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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书归正传,你是我们的老同学,又是我们的“领袖”,不能不管我们的事。所以我犹豫了好多天,终于决定给你写信,请你设法打听醒亚的消息。我多盼望他已事先或事后逃出天津,那么他一定会到南京去的,因为南京有他的报社总社,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伤心发牢骚了,他一直爱报社甚于爱我,我知道他如果逃出天津,他必去南京找他的报社,而不来重庆找他的未婚妻——

  最低领袖,请快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快,快,快,用航空快信双挂号告诉我,或是加急电报告诉我!我向你敬礼!

  美庄

  最低领袖给美庄拍了加急电报。我全然相信,也感念美庄对我真切的关怀,我还在思考如何也写一封长信寄给美庄时,美庄迅速地先寄信给我了。那信,充满嗔怨与责怪,也充满热情与恩爱。

  最低领袖已经听我把美庄上次在天津与我争吵的原原本本,以及我与唐琪相识的始末详叙一遍,他表示非常钦佩唐琪,同时他也为美庄辩护,认为美庄态度虽然不好,但仍系出于一片痴爱我的心理。最低领袖从未见过唐琪一面,与美庄却有三年同学之谊,他似乎有点偏袒美庄,这是极自然的。

  我和美庄开始通信,信中双方都绝口不谈唐琪;可是,我不敢担保唐琪的影子已全部在美庄心中消逝,而我,我简直无法使自己片刻不想到唐琪。唐琪本来是可以到上海的,为了我,她宁愿把自己关进铁幕,今天我能和美庄自由地通信,都是唐琪所赐予。尽管唐琪一再要我跟美庄相爱,跟美庄结婚;然而我却感觉我果真那么做,便越发对唐琪不起。然而,我不那么做,除了白白伤害美庄外,又有甚么特别对得起唐琪呢?

  我不再爱美庄也救不出来唐琪了。我不再爱美庄也不能补好唐琪心灵上受过的太多太大的创伤了。而唐琪口口声声要我去爱美庄,并非花言巧语,她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她的处处为我设想,为我牺牲,都是来自无比的真诚。渐渐地,我觉得,我不能再做一件违背唐琪的意志的事。渐渐地,我觉得,为了听从唐琪的话,我也得继续爱美庄。

  美庄来信约我去重庆,最低领袖催促我去重庆,连在青岛的表姊和我通信时也赞成我去重庆。我不能马上去重庆,因为我刚刚担任报社主笔工作,文章还没有写几篇,就要请假,甚至借薪离京入川,实在对不起报社和厚爱我的总社长;紧接着,报社准备迁往广州出版,我被指派兼任一部分照料工作,更不好推卸责任一走了之。

  最低领袖在四月初把他的杂志社迁往上海。我跟报社最后一批撤退的员工,在行车时间已形大乱的下关车站等了三天三夜,始于四月二十日抢搭上一列火车。车行半途,一部分乘客被赶下来,改载军队,我们庆幸被留在车上,得以安抵上海。

  在我离开南京的前几天,心情恶劣异常;可是却有一桩喜讯到来——贺大哥自青岛来信,原来他经过数月的东躲西藏,终于冒险化装逃出,沿津浦线到济南,转胶济路,抵达青岛,并且找到了表姊和表姊丈。在信中他报导了许多天津沦陷后的新闻,共产党不外仍是那一套清算、斗争、杀人、洗脑、血腥恐怖统治。另外他特别告诉我四件事:我们的报社已被封闭劫收;唐琪没有消息,听说去了北平;我的姑父全家平安,不过已被赶出那楝小楼,共产党认为姑父一家人没有必要与资格再住那么“大”的洋房;高大爷在各种欢迎共产党的场合很活跃,由于带领共产党接收电信器材有功,仍旧官居电信局处长职位。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南京沦陷,第三天太原沦陷,太原城破前夕,忠贞反共的公务员和眷属五百人集体自杀。

  到上海的第四天,上海保卫战正式闻始。上海保卫战足足打了一个月,国军捷报频传,共军伤亡惨重,一时人心大为振奋;然而那却是整个大陆关进铁幕之前,国军打的最后一次硬仗了,防守上海的国军有唯一自东北强行撤退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当保卫台湾的重大使命必须靠它承担时,它只好在数度达到歼敌任务之后,向大上海挥手告别。

  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离上海,一周前我和一些报社同事搭轮前往广州。

  最低领袖的杂志已不能维持,显然,他很悲观,他痛恨一些政府官员的不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与痛恨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疯狂地推行马列主义的程度,几乎已达到同一水平。因此,在他极端失望之下,他几乎决定不再跟随政府到处流亡。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

  “若说我本人不赤诚拥护政府,恐怕无人相信;可是你看看,咱们这些官员们到今天还不肯大彻大悟:贪污,低能,怠惰,搞派系,互相倾轧,逃亡变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他们居然还开口三民主义闭门三民主义,简直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叛徒!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喘不出气来——”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政府在遭受过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后,能够减少甚而根除他所指出的这些病症,那仍是值得我们竭诚爱护的政府。我又告诉他:他和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必须负起这种善意批判政府、诚恳促进政府觉悟改革的责任,因此,他必须跟着政府走!

  最低领袖终于跟我一块儿到达广州,他的杂志已无力量出版,经我推荐,他到我们广州的报社担任撰述委员。五个月后,广州沦陷,最低领袖没有出来,我无法再强带最低领袖离开广州,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遥远的重庆。

  七十九

  我是十月初到重庆的。

  去重庆以前,我本决定前往台湾。贺大哥和表姊、表姊丈都在六月间青岛撒退时,随国军登舰,到达台湾。表姊丈已在台北邮局工作,贺大哥在台北一家中学里谋到一个教师职务,他们来信要我即去台湾,并一再描述台湾风景幽美,民风淳朴,大米特别便宜,生活容易维持,他们又建议我到台湾来做体育教师,或是写写文章卖卖稿子,都可以过得安适。

  当我决定赴台,同时也决定了要最低领袖和美庄与我同去。这是我在大陆自由区域里,最亲的两个人了。一个是老同学,一个是老同学又是未婚妻。最低领袖表示愿意跟我同走;可是,在我一连寄出好几封催促美庄速来广州然后偕同赴台的信后,美庄仍旧犹豫不决。她渴盼我去重庆。她信上说:重庆即将恢复到抗战时期的冲要地位,重庆人都正在纷纷议论一旦广州不守,国都势将再度迁来重庆:她又说;台湾弹丸之地,怎能与四川天府之国相比?当初打日本靠四川,今天打共产党少不得还是要靠四川,所以她有一百万个理由要我到重庆

  去。我再连续发出数信,告诉美庄:今日重庆万难再与抗日时代的陪都相提并论,由于国军精锐多毁于东北、徐蚌两大战场,并且民心涣散,精神崩溃,想靠西南一隅扭转乾坤,实在希望渺茫;此后一切必须从头切实做起,所以复国的基地应是台湾无疑。可借,我这些信,并不能获得美庄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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