的预期不相吻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诺尔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从正常的思维角度来看进攻方的行为不符合理性，而这种高度非理性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决策者和情报人员认为，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而言无异于自寻死路，美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必将遏制日本决策者的开战决心，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即使发生战争，炸弹也不会扔到美国人的头上。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日本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差异。美国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战争只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之一。但在日本看来，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日本的统治体制有崩溃之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体制，日本决策者不惜一战，哪怕战败也在所不惜。因此，制约日本发动战争的经济封锁成了日本决策者决定蜒而走险的催化剂。赎罪日战争的情况同样如此。以色列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相信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如果以色列不能在战争中取胜，那它就会灭亡。它相信，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同样如此。它认为，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萨达特贸然开战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想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已经失败了三次，多败一次又何妨！ 再说， 萨达特的战争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失地或消灭以色列，只要能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让以色列和美苏等国认识到埃及的存在，同意由埃以双方坐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进而恢复埃及国民的自信心，这就足够了。他并不需要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只要能渡过苏伊士运河，在运河东岸站稳脚跟，他就达到目的。在这里，军事失败被转化为政治胜利，而这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以色列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 在进行情报分析时，这种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估计对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失误几乎很难避免。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通常都假设别人会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实际上，由于各民族的价值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它们作出的选择可能会完全不同。研究者们认为这种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文化“噪音”是引起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尽量避免推己及人，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当是避免判断失误的一个有效方法。 先入之见，先入为主，困扰着情报分析人员。 如何避免先入为主，各位分析家各有高论，但实际 上收效甚微。 艾维·什赖姆认为，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突然性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人性的心理现象。任何现象都不会自己说话，它们必须由人来解释。在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的信仰、印象、偏见以及乐观、悲观、是否自信等因素都会对他产生影响。情报分析人员在进行分析前，一般会根据国际、国内环境以及自身对事物的了解提出一个假设，然后以此来取舍情报资料。这就是所谓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是必要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没有先入之见，情报分析人员处于一大堆情报资料中将无所适从，情报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先人之见很容易变成一种思维定势，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把各种情报资料塞进这个框框，并以之为判断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这样，他们就成了自己教条的奴隶。这就是所谓无人为主。在引起判断失误的各种原因中，由于情报人员的先入为主而导致的失误频率很高。这样，情报人员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没有假设，情报分析难以进行；进行了假设，又很容易受假设左右。而且，越是为以往的经验证明是成功的假设，越是会成为情报分析人员的桎梏，也越是危险。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一直认为，日本如欲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定不会首先进攻美国，相比较而言，英国、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更容易遭到进攻。美国情报人员认为，日本的战争准备首先是针对英国和荷兰的，美国不会遭到进攻。据此假设他们排斥了与之相矛盾的情报资料。当美日关系持续紧张，日美战争不可避免时，美国情报人员又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日本要发动对美战争，那么最可能遭到进攻的将是菲律宾。泰国或关岛，而不是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美国通过“魔术”得知日本将在下午1点断绝美日关系，马歇尔决定将此情报通知美国的海外基地。陆军作战部长杰罗竟然冲着通讯官员大叫，说如果发电顺序有先后的话，那么第一份电报应该首先发给菲律宾，而不是珍珠港。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假设，使得美国情报人员虽然面对大量的“魔术”情报，却无法从中觉察出口军的进攻方向。 在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苏联从来没有在其他国家部署过中程导弹，即使在华约国家也没有部署过，它怎么可能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呢？更何况，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一个靠不住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怎么可能把这种能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卡斯特罗呢？因此，尽管基廷一再声称他从可靠的情报来源得知，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远中程导弹，但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还是受命辟谣：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政府会同苏联政府联合起来安装大规模的进攻性设施，并称“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但10月15日，照相侦察即显示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已经建有弹道导弹发射场，危机发生了。 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的先入为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成了先入为主的一个典型。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根据1967年第三天中东战争后阿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对以色列军政当局作出了几条保证：1．埃及在取得空中优势之前，不会发动进攻；2如果没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单独发起一场战争。泽拉提出的这几个保证，被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奉为概念，并被视为判断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如果符合这两个标准，那么该情报就是真实的，否则就是假的。在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情报部门曾通过各种途径搞到埃及即将发起攻击的情报资料，但都因为同泽拉的两个概念相矛盾而被判为假情报。 应该说，泽拉的两个假设在“六天”战争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正确的。1972年6月6日，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曼德·伊斯梅尔·阿里在一份情报估计中称，由于以色列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明显，埃及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然袭击。萨达特和国防部长萨迪克也同意以上意见。但是，埃及军方通过研究表明，苏制萨姆导弹可以有效地抵消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埃及同样可以拥有制空权。从1970年8月开始，埃及大量引进苏制萨姆导弹，阿以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泽拉的假设前提消失了，但是，泽拉的假设仍然统治着以色列军事情报部。 赎罪日战争后，人们对泽拉的假设提出了很多批评，并进而批评他所使用的假设方法。但是，研究者们认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完全摒弃假设是不现实的。罗伯塔·沃尔斯塔特认为，如果没有假设作指导，任何人都无法把“噪音”从“信号”中挑选出来。关键是防止假设变成先入为主，主宰情报人员的分析。对此，研究者们提出了几种办法：首先，情报人员必须意识到，任何假设都是主观的，在进行情报分析时，必须尽可能地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其次，在判断敌人的行为模式时，情报人员的假设必须尽可能地简单明了。假设越是简洁，情报人员发现与之不相符合现象的可能性越大，从而有可能对自己的假设进行修正，而不是让与假设不相符合的现象轻易地漏掉。第三，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政治、军事环境不断修正假设，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第四，尽力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作出各种假设，以免成为一种信条的奴隶。约瑟夫·里维拉进而认为，通过常规程序来修正假设很难实现。一般情况下，情报机构在作出假设后，所有情报人员都必须信守这种假设，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将被调离原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情报机构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来证伪该假设。他们有权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并要求得到反馈，确定决策者是否理解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客观环境支持自己的假设，他们有权提出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者认为，为了避免假设演变成先入为主，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如综合法、分析法应加以改进，证伪法在情报分析时大有可为。 应该说，综合法、归纳法和分析法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情报分析方法，离开这些方法，情报分析将无从下手。但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尤其是在战略欺骗广泛使用的情况下，这些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的缺陷性也日趋明显。因为，情报机构掌握的大量情报资料在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前，实际上是鱼龙混杂，“信号”与“噪音”兼有，有时“噪音”的比重甚至还超过“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情报分析人员仅仅使用归纳法或综合法，他的分析结果将与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在赎罪日战争前，针对埃及的军事演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以泽拉为首的情报人员认为，埃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调动是演习，而另外一些情报人员则认为，埃及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一种幌子，其目的在于完成战争准备。这两种观点如果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都可以找到证据，都可以成立。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传统的综合法、归纳法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当时情报人员使用的是证伪方法，则局面可能完全两样。两种观点都能被证伪，但是，根据矛盾律，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对立的判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证伪法并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根据常识，只有以演习的形式掩护战争准备，而没有打着战争的幌子而进行的演习，除非对方的决策者真的发了疯。这样，谁真谁假，一眼可知。 如何正确运用证伪法？伊萨克·本·以色列认为，首先要尽可能地提出各种假设，假设的范围越周详越好。其次，对各种假设进行证伪而不是证实，因为，有些情报资料可以同时证实两种绝然相反的假设。只要有一件情报资料证明该假设不能成立，该假设就被证伪，情报人员应毫不犹豫地否定它，不管同时有多少情报资料支持它。情报人员应该不断地提出假设，不断地进行证伪，直至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赎罪日战争前埃及的战备活动到底是一场演习，还是为了发动一场战争？对这个问题用证实的方法或归纳法。综合法都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军事调动可以是为了演习，也可以是为了发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泽拉一味坚持自己的教条，对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足取的。如果他采用证伪法，马上就可以得知，这一次阿拉伯国家的行动远非寻常，军事调动是为了演习的假设很难成立，战争一触即发。 不发警告会导致措手不及，警告过多会削弱 警告的可信度。“狼来了”效应让情报人员好生为 难。 作为统帅部的战略哨兵，情报机构应该在战争爆发之前向决策者发出警报，以便决策者能及时采取预警措施，挫败敌人的突然袭击。一般而言，在每次突然袭击发生前，情报机构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发出警报，但是，这些警报大多不能兑现，突然袭击还是不能避免。这就是所谓“狼来了”效应。情报机构发出的这些警报，不仅不能起到预警作用，反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麻痹心理，当真正揭示危机来临的警告发出时，人们反而不以为然。 美国军界早就意识到日本有可能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其方式可能是空袭或潜艇攻击。对美国海军来说，奇袭珍珠港已经成了一种常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在上任之初也提出过这种可能性。1941年1月，美国海军部电告太平洋舰队，据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提供的情报，日本将以偷袭珍珠港开始美日战争，要太平洋舰队提高警惕。10月18日，鉴于日本内；阁改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上台，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命令美国海军进入戒备状态，说日本有进攻英国和美国的可能性。11月27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向珍珠港发出战争警告令，说日本即将采取侵略行动，要太平洋舰队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由于前几次警告均是虚惊一场，这个真正的战争警告在珍珠港也就没有引起任何反应。金梅尔对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口发现不明潜艇的报告也懒得理睬。在古巴导弹危机前也存在类似情况。早在危机发生一年半前，古巴难民就报告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但事实上是无稽之谈。1962年9月，古巴难民报告苏联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导弹，但这些报告查证下来，要么是地空导弹，要么就是什么也没有。当古巴难民再次报告苏联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导弹时，情报人员就不相信他们的报告了。情报人员认为这些难民都是些反卡斯特罗分子，他们一心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打回古巴，恢复自己的家园，他们提供的情报缺乏客观性。 赎罪日战争前，“狼来了”效应对情报人员的影响尤其明显。萨达特继任总统后，曾将1971年定为“决定的一年”，但实际上他当时还没有力量发动一场战争，所谓“决定的一年”成了人们的笑柄。但是，萨达特此举却对以色列情报分析人员产生了很大影响。卡罗尔·贝尔指出：“（赎罪日战争）前两年埃及没有实现的威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及无力在军事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有意无意地成了埃及人隐蔽自己意图的阴谋。”1973年5月和8月埃及的两次军事动员更是起到了削弱以色列人警觉的作用。以色列情报机构两次发出警报，认为战争即将爆发，但两次警报都是不成功的。决策层因而认为，对情报界的警报不必过于认真。当埃及宣布于9月30日再次进行动员时，以色列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寻常动员，不以为意。国防部长达扬说“萨达特曾两次使我们宣布总动员，每次都使我们毫无价值地浪费了1000万美元。所以第三次再来的时候，我以为又像前两次一样是一场儿戏，但我失策了”。梅厄夫人说：“这个国家中无人意识到，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有多少次从同一个情报来源得到情报说这天或那天战争就会爆发，但战争都没有爆发。我不会说这已经足够好了，但我确实认为它问4我们的决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虚假警告对情报分析人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巴顿·惠利认为，虚假警告的数量越多，同突然袭击相关的机会就越大，而且，虚假警告还起着破坏情报来源可靠性的作用，并使以后的警告效果减弱。“狼来了”效应大大干扰了对敌人未来行动的情报估计。 警报过多会削弱情报人员的可信度，使得后来的警报难以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如果情报人员过于限制自己的警报数量，也许会错过最佳告警时间，从而使决策层在面对突然袭击时显得束手无策。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决定不向太平洋舰队发进一步的警报，理由是，此类警报已经太多了，结果斯塔克后来也遭到指责。如何把握好预警的时间，将是令所有情报人员头疼的问题。 A式欺骗和M式欺骗。可以相巨转化的战 略欺骗让情报人员伤透了脑筋。 前面已经说过，巴顿·惠利在研宪“巴巴罗萨”行动后提出，战略欺骗是苏联出现判断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突然袭击都伴随着战略欺骗。 欺骗有两种形式，其一是A式欺骗，这种欺骗的主旨是增加模糊度，让对方感到疑惑，拿不定主意该相信什么，从而达到保密的目的。A式欺骗必须使整个骗局看起来很合乎清理。如诺曼底登陆前，为了不让德军察觉盟军的真实登陆地点，盟军有意增加情况的模糊度，让德军觉得盟军有可能在加来、挪威、法国南部及意大利登陆，从而摸不清盟军的真实意图。欺骗的另一种形式是M式欺骗，它与旨在增加模糊度的A式欺骗相反，而是尽力减少模糊度，让一种假情况具有非常的吸引力。如“巴巴罗萨”行动，德军竭力让斯大林相信，它在发动侵苏战争前一定会发出最后通牒，所以在东线集中兵力，只是为了入侵英国。惠利认为，这个关于最后通煤的计谋，消除了德军动向的暧昧性，使斯大林相当自信地作出了决定性的错误判断。研究者还发现，A式欺骗和M式欺骗是可以转化的。 欺骗之所以能对对方情报人员产生影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迎合了情报人员的先。之见。研究表明，使欺骗对象进入他倾向于采取的方向，比使他进入与原有想法背道而驰的方向要容易得多。欺骗对象的倾向性越强，他越可能忽略或曲解与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不相一致的情报。欺骗者的任务就是提供强化对方倾向性的线索，尽可能减少或消除与这种倾向性不一致的蛛丝马迹。一段而言，被骗者容易产生自我欺骗。绝大多数欺骗之所以会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被骗者的自我欺骗。如“巴巴罗萨”行动之所以能取得突然性，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认为，德军在结束西线战事之前不会进攻苏联，在此之前，德国在东线的兵力集结是为了讹诈苏联，以便从苏联得到更大的好处。一切有关德苏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都是帝国主义散布的、有意挑拨德苏矛盾的谣言。正是这种自我欺骗，使斯大林在情报机构发出大量警报后仍执迷不悟。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由于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倾向于以色列一方，阿拉伯国家将无法对以色列开战。阿拉伯国家也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先人之见，在战争准备阶段大力贬低阿军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以色列人的信心。 如何克服敌方的战略欺骗？研究者认为，虽然加强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有助于发现敌人的欺骗，但这并不能确保克服敌人的战略欺骗。对欺骗保持警惕，也许能使情报人员更加谨慎地对待情报资料，但也会使情报人员疑神疑鬼，对所有的“信号”都抱怀疑态度。如果欺骗本不存在，提高警惕性可能会使情报人员产生存在欺骗的错觉。如果确实存在欺骗，而其目的只是利用和增强对方的先人之见，提高警惕性可能使情报人员拒绝考虑那些相反的“信号”。情报人员一旦认定“信号”不可信，其先入之见必然起更大的作用。那些被看作欺骗性的、因而不予考虑的“信号”，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与先入之见不相符合的“信号”。亚伯拉罕·本维茨认为，在估计迫在眉睫的进攻时，若对战术迹象予以重视，将战术迹象与战略假设分开，可能会减轻敌人突然性袭击的程度。他认为，战略假设有大量情报资料为根据，通常能维持相当长时间，而战术迹象是有关敌人进攻准备或意图的具体报告，它表明事态正向什么方向发展。这种将战略假设与战术迹象分开的方法，非常类似于将原有想法与新“信号”分开。本维茨提出，只要战略假设与进攻迫在眉睫的战术迹象发生分歧，情报人员就应感觉到某种直接威胁，并进行适当的准备。过去的经验表明，如果战略假设与战术迹象发生分歧，占上风的总是前者。本维茨建议，在决策过程中，应给予战术迹象更多的重视。但是，小理查兹叫·霍耶尔提出，本维茨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引起人们警惕的战术迹象可能是对方的演习或恐吓，如果将此类行动当作敌人的进攻“信号”，就可能增加发假警报的机会，而这，也是要付出了极高代价的。虽然一般而言，我们应当根据收到的不一致的战术情报或其他情报来改变我们的想法，但在具体情况下，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自己是应该重新审查原来的估计，还是应该保留长期以来形成的想法。霍耶尔提出，欺骗取得成功，一般都有一个共同因素，即对方的分析人员为思维定势所限制，不能对一致的“信号”作出有效反应。从不同的角度看同样的情报资料很不容易，但这正是发现欺骗所必须的。因此，打破思维定势对反欺骗分析极为重要。霍耶尔最后提出，传统的直觉分析方法不能充分有效地觉察欺骗，必须探索其他方法。而本·以色列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证伪法。 一项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一个可能永远不会 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串串的思 考…… 有关判断失误的著作已经是汗牛充栋，研究人员提出的各种方法也在实践中不断使用，但遗憾的是，判断失误并没有避免，同样的错误人们一犯再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是情报人员过于蠢宋，以至于对专家的意见不得要领？木是。入选各国情报机构的，都是顶尖人才。愚笨绝对与他们挂不L边。 那么，是施骗者的手段过于高明，以至于情报人员无法觉察？也不是。实际上，施骗者的手段是有限的，情报人员闭着眼睛也可以把它们—一列举出来。可是，判断失误仍然不能避免。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回答是：情报分析本质上是一个过于复杂、随意性过强的问题，它不存在标准答案。敌人的意图完全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它全在于敌方决策者的一念之差。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按一般的规律考虑问题，也可以独辟蹊径，从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最终采取的措施可能有两种结果：与对方的判断相吻合，与对方的判断截然相反。情报人员可以预计到这一点，但关键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从正面思考问题，还是从反面思考问题。情报人员作出的每一种判断都有50％的可能性。从概率上讲，正确的概率似乎与错误的概率相等，但实际上，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上，这种判断的价值近乎为零。决策者在作出选择时，只能祈求上苍保佑：但愿这次押的宝是对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判断失误全无规律可循。如果这样说，那么情报判断就全无科学性可言了，情报机构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事实上，经过研究，人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兹举其大者。 判断失误可以发生在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但主要还是情报分析失误。这是众多研究人员几乎一致的看法。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纯粹由于缺乏情报资料而造成的判断失误几乎没有。美国在海湾危机前的失误主要不是判断失误，更不是情报搜集失误。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不在于情报机构没有掌握相关的情报资料，而是因为干扰情报人员分析、判断的“噪音”太多，以至于情报人员无法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情报资料的数量与判断失误的发生率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搜集种种情报资料从而克服判断失误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在由于判断失误而引起的军事灾难中，情报传递渠道不畅加剧了灾难的程度。在很多情况下，情报机构都发出了战争警告，但由于预警时间过短，决策者无法采取适当的行动，军事灾难无法避免。如赎罪日战争、珍珠港事件、“巴巴罗萨”行动……都是如此。这其中，情报传递渠道不畅是一个重要因素。如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情报部门在12月7日上午9点30分截获日本对美备忘录的第14部分，知道日本即将对美采取行动，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12时12分才通知夏威夷采取戒备措施，而且他没有使用传递速度最快的电话，而是通过电报（而且是商业电报！）发出的。假如马歇尔星期日没有休假，珍珠港起码有四个小时的预警时间，即使马歇尔迟至12时12分才发出警戒令，珍珠港仍有40分钟的预警时间。突然袭击虽然不可避免，但起码损失是可以大大减少。但实际上，由于情报传递过程中的问题，美国并没有抓住情报界带来的宝贵的预警时间。在1941年6月22日晚上，苏军前线部队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即将发动进攻，但是他们没有通过紧急渠道将这一情况报告莫斯科；同样，铁木辛哥元帅在发出警戒令的时候，也没有使用传递速度最快的电话，而是使用了电报。电报的拍发延误了苏军的预警，以至于有些军事单位直到战争爆发还没有收到这份至关重要的预警命令。 成功的战略欺骗离不开出色的情报保障，同样，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也离不开出色的情报保障。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占有十分有利的位置。首先，由于无线电破译技术上的突破，盟军掌握了“超级”机密，据此，盟军可以准确地了解德军的兵力部署、战争动向及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卫士”计划所作出的反应，“超级”机密甚至透露了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在兵力部署等问题上的争论，因而可以对症下药，适时修改欺骗措施。而德国情报部门在这方面则相形见拙。虽然西线外军处也有无线电情报部队，并且是德国主要的情报来源，但是，德军在密码破译方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只能依赖无线电测向判断盟军的动向，其准确性大成问题，最后甚至成了盟军进行欺骗作战的帮手。 欺骗必须看起来是可信的。只有符合敌人意图的欺骗，才有可能被敌人相信。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希特勒知道斯大林的观点：德国在结束对英战事前不会进攻苏联，因而也就利用这一点大行欺骗。赎罪日战争前，埃及知道以色列十分重视埃以力量对比分析，因此也就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在新闻媒介的报道中，埃及军队不仅装备差，训练水平也低，根本不可能向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挑战。在诺曼底登陆战前，盟军事先已经知道希特勒对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防御十分担心，从这两个地方进攻欧洲大陆也确实有可取之处，这些欺骗计划符合希特勒的先入之见，因而打中了希特勒的要害，不由得他不相信。此外，假情报不仅要披上真实的外衣，而且要从不止一个情报来源得到证实，其可信度才高。就“坚韧”计划而言，它所虚构的两个集团军，都可以从多个情报来源得到证实。首先是德军无线电情报部队侦察到这两个集团军上空有大量的无线电“信号”；其次，双重间谍提供了这两个集团的番号。编制及作战任务；再次，受蒙骗的德国空军拍下了两个集团军的照片；最后，成为盟军俘虏的汉斯·克拉默将军也为巴顿集团军的存在提供了佐证。他不仅看到了装备精良的盟军，而且同巴顿将军一起吃过饭。回国后，他的惊魂未定的神态就不由你不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这样，得到过多情报来源证实的假情报就成了真情报，虚构的美国第1集团军和英国第4集团军也从纸面成为现实，加来海峡将是盟军的主攻地点也得到了确证。盟军终于达到了欺骗目的。 出色的战略欺骗离不开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完全保密仅仅是理论上应该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很难做到。在某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泄密还有助于强化欺骗效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突然袭击实例都存在各种程度的泄密。如赎罪日战争前，埃及民航意识到战争即将爆发，自行决定所有民航班机停飞；苏联紧急撤离其驻阿侨民也引起了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警觉，但事实上埃及仍然达到了欺骗效果。诺曼底登陆前，盟军规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盟军并没有做到完全保密，泄密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当时，这种泄密曾引起盟军的阵阵恐慌，不过，事后看来，这些泄密事件并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原因也很简单。德国人已经知道盟军在进行欺骗，但是，由于已有的情报已经得到大部分情报来源的证实，其可信性无可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泄露出来的、与假情报背道而驰的新情况只能被看作是敌方故意施放的“噪音”。情报机构不仅不能否定原有的情报，而且必须千方百计地摒弃这些新出现的“噪音”，在分析时不要受它的影响。事实上，在登陆目前，德国情报机构曾收到二百五十多份间谍的报告，他们众口一辞，说盟军将于7月在加来登陆，只有一名德国间谍的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但由于他以前多次向德军送过假情报，德国人并不相信他的情报，认为这只不过是盟军制造的又一个骗局而已。由于假情报总是与真情报背道而驰，德军断定登陆目一定不会是6月5日～7日，而是其他共一段时间，地点也不是诺曼底。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举行了一次形势讨论会，会上，希特勒坚持认为，诺曼底登陆是一次佯攻，盟军只是想欺骗他，把德军的兵力从真正的登陆地点引开。他说：“我们收到的许多报告中，有一份报告竟然准确地预测登陆的地点、日期和时间。正是这一点使我更加认为，现在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进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真实的情报反而成了假的，从而大大强化了欺骗效果。 经验无助于克服判断失误。虽然历史会有惊人相似之处，对以往欺骗实践和各种判断失误的了解可能有助手情报人员进一步提高对欺骗的警惕性，更加审慎、系统地判断各种情报，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避免判断失误，但实践表明，经验对克服敌人的欺骗阴谋并无多大帮助。因为历史并不会重演，对欺骗保持警惕只会使情报人员更加疑神疑鬼，从而导致判断失误的发生。希特勒一直相信盟军在发动主攻前，一定会有牵制性的进攻行动，盟军在安齐奥的登陆证明了这一点。在登陆目前，希特勒还是坚持这种看法，他一直力图识破盟军的欺骗阴谋，确定盟军的主攻方向。他认为，在透过盟军施放的迷雾、识破盟军的欺骗阴谋之前，保持部队的原地不动至关重要。这也是后来希特勒迟迟不向诺曼底增兵的原因。此外，他还认为，盟军在选定登陆场时，一定会考虑港口因素，他下令将西线的港口全部划成要塞，命令德军在那里死守。他没料到，由于迪埃普袭击的失利，盟军已经决定不再选择大港口作为登陆地点。再如海湾危机。美国学术界通过珍珠港事件的研究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判断对手的行为取向，这个结论为情报界所认同，但是，在海湾危机前类似于珍珠港事件的情况仍然发生了。这不是因为美国情报界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而实在是因为情报分析的难度太大，因为你不知道对手的行为取向是否合乎常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学者认为判断失误和突然袭击不可避免有一定的道理。 绝大部分案例研究揭示，情报体制的不完善是判断失误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情报界四分五裂，实际上缺乏一个综合的情报分析机构。苏德战争前苏联情报界是苏军情报部一统天下。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主宰以色列情报界，泽拉排斥其他情报机构，成为以色列政府唯一的情报顾问，等等。因此，研究者提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情报体制，以克服判断失误。但我们认为，仅仅在情报体制上下功夫并不能保证克服判断失误，情报体制的完善与否仅仅是相对的，完美元缺的情报体制也是一个我们应当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在情报体制上，应该避免某个情报机构一统天下的局面，要建立几个相互竞争的情报机构，鼓励它们用不同的方法对敌人的意图进行研究，在每个情报机构内部也应实行多元化，在情报搜集方面鼓励带有协调性的竞争。 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绝对避免判断失误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遭到突然袭击的军队应该做好在遭到袭击条件下的作战准备，它的军事计划。兵力部署和动员体制应该建立在没有预警时间的假设上，同时应该制订一系列的应急计划。此外，必要的心理准备、经常性的军事演习也有助于减少突然袭击带来的损失。至于情报机构，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敌人的意图分析上，时刻牢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目标的实现比军事胜利更重要，军事实力对比与战争是否爆发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直接联系，珍珠港事件如此，赎罪日战争亦是如此。在遇到可能遭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应该及时预警，适时动员，做好战斗准备。这种方法虽然代价会高一些，但是，它也更安全一些。 ------------------ 123456网文网 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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