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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决心自己找笔杆子，写批判海瑞的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脸色看。
她找到了1954年敢于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小人物”之一李希凡，被婉言拒绝。对此，江青又气又恼：“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正当这个时候，她听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1965年2月，江青南下上海，找到柯庆施，力求他的支持。她当面恭维柯庆施：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参加了与江青的谈话。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生于一个职员家庭，小学毕业后，14岁时，随父亲来到济南市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16岁的张春桥参加了国民党的“华蒂社”，混迹于济南文坛，自命为“前进的作家”。
1935年，张春桥到了上海，1936年3月15日，他跟随国民党特务崔万秋，化名狄克，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文章，攻击鲁迅“大题小作”，是“划小圈子”。4月6日，鲁迅写《三月的租界》，痛斥张春桥的攻击。
1938年，张春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转入敌后，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张春桥到了上海，后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江青和张春桥在政治上的真正结合，是从批判孟超写的昆曲《李慧娘》开始的。1961年6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江青看后认为这是一株毒草。然后，在上海通过柯庆施、张春桥的组织，于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是江青最早发表的文艺批判之一。
江青对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实际是毛泽东意见的反映。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对文艺工作做了极为严峻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批示一发，全国文联各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学习，纷纷进行检查。
1964年，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综合各协会的整风情况，起草了一个向中央的报告稿，尚未经中宣部负责人看过，江青即借口她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要去，并送给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阅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得更加严厉了：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的批示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违背了他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导致对一些文艺作品、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
秘密的袭击
在上海，姚文元享受着特殊的优待，“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稿件。每次修改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由飞机送往北京。
毛泽东在1965年8月审定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来，尽管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再改了，于是就批准发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是一次秘密的袭击。它的发表，像在突破口上升起一颗信号弹，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把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说成是为了“恢复地主阶级的罪恶统治”，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说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他硬把“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下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胡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海瑞罢官》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吴晗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彭德怀同志，根本没有交往。但姚文元却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给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
这篇无限上纲的文章，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1966年4月22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有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里，曾得意地讲到姚文元文章出笼的经过。她说：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五位副部长(笔者注：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吴冷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打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同时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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