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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华、刘志坚商定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代表军队文艺干部去开会。
1月22日，刘志坚出发之前，叶群又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就逐字逐句念了林彪的话。
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的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叶群又叫刘志坚逐字逐句按他的记录，重述核对了一遍。她并且嘱咐刘志坚，一到上海就把林彪原话转告江青。
“把尊神请到了”
1966年2月2日，刘志坚等四同志从北京西郊机场飞抵上海。晚上7点半，刘志坚由张春桥陪同，来到江青住的锦江饭店。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同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开始谈话。当时，张春桥也在场。
江青裹着一件黑色的大衣，一见到部队四同志，狂喜地说：春桥啊，我们把尊神请到了，欢迎欢迎啊!
说着，她把一叠文件，如：《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逼上梁山〉写给评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材料，向刘志坚一推，便哇哩哇啦说起来了：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人听了。
江青提高嗓门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位尊神来支持我。
刘志坚趁机会从一个信封里，取出叶群传达林彪的谈话记录，念了起来。
江青听到林彪吹捧自己的话，“腾”的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哈哈大笑着抖落身上的风衣，说：这是春风啊!
江青接着傲慢地说：你们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地方要好一些，但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我就亲自做调查，经常买票看戏，还戴上大口罩，坐在后排。她停了停，嗓门提得更高：我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经统治我们的舞台啦!到处是牛鬼蛇神，到处是一塌糊涂!
江青兴奋得着了魔，说话越来越语无伦次：他们在上海、延安都整我，想让我当阮玲玉第二。我是一个九级干部，就像叫花子一样，为搞点京剧改革，去求人家，去求演员。嗯，说起给我定级，定九级，是主席严格要求我，嗯……
江青的话头，终于言归正传：春节期间，我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支持我，我得到林总的批准，才找你们的。
林彪认为：《纪要》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并指示刘志坚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座谈会前后开了18天，会议期间，有13天看电影，看中外电影50多部，看戏剧三场。江青个别交谈八次，集体讨论四次。会中多是江青一人讲话，别人只是记录而已。
2月11日，江青给刘志坚打电话说：《纪要》我看了，本来打算议议就算了，没有想到要搞个什么文字的东西，你们既然已经搞了，就要搞好，要搞准确、完整。她还要原起草人陈亚丁去上海，她要亲自帮助修改。
陈亚丁2月12日又一次来到上海。第二天，张春桥将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
江青一见陈亚丁，就说：我把你们搞的那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同志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十分钟后，被江青称为“老夫子”的理论家陈伯达来了，他拿着《纪要》草稿，靠在沙发上，用浓重的福建口音说：提到了17年(指建国17年)来文艺专政问题，这很重要，但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的继续。陈伯达接着说：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的。
陈伯达又说：另外，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眉开眼笑地说：伯达同志的意见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当夜，陈亚丁把陈伯达、张春桥改的地方，顺了一下文字，改在一份稿子上。
陈伯达加上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一段是：“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2月14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找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又看了修改稿，说：可以了。并对陈亚丁说：你可以先回去，把修改稿带几份回去。
3月10日至15日，江青又把陈亚丁等叫去上海。由江青、陈伯达、张春桥、陈亚丁一起把《纪要》改出了第三稿。其中修改的一段，是“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队伍”，并说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
3月19日，江青对张春桥、陈亚丁等人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宾馆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张春桥，打听消息。
江青趾高气扬，跷着二郎腿，笑着说：难道周扬不明白，讲文艺黑线讲的是谁?周扬就是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他30年代的后台是王明，现在的后台是刘少奇。接着，江青又说：你们回去后，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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