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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按林彪的“5·18”讲话精神，明确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
1966年6月1日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布置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集体起草评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
随后，陈伯达这个自称是一个“小小老百姓”的人，坐上高级红旗轿车，到了北京大学校园，挤在人山人海的人流里，在灯光里看了一个多小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回到人民日报时，对工作组的同志赞扬说：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
陈伯达审改了本报评论员的小样，将标题改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2日清晨，《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了全国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
当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咄咄逼人地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的政治压力，谁还能不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呢?
派出了工作组
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大专院校党委都被“踢开”了，许多院校党委书记以及著名的专家学者被连续揪斗了。
“天下大乱”，首先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乱起来了。
毛泽东这时仍不在北京。炎热的夏天，他仍然住在杭州、武汉、长沙等地，从远方冷眼观察着北京的动静。
为稳定局势，党中央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
5月29日，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原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派出工作组就代表党领导。邓小平同志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支持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报告毛泽东同意后，5月31日，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接着，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各单位，都迅速派出工作组，到大、中学校“代表党委治校”，控制运动维持局面，许多院校和机关陆续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
但是，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传达时，立即遭到一部分头脑狂热发烧的师生们的反对。工作组和造反的师生普遍发生激烈冲突。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张承先等，遭到造反派师生的围攻。清华、师大等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革命精神的队伍，一批批涌进北大。
北大工作组为维持校内秩序，6月7日，宣布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反复劝告北大师生要“坐下来学文件，要听党的话”……北大造反师生根本听不进这一套，他们秘密串联，四处活动。当听到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的消息之后，造反师生反工作组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6月12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揪斗1926年入党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压制革命”。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社论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跨、斗倒。”
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相继发生“6·20”事件。师范大学谭厚兰等17人贴出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的大字报，质问《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孙友余在广播电话中澄清了事实，批评错误意见。
在反工作组的热浪里，清华大学发生了“6·21”事件。
20岁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出生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6月21日，他在校内一张大字报的批语里写道：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回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夺权!”
6月24日，造反者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批驳说，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6月26日，校内广大师生举行“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把蒯大富定为右派学生。蒯大富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宣布进行绝食斗争，消息传出，清华园一下轰动起来了。
陈伯达闻讯，立即派人去慰问蒯大富。
7月20日陈伯达同江青到北京大学讲话，宣布他一个月前说的北大“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陈伯达的话，对各大专院校的造反师生，无疑是火上加油。自此，各大学的反工作组浪潮更加高涨了。
7月22日，刘少奇说：“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邓小平支持说：“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不赞成撤工作组。
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张，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恶毒攻击。张春桥恶狠狠地说：“6月20日的反动命令(指刘少奇对北大简报的批示)，是想把毛主席点燃起来的革命大火完全扑灭，是彭真《二月提纲》的继承和发展。”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北京发生的混乱情况，经江青、康生之手，接二连三地密报给隐居在湖南韶山冲滴水洞里的毛泽东。
滴水洞，不是洞，而是距毛泽东故居不远处的一条狭长的山谷。笔者走进幽静、清深、苍翠的山谷，鸟语花香，水声潺潺，仿佛步入别有洞天的仙境。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时，曾对湖南省委书记说：等到我老了退休，可以在这里搭个茅棚子住。
1960年开始，这里开始修筑毛泽东的山间别墅。这栋舒适、安静、豪华的“茅棚”，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普遍饿肚子的时候筑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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