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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了《通知》，很不满意，认为太简单，没触及实质问题。他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通知》不应当是技术性的，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选定王力，两人很快在钓鱼台写出了初稿。
康生在钓鱼台讨论通知初稿时，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认为《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地说：那好吧，要说就说个够吧!
《通知》修改以后，送到杭州。毛泽东看了一遍，仍不满意，认为还是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成立《通知》文件起草小组，到上海再起草。
毛泽东提名陈伯达当组长。十名成员中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起草小组住上海锦江饭店，由江青主持日常起草工作。小组每写成一段文字，即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到杭州，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然后再返送上海，直送张春桥，人们笑称他是秘书长。
康生的谎言
康生作为五人小组的重要成员，参加了《二月提纲》讨论的全过程，并且从未说过不同的意见。如今，他却摇身一变，耍两面派，不仅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干的，而且把《二月提纲》说成反革命的大毒草。
在康生参加起草的《5·16通知》中说，《二月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
这是谎言。请看陈伯达受审时的交待：
“《通知》中为什么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搞的?这是康生的意见。康生也亲自和我说过彭真怎么背着他搞的。说得那么形象。彭真是组长，康生是重要成员，康生那么厉害那么精明。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为了‘团结’，我就同意那样写了。”
康生利用中央文件散布为自己开脱的谎言，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怕别人不相信他捏造的谎言，还指使秘书与人合作写了一篇大事记，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全党，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了。
康生原名张旺，山东诸城人。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又改名张耘，受到地下党的教育，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改名赵容，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7月到苏联后改名康生，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团长王明的副手。康生在政治上极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则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在苏联的中共党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之后，为了标榜自己“立场坚定”，利用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长之职，制造冤案，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康生利用他掌握的反奸肃反大权，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坦白会，对前来延安参加革命的许多青年干部和共产党员，残酷地进行逼供信，“莫须有”地扣上特务、叛徒、敌探等罪名，严重地摧残了党的干部队伍。
1947年康生、陈伯达还在晋绥解放区推行左的土改路线。他强调“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推行“挖底财”、“查三代”、“扫地出门”、“搬石头”。笔者在晋绥地区采访，亲闻目睹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被当作“绊脚石”和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在乱打乱杀中死掉了。康生违背党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大搞“化形地主”，错划阶级成分，把一些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错划为地主富农。他公开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极左口号，摧残了党的基层组织，严重地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
全国解放后，康生鼓吹“大跃进”，连续制造小说《刘志丹》等冤假错案。庐山会议之后康生不顾历史事实，又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陷吴晗为彭德怀翻案。
不平常的一天
1966年4月16日，这是不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另一件大事是《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按语”。
北京市委想通过发表这篇材料，主动检讨错误，但是却被毛泽东认为是“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
这天新华社未经请示，一早就把《北京日报》的版面、按语，播发全国。这引起了在上海的毛泽东的震怒。他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
17日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从上海打电话给《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一再叮咛不要转载《北京日报》材料，并且说，新华社不经请示，擅自播发《北京日报》编者按语的版面，犯了大错误，要这位副总编辑特别谨慎，多请示。
4月19日，中央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不要转载16日《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中央负责同志批评，北京市委16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
4月21日，毛泽东把批评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示要市委揭发彭真的所谓“罪行”。
从4月22日至26日，北京市委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但这次会议被诬蔑为“四月黑会”。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批判彭真。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他对康生、陈伯达说：你们写了《通知》，我这次的增加，加油加醋。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都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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