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再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
毛主席一连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说：不能算。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
说到邓拓，彭真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
毛泽东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你们可以放，让不同的意见放出来。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主席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在毛泽东面前，康生也没有说过一句反对《二月提纲》的话。
参加汇报的胡绳同志1979年4月16日写的证明说，参加汇报的一行人，2月11日离开武汉到了上海，2月15日回到北京。在这一段时间内，同行的人都没有听到康生有任何反对这个提纲的表示。康生在“二月提纲”上耍两面派。
彭真当场再次强调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陆定一也插话说：学术问题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彭真提议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到全党。”
毛泽东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彭真根据毛泽东没对提纲提出不同意见的情况，当即委托随他前来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和胡绳执笔，于2月11日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并于2月12日晨电传中央。
这个提纲和批语，当晚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正看电影的康生，听秘书念了批语，还在上面画了圈。这个批语，原来署名只是五人小组，前面并没有“文化革命”这四个字。文化革命这个词组，是姚溱加上去的，是姚溱的创举。而“文化革命”这个词组的发明者，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迫害死了。
1966年2月12日，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通过《二月提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指示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强调学术讨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彭真说，学术与艺术，有政治问题的，应该按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他说，学术、艺术、文化方面的批评，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要使它萧条。
彭真大声疾呼：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人民日报》按照《二月提纲》精神，连续发表学术讨论文章，如《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要用历史的眼光看罢官》、《对〈海瑞罢官〉剧的质疑》等。通过这种正反两方面意见的讨论，说明《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严重的分歧
在发出《二月提纲》通知的前后，林彪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毛泽东思想”的“顶峰论”。
1966年1月19日，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消息，提出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1966年1月25日，各报刊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报告引用林彪的话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我军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林彪把毛泽东推到至高无上的“神位”了!
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意林彪的这些提法。1966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要慎重。毛主席过去只同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说“顶峰”、“最高最活”不一定很确切，要研究一个确切的提法。
这次会议结束时，吴冷西问邓小平，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你看了没有，可否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