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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告：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一天，报纸刊载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了改组。从此，中共北京市委解体，停止了活动。
在宣传“决定”之前，成千成百的北京市区和郊区的造反派，佩戴着红袖章，拥进台基厂市委五层办公大楼。
一天，笔者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编辑部接到电话，说：有郊区通县贫下中农造反团进驻北京市委，请记者们参加会议。
为了解真相，笔者亲到现场。只见市委大楼上下，全都挤满了造反的人群。走廊前、过道里、楼梯旁、雪白的墙壁上，到处涂写着“打倒彭真”“砸烂独立王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大标语。什么“红色造反团”、“追穷寇造反团”，等等，数不清名目的造反组织，全都拥挤在霸占的办公室里。杂乱的喧闹声，激烈的争辩声，如同骡马大会一样。我挤过杂乱的人群，终于在三层楼的一个套间里，找到了通县贫下中农造反团。
我无心听他们争辩，却留心着他们的神态和表情。一个穿黑布衣服的人，在一阵慷慨陈词之后，露出狐狸尾巴了。他竟公然提出“要翻农村四清的案，退赔四清的果实”。有的还提出，土地改革时分了土地的农民，是否也要退回土地呢?
这哪里是贫下中农呢?这些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人，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沉渣四起了。他们抱着五花八门的造反动机，卷进淹没大地的造反洪流里。
造反派中流传着许多诬陷中央领导人的传单，为夺权制造舆论。江青、陈伯达、康生为陷害彭真、砸烂“独立王国”，也编织了许多谎言，加罪于彭真。
在所谓“独立王国”的罪名下，诬陷说：“彭真对地方是中央，对中央又是地方。北京的事情，谁也不能过问。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中央负责同志都不能在北京市做调查研究。胡说：“在彭真掌握下的北京市委，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工具，北京市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
北京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吗?是不让中央负责同志在北京市搞调查研究工作吗?
这是谎言!
“比西太后还坏”
这要从谎言的制造者江青说起。
据北京市委原宣传部长李琪夫人李莉告诉笔者，1964年4月16日，江青打着调查研究，打着京剧革命的招牌来到北京市。
这天，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她。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秘书长郑天翔、彭真夫人张洁清陪同接见。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首先传达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同志的问候和评价。毛泽东说：北京市的工作很好。
江青接着说，她想对北京市的京剧革命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北京市委很尊重江青。彭真、刘仁等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京剧革命是党的一项事业，我们要认真对待，并且决定，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负责跟江青联系。彭真还找李琪做了具体部署。
随后，刘仁、郑天翔、李琪陪同江青在长安剧院观看京剧。中间休息时，江青说：你们看，演旧剧目，观众都走了，演新剧目观众就多了。
在这期间，李琪曾两次带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琪同志到上海看望江青。接见时，江青对李琪说：对于京剧团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不要过问。
这是什么话?北京市委领导的剧团，怎么能不让市委宣传部长过问剧团创作呢?
当时，江青想入非非，硬要京剧团创作一个以重庆地下党为背景的剧本。要写一个从军队派到重庆的女干部，不通过地下党，而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去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种胡思乱想，根本不符合地下工作原则，编剧也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李琪不同意靠幻觉去创作。他说：照这样，没有生活也可以搞创作噢!
时隔不久，彭真把刘仁、郑天翔找到办公室，说江青向他提抗议了。她说：你们的宣传部长真厉害，不准我发言，李琪骄傲自大，眼里没有我，不听我的话!
后来郑天翔问李琪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琪说，江青唯我独尊，唯我第一，不准人讲话。她根本不是搞什么京剧革命，而是要兵临城下，称王称霸，指挥一切，剧团上演什么，不演什么，都要由她来定。
1966年2月，李琪同汪曾琪二次来到上海。江青把他俩叫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张春桥办公室。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当场血口喷人，诬陷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不听党的话!
江青恶狠狠地说：叫老子在这儿试验，老子就在这儿试验；不叫老子在这儿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
李琪对江青的专横跋扈，十分愤慨。1966年3月，他在给北京市委的信中说：
“江青比西太后还坏。她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像奴隶主对待我。”又说：“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被杀头的一天!”
1966年7月16日，李琪作为京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者，满腔悲愤，以身殉职。
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响应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纷纷进行夺权。
在此期间，国务院各部委也都相继发生夺权事件。
4月20日，北京市在组成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时，热情鼓励，祝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里，吸收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参加领导工作。例如，原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负责人韩爱晶，也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拥有很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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