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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提法，还要考虑，这篇社论不忙发表。现在全国各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说法，地方上怎么说，由他们去说，人民日报不能随便跟着说，党内可以各说各的，公开宣传还是根据过去的口径。
在此以前，刘少奇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还说，学毛著要“自愿”，要“自由”一些，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愿意怎么学就怎么学，集体学，个人学都可以，不要统统都组织在一起，学一样的东西，那就成灾了!
在这期间，在同国际共产党间的交往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苏联共产党在召开“二十三大”。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了对“二十三大”的方针。刘少奇认为，这是苏共自己召开的会议，不同于兄弟党国际会议，去不去参加都不是大事，只是礼节性的问题。会上康生不同意参加，彭真则主张去参加。在给毛泽东的请示电报中说，倾向于参加。
第二件事是，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三月底来华访问。双方代表团经过多次会谈，对于在联合公报中是否公开点苏共名的问题，发生分歧，在北京的常委会议，认为应当照顾日本的困难，在公报中只提联合反对修正主义。
为这两件事，中央决定派康生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1966年3月28日，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时，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和江青也参加了。
毛泽东听到中央常委同意派代表团去参加“二十三大”时说：他们同意，我不同意。他针对刘少奇说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的话，批评说：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毛泽东看了同日共会谈公报的草稿，批评公报草稿是“无头告示”，不指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
毛泽东亲自在公报草稿上作了重大修改。据参加起草公报稿的一位同志回忆说，主席在公报上，公开点了苏修的名，强调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反对中日两党内的修正主义，并指出有人叫喊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实质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宫本不同意这种修改，双方对公报未取得一致意见。
彭真挨批
1966年3月28日，康生汇报完关于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会谈公报问题以后，把话题一转，别有用心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问题。
康生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他要死保吴晗。如果按照这个提纲做下去，全国学术界，就会鸦雀无声，一潭死水，还搞什么文化革命，倒是限制、压制了文化革命。
他进一步挑拨说：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彭真明目张胆地和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根本不尊重主席的意见。在他的眼里，还有主席吗?他们把北京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
坐在一边的江青和张春桥，连忙助战插话，火上加油。
毛泽东脸色突然阴沉下来，谈话变得严厉了。他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并说，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
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了第二次谈话。针对3月11日许立群根据彭真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询问上海市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说：去年9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又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讲话，像是放了一颗“政治原子弹”。这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解决彭真、陆定一的问题了！
3月31日，康生从上海一回到北京，马上向周恩来、彭真详细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他还连夜把王力找来，要他帮助整理主席的谈话记录。并趾高气扬地说：我要马上传达主席的谈话!
王力说：是彭真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你怎么好传达?他建议请在西北视察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回来，由他主持传达。
康生当场拿起电话，向正在宝鸡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报告说，主席有重要指示，请你回来主持传达。
邓小平很快回到北京，主持了4月9日到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对彭真进行了批评，讨论了彭真的问题。
康生在会上说：
“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在会上，彭真一方面表示承认在吴晗的问题上，确有严重的错误缺点，同时，又庄严声明：我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王力对笔者说，为取消《二月提纲》，他奉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简单的通知：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看了这个《通知》，并且电告在上海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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