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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尽管王稼祥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圈里的成员，但他提出的意见还是被会议主持者所拒绝。会后实际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他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会后，王稼祥的心情很沉重。倒是毛泽东胸怀坦荡地对他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决定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了以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听了这些话，王稼祥对毛泽东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革命情操更加敬重。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1933年二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草台岗战斗的重大胜利。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4月28日，周恩来、王稼祥、萧向荣等在村子的一个古庙开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9点多钟，忽然有两架飞机飞来，外面响起炸弹的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祥第一个跨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王稼祥来不及躲闪，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带领的医务组送进瑞金医院。
　　
　　主治大夫彭真(龙伯)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升结肠已经穿孔污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手术取出弹片，医生只对他进行了保守疗法，切开引流。病灶未除，腹部的伤口一直流脓。正因为如此，王稼祥在长征时只能坐担架。
　　
　　长征开始前，王稼祥一直担心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上又力排众议要求保留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十有八九得被像甩包袱一样留在苏区。后来得知是毛泽东替他力争，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当然更不用说了。
　　
　　眼下，久病不愈坐在担架上行军的王稼祥，与自己敬佩的毛泽东同行同宿，心里感到极大的宽慰。
　　
　　行军途中，一天黑夜，王稼祥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宿营地休息。互问病情后毛泽东捏着烟卷，狠狠地嗅了一口烟味，对王稼祥说：“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此话正问着久积王稼祥心头的大事，王稼祥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却反问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王稼祥不假思索回答道：“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附和地点了点头，然后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当这个傻瓜，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毛泽东说：“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他抬手往西一指，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已从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连连点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绝不能让李德再瞎指挥！”
　　
　　就这样，毛泽东首先和王稼祥达成改变红军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下去的一致看法。
　　张闻天向毛泽东倾吐心中不满
　　
　　张闻天，又名洛甫，他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他也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过不是坐担架，而是骑马。
　　张闻天与王稼祥一样，也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中共领导人。他的外表斯斯文文，鼻梁上架一副黑边眼镜。不过他不仅留过苏，还留过日、留过美，是党内为数不多闯荡过大世界的知识分子。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赴苏联学习，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个年头。他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后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初，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20年初，张闻天只知道毛泽东的名字。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一个月以后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俩入会的消息，同时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刊登。以后关于毛、张的活动，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但是毛和张只互知名字却从未见过面，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常去国外。
　　
　　直到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才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到苏区中央局都对毛泽东不够重视，而且经常排斥、打击他。张闻天刚从国外回来，又与教条主义领导人在莫斯科同过窗、共过事，自然附和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最明显的就是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对此“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曾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张闻天只是附和错误的主张，他与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成见，更没有刻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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