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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一同来到上海锦江饭店，再次会见江青。在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促膝谈心。他们从上海新编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的演出，到批判《海瑞罢官》等等，都做了广泛的议论。
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现在是旗开得胜，一马领先，万马奔腾。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早先，他们不是不登姚文元的文章吗?北京的报刊一直顶了19天不予转载。主席一发怒，他们还不是乖乖地全都刊登了吗?
张春桥说：这全靠毛主席支持啊!敌人还没有投降，我们绝不能麻痹。
姚文元说：是的，我们要发扬鲁迅的打落水狗的精神!
江青说：我现在是学姜太公钓鱼，采用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战术，让各种牛鬼蛇神充分暴露一下。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各方面意见很多，现在要把地下的，引他们到面上来，抓住目标，围而不歼，然后，出其不意，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张春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一鼓作气，穷追敌寇，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
姚文元庄重地说：江青同志，这一次你在戏剧上学术上打开突破口，就会给修正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
江青关切地要姚文元注意身体，把身体搞好。还说，你的身体不是你个人的，是党和无产阶级的。你要永远做无产阶级的棍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那样，消灭一切害人虫!
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姚文元，很快成了打人的棍子。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浙江省诸暨县人，生于1906年。1927年姚篷子在上海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篷子被推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12月，姚篷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在南京狱中叛变，并在1934年5月14日《中央日报》上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宣言。自此以后，他就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担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担任经理。
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10月，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读书时，经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卢湾区宣传干事，住在上海香山路2号的团委宿舍。
这时，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恰巧住在相距几十米的香山路9号。姚文元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姚文元是姚篷子的儿子，这个原在30年代混迹于上海的张春桥，对他分外亲切，来往也日渐多起来。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同胡风的关系相当密切。由于作家书屋曾出过胡风的书，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展后，姚篷子曾被逮捕审查。在这期间，姚文元为表示自己与胡风集团及其父姚篷子“划清界限”，在张春桥鼓励和支持下，连续写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把自己装扮成反胡风的英雄。
1957年夏天，开始“反击右派”。姚文元从张春桥那里一得到信息，马上赶写了《录以备考——读报有感》，在6月10日的《文汇报》上登载出来。
毛泽东在北京看到这篇短文，非常赞赏，并指示《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同毛泽东亲自写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同刊登在6月14日这天报纸上。
姚文元由此“起飞”了，红极于上海文坛。1958年7月，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创刊，张春桥推荐姚文元担任《解放》编辑部的文教组长。该刊停刊后，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又把姚文元安排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张春桥还特别关照报社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日常的编辑业务，而能有时间去写文章。
在这期间，姚文元相继出版《细流集》、《田流集》、《新松集》、《在革命的烈火中》等评论杂文集。他不仅在报社工作，而且加入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上海作家分会党组成员。
姚文元以文坛“新星”自居。他“手里舞着棍子，屁股上藏着斧子”，断章取义，罗列罪名，大兴文字狱，称霸于上海文艺界。著名作家巴金、丁玲、冯雪锋、艾青，都在他的砍杀之列。例如，他竟以50年代的标准，诬蔑30年代巴金小说《灭亡》的道路“是一条和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相敌对的道路，和党的领导相敌对的道路”。
对此，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尖锐地批评说，姚文元“是个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他悲愤地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就会给震坏的。”
巴金的呼吁，并没能阻止姚棍子的起飞，他在上海市委书记、宣传部长张春桥的庇护下，打人的棍子挥舞得更加疯狂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仓库里的一条最大的棍子。
1980年10月15日，巴金在《探索集》里，沉痛地剖析了“姚文元道路”：
“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在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姚文元在“大折腾”中，青云直上。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经江青提议，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成员之一。而在此以前，他已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编委，跃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飞回上海，发动了“一月革命”，张春桥、姚文元同时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1969年4月24日，姚文元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姚文元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了主管意识形态舆论工作的“总管”，十年浩劫里处处留有他的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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