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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两挺机枪，邓永耀政委带领三连反复冲锋。他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仍然坚持着不往下撤，硬是指挥战士们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高粱地里，刘春雷攥着步枪，牵着四匹战马，既紧张又激动。这时，身旁突然响起了枪声——小鬼子接近“马桩”了！乘骑分队的班排长一边紧急上前迎敌，一边命令新兵们赶紧把战马拉走，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那时候脑袋是木的，满耳朵都是枪声，也听见排长在喊话，可就是弄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吓蒙了。

　　新兵不挪窝，老兵们只好推着他们走：“别慌别慌！有我们挡着，鬼子过不来，赶快把马牵到后面去。”刘春雷一不留神被高粱秆子绊了一跟头。排长李树茂把拉他起来，随口骂了句“真笨”，大刘的脸腾地红了。

　　这一跤把刘春雷摔清醒了，排长的责备更是伤了他的面子，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把马缰绳塞到崔秉志手里，拎着枪就朝前跑，心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

　　原来一伙日军正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了“守马桩”的八路军战士。乘骑分队的战斗骨干立即还击。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春雷追上去放了两枪，看见胡彦明得意扬扬地举着一杆“三八大盖”，听说他拼刺刀杀死了一个鬼子，心里对师兄佩服极了。

　　又打了一阵，八路军发现不对劲了。面前的这伙鬼子起码有两百多人，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如果再打下去，不仅消灭不了日军车队，附近县城的敌人援军也会赶过来，再想脱身就难了。

　　因此，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们烧毁汽车，趁敌人还不了解我军的虚实，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是一二九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也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据战后统计，骑兵团阵亡战士三十多人，毙伤日军一百三十人，烧毁日军汽车二十七辆，战绩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精神失常的日本兵在漳河店村里哭哭啼啼，瞎躲乱跑，被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政府去了，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话。

　　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颇多遗憾：首先是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多了两倍多，而骑兵团战斗力最强的一连不在现场，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其次，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占据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第三，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应该把新战士分散到各主力连队中去。

　　19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在漳河店吃了亏的日本鬼子很不服气，他们宣称：“中共军队在押运部队的反击下主动退出战斗，这说明即使是八路军的主力团，也不足以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消息传到骑兵团，指战员们愤怒了，都想找个机会再教训鬼子一次。

　　1938年8月，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冀南八路军各部进行了整编。耿协福营长奉命组建冀南军区三分区，徒步大队也离开骑兵团，改编为三分区独立营（耿协福是冀南三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但后来听说他和上级领导闹意见，脱离部队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升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团长王振祥改任政委，副团长梁俊亭担任团长，三连指导员黄家景被提升为副团长。梁俊亭和黄家景都是骑兵团的老人，听说他俩当上了正、副团长，一些来自红十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很高兴，连着庆贺了好几天，有的人还喝醉了。

　　原来，在2月中旬的时候，原骑兵团团长夏云廷（又名夏云飞，一二九师骑兵团的首任团长）被调到冀西赞皇县担任独立团团长。冀西独立团是个新组建的部队，夏团长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虽然刘春雷从没有见过这位老团长，但他知道，当时团长开小差事件给部下的思想打击是很大的。事隔半年，梁团长和黄副团长的提升让大家都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也就在这期间，骑兵团组建了第四连。四连成员中除了乘骑分队的人，还有从主力连队抽调的部分老红军、从肥乡县大队参军的民兵骨干以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旧军队骑兵，连长是李树茂。刘春雷分在一排三班，班长是胡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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