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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设在南宫县城的总部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像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就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多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六离会”的“师傅”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村、张马村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知道密码,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这时候,陈司令发现附近的村子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

  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呐喊着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儿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一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回答:“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老红军听后都哈哈大笑。

  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八路军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的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大怒,下令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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