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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常溪萍，是聂元梓上海之行的目标之一。常溪萍当时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5年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时，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在“四清”中保过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聂元梓因此与他结下仇冤，多次扬言要打倒常溪萍，才解心头之恨。聂元梓四处煽动：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的，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
王洪文同聂元梓谈话以后，12月13日，聂元梓召开“打常(常溪萍)会议”，进一步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
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同一行动”，“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代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
11月25日，聂元梓在“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叫嚷：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发表长篇讲话后，高呼口号：“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后第三天，1966年11月29日深夜，上海爆发了第二次影响全国的事件，即持续了九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
这天深夜，简称“红革会”的三百多年轻人，佩戴袖章，手拿已经出版九期的《红卫兵战报》，冲进了上海市邮电大楼，要求将他们的第九期《红卫兵战报》，同《解放日报》一块发行，并说《解放日报》放了很多毒，《红卫兵战报》要跟着“消毒”。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因此，提出要把两家报纸夹在一起发行。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怎么能允许同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呢?这个无理要求，当即遭到报刊发行处同志的拒绝。
所谓发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制造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解放日报》打开缺口，把中共上海市委打垮。聂元梓煽动红卫兵冲进解放日报社。与此同时，王洪文、陈阿大操纵的“工总司”调来大队人马，强行占领报社大楼，停止了《解放日报》的发行。
少数坏人的捣乱，激怒了上海人民。在九天九夜里，一百多万群众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把解放日报大楼团团围住，日夜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为保证党报的正常出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被迫到解放日报社同王洪文等人进行谈判。1966年12月10日，由市长曹荻秋签字，答应了“工总司”的“四个条件”，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12月11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反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曹荻秋等人再次被批斗并且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曹荻秋还公开违心地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次表态，激怒了“赤卫队”。“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作赤卫队”，是以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为骨干，于11月26日宣告成立的。他们为表明自己不是“保皇派”，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的口号。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向曹荻秋提出“八项要求”。曹荻秋于24日签字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拥有80万人的“赤卫队”，同拥有60万人的“工总司”，形成尖锐对立。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又被迫宣布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处在两大派夹攻中的曹荻秋，在风暴漩涡中左右为难。这个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市长，是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第三任上海市长，他本不愿支持“工总司”，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了，不得不表示支持。他本认为应支持“赤卫队”，但是不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精神，又得违心表示不支持。他就这样，被两大派夹攻着，吃尽了苦头。
12月28日，“赤卫队”得到曹荻秋撤销支持“赤卫队”的消息。一万多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就在这时，张春桥乘乱挑起康平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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