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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大会的时候,总听见领导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兵们很感动,回到队里就向老红军请教长征的事,没想到班长、排长都摇头,说他们没爬过雪山,也没走过草地。

  原来,虽然骑兵团长王振祥(开国少将)和政委邓永耀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但团里的基层骨干却大多是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的兵,乘骑分队的排长李树茂是延安人,三个班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1942年牺牲)都是陕西礼泉人,确实没参加过长征。

  刘春雷他们班上只有刘金魁曾经走过草地,可是,他那时候还不是红军。刘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外号“川老汉”。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队伍中跟随着许多干部家属,需要扛物资抬担架,“川老汉”就是苏维埃政府雇来当挑夫的,酬劳是每天一块大洋。别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闹着要回家,可刘金魁“贪财”,愣是从四川到甘肃跟了四十多天。最后光洋得了不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

  红军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过草地回四川呀,就劝他留下当兵算了,于是刘金魁就参加了红军,再后来就入了党。政委说:“你把生命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还成天揣着那些大洋干什么?”只好又把私房钱上交了。所以,问起这长征的事,刘金魁也是稀里糊涂——他当时成天挑着担子跟妇女儿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数洋钱,别的统统不知道。

  派到乘骑分队的老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大刘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喜欢开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宣传组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重要意义。可是讲来讲去都是“革命觉悟”、“勇敢献身”之类的大道理,刘春雷就不耐烦了,每次开会都打瞌睡。

  大刘的政治觉悟一般,可他师兄却学得很不错。胡彦明每次开会都做笔记,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刘春雷喊“师兄”,他都不肯答应了,说是要称呼“同志”。人家老红军是苦出身,胡彦明也跟着诉苦,说他以前受到东家的剥削呀欺负呀什么的。刘春雷很不以为然:“当伙计的替老板干活,天经地义。再说,估衣铺买战马送你参军,够仁义了,何必在外人面前讲东家坏话!”于是就和师兄闹了些小矛盾。

  三连一排长韩永正却挺喜欢新兵大刘,原因是有一次玩“抢毛巾”游戏(就是两伙人骑着马,来回拽一个大麻袋,既能比赛力量,也能比一比身体协调能力),大刘把韩排长拽下马来了,一下子轰动了新兵营。

  韩永正人称“韩猛子”,虽然是老红军,却比刘春雷还要小一岁。他是河南人,父亲是刀客,被地主杀害了。十五岁的韩永正就揣着一把关山刀投奔了刘志丹。1936年山城堡战役,“韩猛子”单人独斗白军一个排,成为红军战斗英雄;1937年北马村战斗,又是他第一个冲进村,刀劈七个日本兵,成为八路军甲级功臣。最神奇的是,打了那么多硬仗,他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新兵们都见识过韩永正的刀法——路旁立着十棵高粱,他策马挥刀,左右开弓,一截一截砍下来,刀刀都劈在梗结上——那准头,那功夫,真是没的说!

  “韩猛子”性情生冷,倔犟不服输,说话干脆直接,“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叫人又敬又怕。那天他被大刘拽下马,别人都以为战斗英雄的脸面怕是要挂不住了,他却若无其事地显得挺开心,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刘春雷心里清楚,新兵中能把韩永正拽下马的人其实不止自己一个,不过是只有他才敢真的这么干。看起来,韩排长喜欢和直性子的人打交道。

  当时,新兵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战马,别人遛马的时候找班长帮忙,刘春雷就去找韩永正。“韩猛子”的花斑马名字也叫“猛子”,也立过大功,它和主人一样勇敢,听见枪响就兴奋。打仗时,首长喊一声“猛子,上”,人和马就一起来精神。

  两人原本想一起训练战马,可是韩永正的“猛子”暴躁,大刘的“狂风”又太温驯,新战马总是被老战马踢咬,搞了几天大家都没耐心了。“韩猛子”也觉得练不出来,还挖苦说:“什么‘狂风’?听见炮仗响就打哆嗦,可天亮时候听到公鸡打鸣却跟着瞎叫唤,干脆改名叫‘公鸡’算了。”其他战友也跟着起哄,结果是“狂风”的本事没练成,反而得了个“公鸡”的怪名号。

  乘骑队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豹子”之类,但也有独特的:崔秉志的战马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叫做“大掌柜”;王立贵的马驹喜欢闻墨香,遇见标语、布告就凑上去东嗅西嗅,好像很有学问的模样,因而取名“小秀才”。

  不管战马的名字多么怪,当骑兵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有个说法:“上马团、下马连。”意思是骑兵骑着高头大马,相当于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下马以后拎着军刀,又像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刘春雷他们早上出城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是有许多小孩子们一边追着一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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