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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小说人生(3)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交往颇深,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性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点,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处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做了他们分手的催化剂。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952年,或许是想要换一个环境,金庸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新晚报》隶属《大公报》,但是性质有所不同。在这个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为了提高报纸的受欢迎度,开始撰写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评专栏。金庸对于影艺本是门外汉,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阅读了大量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虽然当时他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

  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种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插曲:“他|小说|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爱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共同爱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勃勃,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作品,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出世,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操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但“药引”未备。到1953年,终于“引子”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出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位拳师既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爱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深知平素手下这群干将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欢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身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而又悲伤的感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热潮,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身乏术,于是,罗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为《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举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之下,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谜。

  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这样的民间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这其中的满汉血统的矛盾,权位与人伦的挣扎,却是金庸深感兴趣的话题。

  在故事中引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给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之间,既令读者心理上感到亲切可信,又令读者随作者想象驰骋翱翔,金庸熟读《三国》,自然知道这种虚实之间的妙趣。

  然而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笔下虚构的人物,其发挥余地自然比历史实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达作者的独创性。于是,金庸便虚构了他的第一个主人公——书生侠客陈家洛。

  在陈家洛身上,仍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江南陈家的儿子,他是乾隆的亲兄弟,他是反清复明组织的首领——这样互相矛盾的“复杂身份”带来了他的“复杂性格”,陈家洛在金庸小说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爱,但是性格的丰富性上,却毫不逊色。

  于是,故事围绕着陈家洛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与乾隆皇帝间的矛盾冲突展开,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诞生了,而“金庸”这个笔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说在前参照,《书剑恩仇录》已经基本摆脱了旧派武侠的路子,虽然仍然沿用旧体诗词回目,但是遣词造句,已经开始走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路子。

  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部小说起,金庸的武侠中“侠情”结合的特征非常鲜明,在他的作品中,情爱给人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侠中,虽然并不具备很高的地位,却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的对象。后来尽管有人批评金庸对于女性的描写过于浅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认,金庸笔下的女性角色,可称得上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书剑》中,陈家洛与两位少女的爱情悲剧,更是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这两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异非常典型:才干出众、个性鲜明的霍青桐,和美丽绝伦、天真纯洁的香香公主喀丝丽。在这部小说中,金庸通过陈家洛在两位少女中的抉择,写出了他个人性格悲剧;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笔下最受喜爱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虽被讥为“花瓶”、“木头”,但是,对她的“美”的描写,也令人难忘——这样完美无瑕,纯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开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美”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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