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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26日，游雪涛在笔记本上写道：“张春桥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1967年1月和1968年4月，上海人民冲破高压，两次“炮打张春桥”。游雪涛“扫雷纵队”成员四出搜集“炮打动向”，密报张春桥。
1967年1月24日，上海繁华市区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主持写大字报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当他们发现张春桥是攻击鲁迅的炮手，是两面三刀的危险人物时，1月29日，在复旦大学礼堂联合召开八个组织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中央文革给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扣上发动“反动逆流”的罪名，残酷加以镇压。许多参加“炮打”的学生，后来普遍遭到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迫害。
参加“一月夺权”的“上海革命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红卫军团司令部”，也被张春桥一伙认为是与“工总司”对立的组织，不利于他们一派掌权。二月底，由“工总司”出面策划35个群众组织，发表“告全市人民和红卫军战士书”，提出对红卫军“必须彻底砸烂”。全市统一行动，拘捕红卫军干部251人。
7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工具车间两个群众组织的部分群众，因贴大字报引起争吵，发生武斗，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在武斗中被打伤致死。对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这一不幸事件，理应教育双方消除派性，增强团结。但是，身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却令政法指挥部发表通令，宣称：“上柴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死了人，并特令交出杀人凶犯名单。8月3日，陆海空军宣传队进厂，“联司”不接受，把军宣队赶了出来，人也被打了。王洪文认为：“如果不解决‘联司’，上海就要乱下去，下决心要砸。”
对砸“联司”一事，1980年6月12日，王洪文交待：“8月3日晚，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联合大会，控诉‘联司’一小撮人打死‘东方红’的支部书记。8月3日下午，‘总司’开了小会，决定调动四万人参加，实际参加十万人‘砸联司’。下半夜，天快亮了，队伍出发，我坐汽车到了现场。‘联司’一部分人上房顶，一部分人在外边，下边人受了伤，发了火。我动员大家把围墙推倒，冲到楼上去，把‘联司’的人抓起来，……抓住后打伤200多人。这是上海最严重的一次武斗，是我直接布置的。”
8月4日凌晨，东方还未破晓，王洪文打着“工总司”的旗号，调动十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和一千多辆汽车，集合到军工路一带的郊区，从水上、陆上把上海柴油机厂层层包围。王洪文亲到现场指挥，下令让几百名“敢死队员”进入厂门口，开始了进攻。
“上柴联司”的群众防守在工厂的房屋顶上，一边向下抛石头，打弹弓，喷硝酸，迎头反击，一边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
王洪文看到正面攻打进展不快，把主力转移到厂门左侧，用大型铲车和大木头，撞开了工厂围墙，用25吨大吊车开路，攻入了厂区。
他们首先占领食堂，断了联司群众的水源和粮源，接着用长矛、木棍、铁棒，打伤“联司”数百人。
在众寡十分悬殊的对垒下，被割据守在几座厂房顶上的群众继续抵抗。“联司”总部所在的四号楼，抵抗尤为激烈。王洪文严令“敢死队员”在天黑前结束战斗，并且下令调来17辆消防车，动用了高压大型水龙头，从一千米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守楼的“联司”群众猛烈喷射。
“联司”群众个个成了俘虏。对抓获的“联司”人员，一律“头上开花”，“面上挂彩”，男俘全部剥去上衣，女俘全部撕破上衣，当场打死一人，关押650人，100人受重伤，有11人被关押八年之久。
“8·4事件”这天，毛泽东、张春桥都在上海。毛泽东听了关于“8·4事件”的汇报。一个多月后，9月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了毛泽东视察上海时的重要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967年9月，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他利用所谓“补课”和清理队伍，把参加“联司”的许多群众，打得重伤致残，不少干部、工人被活活打死。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制造“中农公司”大冤案，因此案迫害致死17人，株连300余人。
“夺权”演变成内战
继上海“一月革命”之后，全国许多省市响应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开展夺权的活动。
1967年1月14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原山西省的党政大权，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月29日，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刘格平，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而原省委书记卫恒在被关押之后自杀身亡。这是继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之后的第二位自杀的省委领导干部。
1月25日，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根据江青的指示，支持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委、省人委大权。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庆祝贵州的夺权。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支持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祝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1月17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康生之子张子石等人来到北京，受到陈伯达、康生、王力的接见。康生在三个小时的交谈里，再三鼓励他们夺权。1月22日，青岛的造反团体在王效禹导演下夺了青岛市委、人委的一切权力。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在这前后，一些省市相继夺权。广东1月22日夺权，江苏1月22日夺权，安徽1月26日夺权，1月28日北京市夺权……
这些夺权都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的。
夺权以后，各省市、各单位都普遍长期陷入派性斗争中。你争我夺，你咬我一口，我踢你一脚。往往这一派刚夺了权，不久又被另一派夺了去。有的甚至像走马灯一样，一日数起夺权。
夺权斗争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的矛盾，渐渐由口头的争辩，进一步激化成武斗，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松辽原野，沿海之滨，到处陷入全面内战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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