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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海瑞罢官》问题座谈会上，也曾这样说：
“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专家，我也没有碰过历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很不好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材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反复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了，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那时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1959—1961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1967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时，也谈到姚文元的文章：
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江青出面到上海组织批判文章，选择文化学术界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最初的抗争
姚文元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以后，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地区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等七省区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在11月24日至26日相继转载。
但是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的报纸，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没有人打招呼，新华社也没有转发，许多省委不知道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所以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文章。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观点，认为姚的文章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所以，吴冷西一开始就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姚的文章。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
《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副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彭真当即告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彭真还进一步指名道姓地反驳：《海瑞罢官》这戏我早就看过了，哪里是毒草?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书》，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要批判!
这几天，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也成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根神经跳动的焦点。《文汇报》驻京记者奔忙于各机关之间，并多次到报社征集对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意见。
吴冷西回话编辑部的请示说，中央决定不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理由是：一、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想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意思；二、姚文元的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把学术问题硬拉到政治问题上，太勉强；三、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1959年6月16日发表的吴晗《海瑞骂皇帝》和9月21日吴晗《论海瑞》，这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晗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他找到市委书记邓拓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完全同意吴晗的看法，他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强调：应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正确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们说：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铿锵有力的发言，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但在逆流滔滔的日子里，它却变成了大批判的靶子。
“我偏要摸”
江青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急匆匆地径直走进毛泽东在上海的住宅，向毛泽东报告说：
“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说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十分生气，问江青是否找过康生、伯达。
江青说：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传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可是他们也感到北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告诉江青，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
江青火上加油，大告彭真的状，并说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
毛泽东气愤地说：我偏要摸!
临走，毛泽东再次嘱咐江青去找林彪谈谈，可以过问一下部队文化工作方面的事。
轰动了全国
江青马上向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向他们交了底。
1965年11月24日这天，上海新华书店奉命急电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单行本的数字，但是在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前，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复电。
江青气得很。她气愤地对张春桥说，我们这些人到底还有个讲话的地方没有?我还不能死，我们还有很多仗要打。
印发小册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武器。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刚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报告，马上去请示彭真和刘仁：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单行本，急电北京市新华书店，问我们要订购多少。
彭真沉下脸说：我们一本也不订!
刘仁从邓拓手里夺过那张征定单，撕了个粉碎，说：电报都不回，看他怎么办!
彭真接着说，中央开会，没有一个决议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非要跟着上海跑不行?我们听中央的招呼，而不看什么人的眼色。
对印单行本，最初，北京市委和其他市委都不知道是毛泽东的意思。后来知道是毛泽东的指示，北京等地随即都印了单行本。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2月8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
“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毛泽东对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他对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11月25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到达上海。上海各报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曹荻秋考虑到同罗瑞卿有长期的战斗友谊，特地把毛泽东的谈话转告给罗瑞卿。
11月26日晚间，罗瑞卿遇到江青。江青对罗瑞卿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接着又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政治上十分机敏的罗瑞卿，立刻领会到这是毛泽东的意图。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感到事关重大。回到住地，他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彭真：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965年11月27日，周恩来总理由上海回到北京。他立即打电话给彭真：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
彭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让周恩来直接干预一篇文章的事。他问总理的意思。
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彭真说：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11月28日下午3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会议。
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吴晗现在怎样?
邓拓严肃地回答：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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