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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接到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马上找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以两个人的名义，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求：“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王洪文看了转来的中央电报。接着又收到许多沿线车站抗议切断铁路的电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等负责同志也赶来劝说他们回上海。不少造反派也劝王洪文，不要再蛮干。王洪文在内外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放行14次列车。切断了20多个小时的沪宁线终于恢复了通车。
14次列车放行了，可是，王洪文等一伙人，仍然坚持不肯离开安亭，扬言：“我们走路也要走到北京!”
另一派工人造反派则主张回上海。正当争论不休的时候，陈伯达的又一封电报送到安亭车站。电报说：
“工人同志们，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工人阶级的大局……”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活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陈伯达的电报，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泼了冷水。为了稳定军心，王洪文同北京来的红卫兵头头等人立即商量，要造反队员继续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对于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王洪文在日后受审时曾这样交待：
“安亭事件和工总司的成立有联系。安亭事件对全国生产、政治、经济都造成很大损失。……如果不成立工总司就没有安亭事件。由于成立工总司才要求上海市委接见，上海市委不接见，就拦劫火车上访……”
“市委韩哲一第一个到安亭车站做工作，放了第一辆火车。当时大家坐在铁轨上，工作难做，要挟市委来人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韩哲一说，把火车放了，可以考虑你们北上。当拦第二辆火车时，就无力工作，我只好等市委商量，后来，市委没来人，经做工作，第二列火车也放了。张春桥去的时候，火车已放了……”张春桥从天而降
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奉陈伯达之命，乘坐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穿过黑茫茫的夜空，向上海飞去。
12日凌晨，张春桥穿着一身草绿军装，在上海北郊军用机场走下飞机，解决安亭事件问题。
张春桥背着上海市委，首先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联系。
此人是王洪文的谋士和战友。通过他的联系搭桥，张春桥认识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副司令潘国平，并同他们会谈。
12日上午，张春桥来到安亭火车站，站在一辆大卡车上，面向聚集在车站的两千多上海工人讲话。他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公然宣布：“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12日下午，张春桥自安亭返回上海市内。
13日中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开碰头会，张春桥参加。会上，张春桥同意大家的一致意见：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组织，不承认拦截火车、中断铁路是革命行动。
碰头会上，曹荻秋当场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电话，张春桥也接了电话。听了陶铸同志要支持上海市委的指示，不要承认跨行业组织。
但是，到了13日下午三时，张春桥突然违背中央指示，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同以潘国平为代表的“工总司”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五点要求”。这就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群众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
三、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勾结王洪文，王也由此入股，投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结成“四人帮”做了第一笔交易。
“四人帮”后来大肆吹嘘，称“安亭事件”是“巴黎公社起义”，是“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小小的安亭车站，被封为“革命基地”。
《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在上海点了一把火，但是上海并没有大乱起来。
1966年11月15日，王力受江青的指派，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受到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江青说：“上海是华东最大的城市，影响很大，上海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华东全局，我们要是打算要上海，就得派红卫兵去支持上海工人、学生造反。”
派准去呢?据戚本禹交待，聂元梓造反最早，同江青的关系又好，江青决定让聂元梓带人去上海。
江青在长途电话里，亲自告张春桥说：“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聂元梓等三人，于19日窜到上海。聂元梓立即向“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提出，要见张春桥。嗣后，在“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所在地延安饭店，张春桥单独会见了聂元梓。张春桥为她出谋划策：“你要打倒常溪萍，要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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