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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如此仇恨周荣鑫，是因周荣鑫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千方百计保护国务院部长一级的老干部。一次，一位部长被某学院学生揪走，穿着演京剧的蟒袍玉带，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周荣鑫闻讯赶到会场，同学生们谈判五六个小时，终于把这位部长解救了出来。
“西纠”成员陆续被投入监狱，受到逼供。
“联动”的斗争
“西纠”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勇于探索真理的一部分红卫兵，继续坚持斗争。
1979年3月21日下午，笔者撰写的披露“二月逆流”真相的长篇通讯发表之后，有几位参加“联动”的老红卫兵，来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编辑部。他们感谢老一辈革命家在怀仁堂斗争中对“联动”的支持，并激情地向笔者讲述了他们的斗争和遭遇。
几位红卫兵告诉笔者，1966年11月27日下午，北大附中教室二楼的会议室里，聚集了北大附中、石油附中、八一学校等18所中学红卫兵的20多个负责人。这些血气方刚、思想纯真的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代表，热烈讨论着形势问题。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什么意见提不得?”
“现在谁给中央文革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联合组织叫什么名字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诞生了。会议委托北大附中的同学，归纳大家的意见，起草成立宣言。
1966年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大附中。
这天，“联动”为扩大声势，成员们冒着刺骨的寒风，跑进京城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指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的讲话”，“坚决反对资反路线新的表现形式”。北京工学院附中的同学还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刷下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12月7日，廖承志在民族宫主持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筹备会。以左派自居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代表，提出联欢活动应由他们独揽。“联动”代表不同意他们独揽，并把“三司”代表轰了出去。
会上，廖承志用自己的经历，深情地鼓励同学说：“你们要懂得做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的时候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是一直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接见外宾。”
廖承志的肺腑之言，教育了青年，但却遭到江青的斥责。12月9日，她在有周恩来出席的中南海小礼堂会议上，首先发难逼着廖承志检讨。12月16日，她在体育馆的万人大会上，斥骂联动“保爹保妈，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12月26日，“联动”代表在北京展览馆开会。群情激愤中宣读批判中央文革的传单，高呼“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联动四处活动，很快同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四五百名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联系。他们以“四大”作武器，向中央文革开火，公开贴出向中央文革和向江青质疑的大字报。
“联动”的行动激怒了中央文革。1967年1月17日，江青、陈伯达支持蒯大富、聂元梓等，调动13个大专院校的一万多人，调动三辆消防车，把石油学院附中地下室灌满水，砸抄“联动”。接着又包围北大附中等校的“联动”学生。1月25日，谢富治又指挥大批警察，包围八一学校，捣毁教室，拔掉联动最后一个据点，先后逮捕卜大华、马小军等139人，关进半步桥第一监狱。清明节这天，到八宝山烈士陵园扫墓的“联动”红卫兵，又遭到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便衣警察逮捕。
大串联和新长征
伴随着造反热潮，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铺天盖地之势，冲击着每个角落，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汹涌澎湃的“不实之词”，像洪水泛滥一样淹没着人们的灵魂，腐蚀着社会的风气，成为一些人随意诬陷打倒别人、篡夺权力的工具，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为了达到“天下大乱”，毛泽东提倡运用“大民主”。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动员各地学生大闹北京。他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学生，在中央报刊舆论的鼓动下，效法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纷纷炮打各省市党委的第一二把手，发生了骚动。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进行了压制。这样就更加深化了各地领导与学生的矛盾，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学生纷纷前来北京告状，“请党中央毛主席评理”。
天津大学等校部分师生，因为造反受压，徒步到北京取经。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呼口号，唱歌曲，向北京进发。中央文革小组闻讯，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迎来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回想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的情景，学生们特地起名“8·13”红卫兵。
各地上访串联的学生，云集北京。8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筹划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热烈支持大串联。他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费，由国家财政支出。
从此，全国兴起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联!
从此，全国各地成千成万的红卫兵，像奔腾的海潮涌向北京、井冈山、韶山和大寨。在天寒地冻、缺粮缺被的日子里，拥上井冈山的10万红卫兵，不得不靠军队紧急空投大饼、衣服、毯子，才解救下山。
鉴于大串联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人民日报》10月22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徒步行军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
笔者在北京、在外省，在平原、在山野，到处都看见一队队一群群红卫兵，背着背包，唱着歌，日夜兼程行进。当我怀着敬佩而又不理解的心情，同他们深入聊天时，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多么纯真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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