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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说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不过,大家都是新来的,不懂八路军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1944年牺牲)和崔秉志(19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

  别人吃得香,胡彦明(1943年牺牲)看着眼馋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刘春雷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一根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画,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于是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了。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战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

  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这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了,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像是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踩稳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儿好像需要些天分,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有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了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个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练习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19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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