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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邓小平能否复出,是关键的转折点

  这次基辛格主持的国务院内部会议,以讨论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情势为主。参加的官员可说是处理中国事务的一时之选。1975年7月6日那次会议的原班人物之外,多了汉密尔,职务是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原任此职的哈比卜则升为国务院的第三号人物主管政治事务的次卿,原任亚太事务副助卿的格莱斯廷转到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去了,取代了所罗门的位置,阿姆斯特朗则接替了格莱斯廷亚太副助卿的职务,此人也出生于中国,恒、来、安可说是老中国通,而宋贺德和霍罗茨则是新一代的中国通了。宋那时是中国及外蒙事务科科长,霍罗茨是情报研究局亚太处长。
  国务院会谈备忘录
  密件/未经授权不得发布
  日期:1976年10月29日
  参与会谈人士:国务卿基辛格、政治专务国务次卿哈比卜、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汉密尔、政策设计部门主任洛德、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格莱斯廷、副助理国务卿阿姆斯特朗、中国科科长宋贺德国、情报研究局亚太处处长霍罗茨
  主题:中国的形势发展。
  基辛格:你们对中国形势的评估如何?
  汉密尔:我们很想听听你们自己的见解及指示。
  基辛格:我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利用你们的智慧,针对当前中国形势的发展做出评价。等会儿,我也会谈一谈我的评估。
  格莱斯廷:大体来说,我们不能辩驳媒体的说法,但我们对当前的平衡态势有某些不确定感。
  基辛格:怎么发生的?有政变吗?
  格莱斯廷:中国可能已发生政变,或许温和派会以制止政变为借口发动政变,他们认为反对极左派的行动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
  基辛格:我看不出有政变的企图。
  阿姆斯特朗:我不认为真有政变,不过“四人帮”强烈反对新的权力分配。
  基辛格:新的权力分配如何?
  阿姆斯特朗:华国锋与温和派结盟。
  格莱斯廷:我们发现周恩来逝世开始出现的一种态势,张春桥一干人等反对邓小平,但也有人反对张春桥。
  汉密尔:中国人说这是反对周恩来的攻势,因此造成了其他的人反对“四人帮”。不过,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过去。这是毛泽东的两条路线斗争,分做两派,也就是理想派对务实派的斗争。毛泽东常在不同的时候支持不同的派别,常在两派间倒来倒去。
  格莱斯廷:毛泽东是仲裁权力的人以及给予实力的人。毛泽东支持极左派攻击周恩来,结果邓小平就垮台了。
  洛德:我们也不应该忘掉毛泽东曾说,女人最讨厌。(指江青)
  基辛格:的确,毛泽东曾经重复说过好几次。
  哈比卜:回到政变问题上,“四人帮”曾尝试集结任何特定的军事单位吗?我经常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军方是关键。评估军方未来的动向是非常重要的。
  格莱斯廷:有一些揣测认为,极左派可以获得来自东北与上海各一个师的支持。但没有证据显示军方已有反应。
  哈比卜:北京卫戍区的动向如何?
  汉密尔:他们确实在计划某种政治性质的政变,但没有纯属军事的动作。所以说,有某种政治性质的政变正在酝酿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绝对没有军事政变这回事。
  基辛格:早期极左派可以接受华国锋,为什么后来极左派不接受他了呢?
  格莱斯廷:极左派是可以“忍受”华国锋,而不是“接受”华国锋。
  阿姆斯特朗:根据可靠的报告指出,邓小平垮台后,毛泽东就提拔华国锋接掌领导职称。
  霍罗茨:后续的发展可能是,华国锋可能成为党主席,张春桥担任总理。
  洛德:极左派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霍罗茨:有可能。
  格莱斯廷:但是,极左派与张春桥走过头了,超出了他们拥有的权力范围。他们没有成功,在他们夺权的过程中,他们已激怒当权源,情势就像斗牛士屠牛般鲜血琳淋。虽然他们仍然继续干,但也受到限制。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再次发动攻势,他们知道应该夺取重要战务,也可能正因为这样,温和派才会反弹。
  哈比卜:罗慕洛(菲律宾外长)在纽约透露,他曾问中国外长乔冠华解放军是否支持华国锋,乔冠华回答罗慕洛,没错。
  洛德:解放军在集会中证实此事。
  格莱斯廷:有人提到党、人民和军队。
  霍罗茨:周恩来逝世与邓小平遭下放后,极左派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很有潜力。
  基辛格:邓小平调动大军区司令员用意何在?(1973年底邓小平曾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
  格莱斯廷:毛泽东、邓小平都认为该这么做,还有人称赞邓小平的做法。
  汉密尔:文革后,解放军拥有太多的权力,中央军委同意邓小平的做法。
  哈比卜:据说叶剑英元帅仍然支持邓小平,而且他对邓小平遭到解职相当愤怒。
  基辛格:是的,叶还为此离开北京。
  格莱斯廷、汉密尔:叶颇受尊重,他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辈份相同的人。
  汉密尔: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解放军是和温和派站在一起的。
  格莱斯廷:但是解放军并非一个完全同质的团体。
  基辛格:解放军是那些人?
  格莱斯廷:叶剑英与各参谋长。还有权力很大的各大军区负责人。陈锡联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韦国清为广州军区领导人。
  基辛格:江青在各省的追随者有没有怎么样?
  汉密尔:有些人显然被逮捕了,不过说法是,他们大部分人曾听命于新的领导班子。
  基辛格:“四人帮”会被处死吗?
  格莱斯廷:我不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被监禁,就象刘少奇的遭遇一样。
  基辛格:“四人帮”在哪里?
  格莱斯廷:北京。
  阿姆斯特朗:事实上,他们被隔离不能对外联络。
  汉密尔:他们被隔离了。
  格莱斯廷:隔离是关键。
  汉密尔:追随他们的红卫兵和学生已经被遣送下乡,当声势壮大时,这些人(指学生和红卫兵)也会就范的。
  基辛格:他们会废掉“革命京剧”吗?如果这样的话,至少我就不需要再在北京忍受它了。
  洛德: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中国会加强开放文化交流。
  基辛格:这是心理上的问题吗?毛泽东挑选的三位领导人都先后下台了,政治局成员也伤亡惨重。而1971年(注:指林彪事件)之后,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也下台了。周恩来生病的时候,也遭到猛烈的攻击。
  格莱斯廷:很显然,周恩来从1973年起就被攻击了。
  基辛格:1973年,毛泽东发起批水浒运动,也开始批孔。同年起他们完全忽视周恩来,也没有人再谈起周思来。
  汉密尔:确实,整肃领导层伤害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路线朝令夕改也把每一个人都搞糊涂了。
  格莱斯廷:不难看出其影响。乔冠华在纽约时就小心翼翼。其他的人也是戒慎恐惧。
  基辛格:我们和乔冠华在纽约见面时,乔知道高层整肃的事吗?
  汉密尔:乔冠华很谨慎,防卫心理很强。
  基辛格:华国锋现在控制住形势了吗?
  格莱斯廷:华国锋是党主席,不过他并没有独立的权力来源。他必须小心。他成功的机率是5对5。
  汉密尔:如果华国锋失败了,将严重打击中国的民心。
  格莱斯廷:邓小平能否复出的问题很重要,会是关键的转折点。
  基辛格:毛泽东的遗体已经在展示了吗?
  格莱斯廷:还没有,不过,我想应该会。在10月6日与7日的高层决定已经宣布了。
  基辛格:周恩来还比较受欢迎。周恩来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可能继承毛泽东吗?
  格莱斯廷:应该会。
  阿姆斯特朗:如果新领导人批毛泽东的话,就会动摇民心。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与斯大林的混合体。
  汉密尔:这么做对新领导人而言将是非常危险的。
  汉密尔:林彪垮台后,有人指责林彪误导毛泽东,走上歪路。
  基辛格: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如何?我不相信林彪在飞机阿姆斯特朗:我们确信林彪已经死了,他在逃跑时死的。
  格莱斯廷:可能林彪的飞机没油了,也有报导说飞机上发生枪战。不过,比较复杂的问题是,林彪究竟在想什么?或许他比毛泽东还要亲苏联。但是我们无法知道。
  汉密尔:这实在令人沮丧,我们总是突然知道,而无法预知。不过,林彪本人也是如此;江青也是如此。
  基辛格:我把很多事情怪在国务院头上,不过这件事不包括在里面。
  格莱斯廷:这种事很难分析。
  基辛格:中国在华盛顿的联络处这几天在做什么?
  哈比卜:他们照常请客。
  汉密尔:不过,谢启美(中国驻美参赞)最近已停止鼓吹强硬路线。
  格莱斯廷:毛泽东死了以后,他才停止这种做法。中国联络处目前是快乐而谨慎的。
  阿姆斯特朗:根据一些报告,中国其他的大使馆似乎也都赞许中国发生的事情。
  汉密尔:我们由东京获得一份关于中国大使馆副馆长的报告,他所说的中国反苏的转变应该不是真的,但我们可以把他说法解读为,这可能是一个和我们关系的直接的讯号。
  基辛格:中国的这种变化,对外交政策有何意义?
  基辛格: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的外交政策如何?
  汉密尔:我们预期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会较为软化。
  格莱斯廷:应该是,但对我们也会比较软化。这种政策比较成熟老练。
  哈比卜:中国为什么要对苏联软化?
  基辛格:这样在战术上比较聪明,可以加强本身的力量。
  格莱斯廷:中国过去的苏联政策是自我伤害。他们会调整,但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仍然存在。
  汉密尔:苏联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与我们的关系是次要的。中国会调整他们的对苏政策以符合他们的战术需要。
  格莱斯廷:这些假设的前提都是中国领导层要能团结一致。
  汉密尔:中国的转变很慢很慢。过去你到中国时,决定是否要接待你的人,可能只有两位。可是现在不同了。
  基辛格:那两个人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再加上叶剑英。叶剑英给我们的印象不怎么样。
  格莱斯廷:如果林彪攻击那个政策(指与美国改善关系),那么叶剑英愿意和你挂钩,就代表军方支持亲美政策。
  格莱斯廷:我们送过林彪礼物,对吧?
  洛德:对的。
  基辛格:我们实在不知道叶剑英是谁,那必是中国的一桩大事。
  汉密尔:现在类似的决策由委员会来决定。
  格莱斯廷:现在他们想要召开中央委员会与全国人大会议,批准他们的决策。
  基辛格: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会好转吗?
  格莱斯廷:是的。
  基辛格:小麻烦会停止吗?
  格莱斯廷:当他们制造小麻烦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醒他们注意。
  基辛格: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他们与史莱辛吉的行为令人气愤。他们甚至跟史莱辛吉讲总统(尼克松)在北京谈到的安哥拉的内情。
  格莱斯廷: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本上不会有大变,但他们的行为应该规矩。
  基辛格:日本怎么样?
  哈比卜:日本非得吞下反霸(即反苏)的子弹不可,然后才能签约了。日本必须先大选,然后才能签约。(编按:意指“中日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权条款)。
  格莱斯廷:这并非已定案。中国不喜欢日本首相三木武夫。
  哈比卜:他们也不喜欢福田纠夫啊。
  基辛格: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三木武夫?
  格莱斯廷:因为他对苏联太好了。
  啊姆斯特朗:他迄未接受反霸条款的文字。
  格莱斯廷:我曾问中国联络处的人关于三木武夫的事,他们回答说,他对苏联太好了。后来,李先念也曾告诉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希望日本做得多些,但也不要做太多。显然,中国很怕日本变成一个大国,特别是军事大国。
  基辛格:我们有关债务赔偿的提议怎么样?他们会接受吗?
  阿姆斯特朗:如果其他有关“关系正常化”的事处理好了,有可能。
  基辛格:关系正常化还不可能。问题是关系正常化须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
  格莱斯廷:我们不能说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应该试试看。
  基辛格:1974年讨论的有关台湾的建议如何?我们该怎么办呢?打仗吗?
  洛德:我们唯一的筹码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格莱斯廷:唯一确实的答案是,如果中国解放台湾,就他们与苏联的关系而言是很冒险的,而且也不能不顾日本与美国的反应。
  基辛格:我们必须向国会回答这个问题。
  洛德:最好的做法是发表单方面声明。
  (国务卿暂离房问,随即返回)
  基辛格:大选过后,我看正常化根本就八字都没有一撇呢。
  汉密尔:中国会对这个问题施压,难道不会吗?
  基辛格:非不能,不应该,他们不该这么做的。
  汉密尔:中央情报局告诉盖兹(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中国还无力进军台湾。但重点不在这里,这是比较高层次的。在较低层次的领域里,中国可能攻击台湾外岛,采取除了攻击台湾本岛之外的其他施压措施。
  基辛格:假如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进军台湾一事对他们而言,会不可抗拒。我们说我们要求和平解决是没有约束力的。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会能做些什么呢?
  格莱斯廷:(台湾)法律的地位并不明确。我们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没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基辛格:在我们这里说来,去跟我们承认的国家开战,而且,我们还派驻大使在那里,为了一块我们承认属于他们国内的领土而战,实在非常荒谬。
  汉密尔:长远看来,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台湾决定加入北京,或者如果双方能自行达成协议。就我们的观点这将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阿姆斯特朗:这可能性很小。
  格莱斯廷:的确,几乎不可能。
  洛德:中国可能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
  汉密尔:他们会这么做。台湾谈论独立将会是非常严重的威胁。
  基辛格:他们正在这么谈吗?
  汉密尔:没有。
  格莱斯廷:如果他们这么搞,就会被完全孤立。
  哈比卜:这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基辛格:问汉密尔高华德这封信是要干嘛?(编按:高华德参议员一向大力支持台湾。)
  汉密尔:是关于你决定台湾不应该拥有独立的飞机生产设备。
  基辛格: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汉密尔:是不符合。
  基辛格:我们不批准什么?
  汉密尔:我们不批准他们设计和制造教练机,这是我们所不能掌控的。
  基辛格:中国的转变对它的国内政策有什么影响?
  汉密尔:他们会更支持军方的需求;也会提出经济刺激方案,提高经济成长率。
  格莱斯廷:但他们不会提高太多工资。
  基辛格:因为那儿没有东西可买?
  汉密尔:他们想增加生产力,就必须跨越意识形态的束缚,要同意多劳多得。
  阿姆斯特朗:他们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狂热与把做好工作之间取得平衡,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等等。
  基辛格:可能毛泽东是对的。意识形态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将使中国积弱,温和派则使中国停滞不前。没有左派的话,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官僚国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他们会回到半军阀国家吗?看看捷克与波兰,我想任何共产国家都管不好经济。
  格莱斯廷:近几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就已经不那么平衡了。最后可能还要趋于无效。
  基辛格:自周恩来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没那么高明了。
  霍罗茨:过去一年内政也失去了方向。
  基辛格:印度搞得比中国好吗?
  格莱斯廷:不,中国人搞得比印度人好。
  基辛格:但是,在军事上中国落后了……
  汉密尔:尽管有共产党的官僚体系,中国应该比现在更上轨道。
  (然后,汉密尔说,他有件特别的事要请示国务卿,阿姆斯特朗、宋贺德、霍罗茨等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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