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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老百姓围着看热闹,战士们也因此有了虚荣心。再累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当进城镇、过村庄路口,小伙子们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蛋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审视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好状态。

  当骑兵神气,想当骑兵的年轻人真不少。新兵营门口经常围着报名的人群。记得有次来了个小伙儿,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

  可是,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战马的花费太大,咱们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1938年7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离开南宫县,王振祥团长带领骑兵一连护送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政委邓永耀和副团长梁俊亭带着二、三连和新兵营到肥乡县、成安县发动群众。

  离开东纵总部单独行动,刘春雷才认识到骑兵部队筹措粮草的困难。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再加上人的消耗和烧饭的柴草,全团每天除了需要征集三千斤粮草,还要派一半人手到野外割青。四百匹军马在村子里驻扎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骑兵走一村吃一地,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补偿,群众负担很重,部队领导也很头痛。

  7月中旬的一天,有人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五十辆鬼子汽车,好像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刻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之间的公路是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有日军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五十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邓永耀马上派人去了解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下午,作战参谋侯洪臣和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敌人汽车四十八辆、兵力一百人左右,是去大名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喜出望外,决定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战机,在交通线上设伏,打击日军嚣张气焰,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

  伏击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以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紧挨着公路,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春雷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永耀政委和耿协福营长反复叮嘱大家: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事先隐蔽好,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二十辆车为伏击的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人增援部队纠缠。

  7月21日拂晓,骑兵二、三连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新兵徒步大队在漳河店村放暗哨,控制战场周围环境,任何人许进不许出。而刘春雷他们乘骑分队的任务则是“守马桩”①。这一天的“马桩”在高粱地深处,距离伏击阵地只有四五十米远。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十分紧张。“一听见汽车的声音就有些慌了,只觉得车子不是在路上开,而是要开到高粱地里来。”

  战马是通人性的,士兵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也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几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哗啦啦”直晃荡……

  新兵们控制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发现了。顿时,日军汽车喇叭齐鸣,加大油门往前冲,最前面的几辆车子迅速地冲进了漳河店村口。

  漳河店村里有徒步大队的战士,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不让老百姓接近战场。由于事前没有打阻击的思想准备,看见日军先头部队冲到跟前,新兵们吓坏了,慌乱地四散跑开。十几个鬼子立刻下车、上房,在屋顶上架起机枪朝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队通过埋伏圈。

  子弹扫过来,高粱秆子成片地折断。有几匹战马被打中了。有个人被打断了腿,他第一次上战场,还没看清楚敌人就残废了。

  伏击阵地上的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暴露了,于是也开打。中间的几部汽车被打瘫在路面上,把日军车队堵住了,后面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开枪还击。二、三连不愧是老红军队伍,顽强勇敢,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后尾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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