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十四


    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18岁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1937年他来到创建不久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命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经常在敌人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中打游击办报,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敌后反扫荡的艰苦岁月。1949年秋,他带着病弱的身体,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他知识渊博,日日夜夜,笔走蛇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撰写过大量的社论文章。邓拓还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
   
    1956年,全国出现了左的冒进势头。邓拓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的授意,起草了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毛泽东尖刻地批评说: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面面反对,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革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避免。要分清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以后不要提反冒进。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反左、反冒进,实际上是反我。
   
    1957年反右派开始,“引蛇出洞”、带头鸣放的《文汇报》,被打成右派报纸;而被批评为“按兵不动”、“无动于衷”的《人民日报》,经住了考验。邓拓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也被打成了右派报纸,不仅大大有损于党中央的声誉,不知报社还会增加多少右派。
   
    1958年邓拓辞去人民日报工作,担任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以后,建议报纸要提倡读书,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
   
    1961年全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9月,北京市委主管的《前线》杂志编辑部,为了使刊物内容丰富多彩,版面生动活泼,由编辑部出面,约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到北京的四川饭店商谈工作。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三四位同志。
   
    邓拓对廖沫沙说:《前线》也搞个龚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
   
    邓拓提议用杂文的形式,生活、学习、思想、工作,都可以谈,可以写。吴晗也可以谈历史,古今中外全可以。
   
    谈到署名,邓拓提议: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马南村,出南字,廖沫沙就出个沙字,叫吴南沙怎么样?
   
    廖沫沙说: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吧。
   
    大家一致同意用吴南星来署名。并且约定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字。这样,1961年10月,《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就在《前线》刊出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邓吴廖三位因为都有繁重的日常工作,平素很少私人交往。邓拓十多年只上过吴晗一次家门。廖沫沙因请邓拓识别一幅苏东坡画的真伪,才到过邓拓家一次。
   
    《三家村札记》从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共发表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短小精悍,立意鲜明,文风清新。在内容上,大部分是歌颂党和人民新生事物新风尚的,也有实事求是地批评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不良现象的,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但是却受到江青一伙人的诬陷和打击。
   
    江青一伙采取断章取义、栽赃陷害、混淆视听的手法,有预谋地开展了对“三家村”的围剿。
   
    邓拓在《伟大的空话》一文中批评吹牛皮、说大话的恶劣作风,写过“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姚文元颠倒黑白,硬说这句话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
   
    1961年春节前夕,廖沫沙应《北京晚报》编辑之约,写几句迎春、鼓干劲的话,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要抓紧一年之始,搞好农业生产。文中引用古籍中“腊鼓催春”一词。但姚文元却抓住文中“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大干一场”这两句话,诬陷说:“好一副进攻的姿态!……腊鼓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吴晗写了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杂文《说浪》。姚文元抓住“浪”字大肆造谣,说这“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毫无根据地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三家村”冤案迅速祸及全国。许多领导干部和教育、文化、新闻界著名人物,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围攻批斗。邓拓、吴晗、廖沫沙受到非人折磨。
   
    1966年5月19日凌晨,邓拓含恨离开了人间。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临终的遗书上,发出申辩和抗争的呼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171篇,有问题的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着,遗书又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在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邓拓写完遗书,熄灭灯,吞下大量安眠药,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经党中央批准,1979年7月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三家村”一案,惟一活下来的廖沫沙同志,是1930年入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他在重新出版的《三家村札记》序言里写道:
   
    “我可以在这里指天誓日地宣告:《三家村札记》实在是一个无组织、无计划、也是无领导和无指挥的三个光人,三支秃笔自由而偶然地凑合起来一个杂文专栏,如此而已。”
    砸烂“独立王国”
    围剿“三家村”的目的,是砸烂所谓“独立王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北京市委、篡夺北京市委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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