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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烽火四起的日子里，笔者参加了一次“中央首长”对“五大领袖”的接见。
1967年8月7日晚，我突然接到北京市革委会的通知，要在10点赶到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耀眼的灯光下，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姚文元等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
开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向“五大领袖”和其他市单委会委员，通报了首都红卫兵参加大串联和夺权的情况。
这时，江青由姚文元陪同走进会场。她脱下披风，露出新军装，热情地微笑着向五大领袖招手。她一会说韩爱晶你是我非常喜爱的孩子，一会说，蒯大富爱说谎，一会说，聂元梓我对你寄托很大希望，一会说，谭厚兰你不要飘飘然。当说到红代会拒绝中央文革派记者参加会议的时候，江青突然大发脾气，痛斥他们几人封锁中央，愤怒斥责：你们几个老子天下第一，连我们都瞧不起了，把自己置于中央之上。你们不跟主席走，工农兵跟主席走!她警告他们：要革命的来，不革命的滚开。我担心你们会走向反革命!
在江青盛怒之下，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个人，一个个胆战心惊地站起来，低着头，弯着腰，奴颜婢膝地请求江青原谅……
“五大领袖”们的丑态，顿时使笔者心里一阵恶心：这些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凶手，原是一伙被人驱使的狗!
枪声震动了毛泽东
尽管毛泽东多次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他的话变成了人们耳边的风。
1968年7月27日上午，由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的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制止武斗，整顿秩序，开进了蒯大富盘踞的清华大学。这个在百日大武斗中死亡、伤残百余人的高等学府，被武斗的枪声、爆炸声，弄得满目凄凉，血痕斑斑……
几千人的工宣队，刚开进学校，即遭到蒯大富为头头的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突然袭击。下午一时，蒯大富拔出手枪，喊叫要和工人拼了!红卫兵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工人队伍冲杀过去，五名工宣队员当场惨遭杀害，731人负伤。
清华大学的流血事件，震惊了全京城，震动了毛泽东。
最高统帅决心亲自制止武斗。
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他和亲密战友林彪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亲自召见红代会核心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五人。忙于参加武斗的蒯大富迟到了几个小时，很晚才走进大会堂。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
毛泽东和几位红卫兵领袖一一握手。寒暄几句后，立即把话转入武斗问题。
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居民、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毛泽东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毛泽东满怀希望地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谈到产生武斗根源，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央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到中央，而是中央斗争反映到社会。
另据国际关系学院一份录音材料记载：迟至7月28日早7点半，才赶来的蒯大富，一走进门就哭了。毛泽东同他握手时，坐在一边的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省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泽东说：这是危险的道路啊，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今天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重要、最正确、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如果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希望你们赶上去。
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90％以上，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
毛泽东说：我们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的。你们脱离工人、农民，脱离大多数的学生，脱离你们自己的人。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不要打了。
这次接见之后，五个人联名整理印发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一致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最高统帅的讲话，对制止武斗起了一定作用。
横行一时的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后来都堕落成了反革命罪犯，于1983年3月16日受到历史的审判。
学会在地上看世界
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
大专院校和许多中学，开始了复课闹革命。积压在大学的数十万应届毕业学生，同千万以上不能升学的高初中学生，聚集在城市里。这些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现在都成了没有学业的劳动后备军了。
知识青年到何处去?正当千万青年陷入既不能升学，又难于就业的困境时，1968年12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千万知识青年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热情投入上山下乡运动。自此，以“反修防修”开始的红卫兵运动，又以戏剧性的“反修防修”而告终了。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锻炼的红卫兵，除极少数头头外，绝大多数始终同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跨越过曲折、艰苦的历史道路，在实践中茁壮成长!
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发起人的卜大华，上山下乡时到了陕北农村，经过几年锻炼，认识了社会。后来，他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说：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在地上看世界……
千百万青年，经过十年动乱的反思，从迷乱中醒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全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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