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机关、团体也都卷入“夺印”的浪潮中来。有的造反派把夺得的一大堆木头印章缠在腰间，边走边喊：“夺权!夺权!”
“一月革命万岁”的标语贴遍全上海。1月19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2月5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变成了百万人的海洋。张春桥、姚文元讲话中对“公社”大加赞扬。大会不仅通过了“公社”的宣言——《一月革命万岁》，而且宣布夺旧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一切权利。
大会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一号通令》里，疯狂叫嚣要把一切大权“统统夺回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回来!”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上海人民公社”一连几天没有发表。这是为什么呢?人们都在纳闷。
街头上，出现了“红革会”质问“上海人民公社”的连续《十问》的大字报。
2月12日，王力在电话中向姚、张二人传达了毛泽东不赞成“人民公社”名称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急忙飞往北京。
据姚文元交待说：“刚下飞机，毛主席就把我们接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王力也去了。着重谈机构问题。”
“毛主席讲，上海现在叫人民公社，其他地方叫革委会。你们上海不是孤立了吗?如果都用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全国是否还要成立总的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字?决定事物性质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要把人民公社的名字改过来。”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把最反对的人封成官，把反对你们的人团结起来。
姚文元交待说，毛主席实际指的是马天水。于是我们回去做马天水的工作，吸收他参加“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2月24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分别担任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全面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他们在宣言中说：“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
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他在接见上海市革委会教卫组负责人等人谈话时，发问：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张春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统统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有人问：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春桥冷冷地说：不是说了吗，统统搞掉，一个不留嘛!怎么?你还觉得有点可惜吗?老实讲，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么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动指使下，上海市有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获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血腥的镇压
张春桥一伙人从“全面夺权”开始，对上海人民实行了“全面专政”。他们排除异己，支一派，压一派，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打入深渊!
张春桥为镇压群众，他亲自秘密操纵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这个前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后来被张春桥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的游雪涛，像一只豺狼一样，秘密横行在上海滩。他带领一小撮人到处伸手，无孔不入，搜罗大量情报，编成“简报”“动态”“动态增刊”共300多期，制造大批诬陷材料，制造冤案、假案26起，其中直接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计有183人，致死五人，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而被株连的达816人。
1968年9月，游雪涛在送给张春桥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们在一条特殊战线上奋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搞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