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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熟知韦小宝的性格本事，料想他决不致轻易为匪人所害，何况又寻不见尸首，此后不断派人明查暗访，迄无结果。
后世史家记述康熙六次下江南，主旨在视察黄河河工。但为什么他以前从来不到江南，韦小宝一失踪，当年就下江南？巡视河工，何须直到杭州？何以每次均在扬州停留甚久？又何以每次均派大批御前侍卫前往扬州各处妓院、赌场、茶馆、酒店查问韦小宝其人？查问不得要领，何以郁郁不乐？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
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见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选自《鹿鼎记》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一、小宝的眼泪《鹿鼎记》1969年10月至1972年9月连载于《明报》，将近三年。这是金庸先生最长的一部作品。孔庆东先生在《空山疯语》中提到：“这里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其深度或不及《阿Q正传》，而广度则有过之。从文化价值上看，韦小宝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里仅次于阿Q的典型形象。”这种评价是十分精当的。或者说，就整部小说来看，它的文学价值绝不比鲁迅的《阿Q正传》逊色。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它的基本症状在小说主人公韦小宝身上都能找到最集中的体现。如：自轻自贱，自大自夸，化丑为美，麻木健忘，欺软怕硬，忌讳缺点，把失败幻想成胜利，在精神胜利中逃避失败的痛苦，却不思改变失败的现实。如被别人打的时候，就同阿Q一样，自认为是“儿子打老子”，以此来获得畸形心理的满足等等。这些具体的例子就不列举了。
作为韦小宝来讲，出身于市井烟花柳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也没有武功，专会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却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甚至取得令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都为之眼红的成绩——娶了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而那些所谓的英雄豪杰却无法施展其胸怀抱负，还想依靠他来完成自己的事业。这里，包含了深刻的历史寓意。一方面，小说通过韦小宝的视角，洞察出了宫廷的本质：一个大的豪华的妓院。这里，有着罪恶的交易与最阴险的手腕，还有最淫荡的黑幕。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各式各样的欲望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可言，只有彼此利益的算计。
上自太后、皇帝，下至太监、宫女，与妓院里的老鸨、龟公、妓女的结构关系出现了惊人的相似。这种论点无疑是作者自己对历史的想象与分析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电视剧本《大明宫词》中，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也有过这样的叙述。这种比喻，是对封建贵族们所谓的崇高、尊严与优越感最强烈的挑战与侮辱。因为，文学和历史的事实上，像韦小宝和张易之此类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的人也不是少数。有流氓称帝的，宦官面首专权的，不一而足。更不用说，在社会上靠权谋游刃有余的各色人等。一方面，韦小宝是市民社会中，中国游民最恶劣分子——流氓的典型代表。
游民一般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江湖术士以及兵痞、盐枭、私贩，还有大量的江湖艺人以及江湖侠客、游方僧人，走江湖的说唱艺人和戏曲艺人等等。流氓作为游民中的一类，虽属少数，但他是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的阴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如果非说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还有光亮一面的话：那么也就是抽象化了的讲信义、重义气、锄弱扶强等。这也是韦小宝身上唯一可以称道的地方。正如，金庸先生在《后记》中写到的：“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是这样描述游民性格的：“游民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注：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
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而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征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群体对社会最具腐蚀性与破坏性的一面。其突出表现为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尺度，就像鲁迅先生谈到知识分子时的“无特操”。他们以牟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核心，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标榜都只是谋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到谋权篡位，或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欺诈，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夺，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泯灭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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