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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云，“虎死不倒威”，“虎倒雄风在”，对于一只脚虽已迈出封建礼法时代，但另一只脚尚停留在旧时代的广大中国读者，这样一只死老虎虽不再构成现实的危害，但打这样一只死老虎却仍具有很强的刺激性，仍能让人嘴巴大张地盯住观看。真正的反叛，是对在现实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礼法习俗”的反叛，但这样一来，就必然与大众读者的心理观念发生冲突，对于以取悦最广大的读者为目的的金庸小说来说，这无异于自杀。在大众面前打活老虎，只能把他们吓跑，他们的心智只适合于也只热衷于欣赏打死老虎。所以，要在作为“文化工业”的金庸小说里，找到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叛逆精神”，那无异于缘木求鱼了。
方爱武用来消解杨过“叛逆精神”的第三种方式，是援引作品中的几处细节来证明“杨过的行为并无多大怪诞之处”。小龙女“误失贞节”而杨过仍不悔婚约，这是因为本有“山盟海誓”在先，且小龙女也对自己的“过失”悔恨不已。不过，在我看来，金庸设置这样一种矛盾，也仍然是在大众面前表演“打死老虎”的游戏。所谓“贞节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也变得很淡薄，对这样一种观念的反叛，在理论上现代人完全能够接受。
但这种观念毕竟曾经十分有力量，所以对它的把玩，仍能激起大众读者的兴趣。试想，倘若杨过因小龙女的“失身”而抛弃她，在大众读者眼中，他一定是一个心胸狭隘、背信弃义的“小人”，他们对金庸的小说，也就不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既然如果采取某种行为就会遭人唾骂，那不采取这种行为就谈不上有丝毫反叛色彩。以敢于突破师徒名分和敢于破除“贞节观念”这两种方式来表现杨过对“礼法习俗”的反叛，都不过是金庸在巧妙地施展着对大众心理的搔痒术。方爱武引用了小说结尾处杨过的这样一番内心独白：“二十余年以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祸事！
倘若我终于误入歧途，哪有今天和他携手入城的一天？”想到这里，杨过甚至不禁汗流浃背，心惊胆战起来。方爱武以为，小说最后让杨过来一番这样的忏悔，“已彻底消解了杨过的'叛逆性'”。这样说当然没错。但我以为，金庸在这里是袭用了中国俗文学中长期流传的“浪子回头”的叙事模式。“浪子回头金不换”，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一定程度地胡闹过几年再幡然悔悟、改邪归正者，比那种一贯的好人或一贯的坏人，对大众读者更有吸引力。金庸严守分寸地写杨过的“胡闹”，是为了撩拨读者的兴趣，激起读者的好奇心，最终写杨过的忏悔，也是为了让读者对这回头浪子更加怜爱。至于是否“消解了叛逆性”，金庸是并不在乎的。
所谓“批判性”，也是“金学家”们拿出来证明金庸小说具有“现代精神”的重要证据。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中，严家炎说：“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义的，也许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作为例证，严家炎首先举了《射雕英雄传》中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一事。岳飞的死因，即便在当时的有识之士和熟悉朝政者，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现代，则更成了史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一种常识。在通俗读物里卖弄一点学术常识，也是一种有效的包装术，对于作品的畅销，对于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都大有裨益。但若说这是一种“独立批判精神”，是一种“现代意识”，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是赵构而不是秦桧害死了岳飞，这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认定，不关乎“意识”和“精神”的时代性。
严家炎证明金庸小说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另一个证据，是《笑傲江湖》、《鹿鼎记》影射了其时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即使金庸在写作这几部小说时，真的有意与大陆的“文革”联系起来，那也同样是发现了对于招徕香港读者，大陆的“文革”中有可供“利用”的素材。如果说金庸有意以武侠小说的方式面对香港的大众读者批判“文革”，这事情本身就是滑稽的。如果大陆的“文革”真的给了金庸以灵感，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金庸拿大陆人民的苦难博取其时的香港人茶余饭后的一笑。在没有“文革”的地方批判“文革”，充其量也就像杨过在古墓里反叛了礼法一样，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不是说金庸小说全无一点“批判性”，作为一种畅销策略，“大众文化”显出一定的批判姿态是必要的。但并不是真的要批判什么东西，关键是要做出这种批判的姿态。这样一种批判姿态，其限度在于与大众观念相吻合。倘若批判姿态过于激烈，就可能失去大众读者的支持。金庸深知其中奥妙，因此他的小说总是把批判的姿态设计得十分精确。批判师徒不能结婚的“礼法习俗”，批判“贞节观念”，都是这种精确性的表现。对于金庸小说的所谓“批判性”，还是方爱武先生在《“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中说得好：“在一定条件下运用'批判'正是文化工业的现实策略。文化工业目的是取得商业利润，而体现的实质是维系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是通过对现文化的认同，手段是借传媒等现代技术手段。所谓对现文化的认同包括对流行社会观念、社会价值观的认同。
一个社会在上升时期也有改革与批判的要求，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就处在这样的时期，金庸小说要迎合消费者心理，批判是使其商品增值的手段之一，关键是看如何批判？设若香港或国人强调'贞节'，而金庸通过思考认定贞节有碍两性关系的自然交流，于是在小说中施行之，即使理由充分怕也不得商品利润，《明报》或许早就办不下去了。但设若不批判，金庸怕也要失人之口味，味不对口，利润亦是不得，于是就有了批判，但批判死去了的观念又不会拂逆活人的心意，商家的聪明、政治家的敏锐同时在这一步中实现了。”
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人，查良镛是否具有“独立批判精神”，与以“金庸”为笔名写下的武侠小说中是否具有“独立批判精神”，是两回事。即使查良镛具有“独立批判精神”，但当以“金庸”为笔名编制武侠小说时，他的“独立批判精神”也无由表现。因为每天刊载武侠小说的那块版面，是用来赚钱的地方，而不是供人发表个人见解的地方。
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一文结尾，严家炎先生语带遗憾地写道：“金庸小说有没有非现代意识，有没有陈旧观念、滞后思想呢？有一个现象也许可以讨论。那就是：他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总是被好多年轻美丽的女性包围着。……在古代，中上层男子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小说中写到也属正常；但是，一个男主人公四周总有那么多女性在围着他转，这类现象在他作品里又出现得那么多，那么集中，我以为还是说明一点问题，即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
连对金庸珍爱异常的严家炎先生也不得不于论列金庸小说中“现代精神”之余，严肃指出金庸的这种“非现代意识”，可见这种现象在金庸小说中确乎异常“严重”了。对这种“一男数女”的故事模式，推崇金庸的“金学家”也都往往像严家炎先生一样，于称颂金庸之余，遗憾地将其指出。而对金庸持否定态度的人，则难免在这-点上对金庸严加攻击。坦率地说，如果真正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尤其是如果按照现代女性主义尺度来要求，仅如此明显和严重地歧视女性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金庸在“现代精神”上，是-个不及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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