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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枪杆子下的“革命”
“支左”大军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各省市普遍刮起夺权的狂风。从中央到基层，从内地到边疆，全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国家政府机关瘫痪了，党组织活动停止了，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基本失去作用了，成千成万的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了。全国唯一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只有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了。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人民解放军。他希望借助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威信，贯彻他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1967年1月，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组织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帮助保护会场，防止对立派前来冲击。
安徽省军区马上电示中央。1月21日，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
“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周恩来当天向军委碰头会传达了这个批示。
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严肃批评一些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乌七八糟，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他要求军队要善于区别情况，在夺权斗争当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左派”，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1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抽出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从此，在全国全面展开“支左”工作。全国先后有280万人民解放军，背着背包，先后离开军营，浩浩荡荡，公开地、大规模地进入陌生的国家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农村和大、中、小各类学校中去了。
至1970年底，当时参加“支左”的解放军约有40余万人。其中担任县和相当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有4．9万余人(其中干部4．8万人)。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三支两军”在全国的规模!
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的活动。广大群众把解放军看作“最亲爱”的人，看作“最突出政治”的人，看作党和政府的代表，热烈欢迎。
随着解放军“支左”的脚步声，伴着林彪一伙的号令，鼓吹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当时风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人人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处处都闻语录声”。用《毛主席语录》制作的标语，更是遍布城乡。用各种材料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男女老幼人人佩戴，成为最时尚的装饰。
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的程度。风靡全国的“表忠心”、“红海洋”，以及跳“忠字舞”等花样繁多的活动，漫天飞舞的所谓“一言一行让毛主席放心，一举一动让毛主席满意”的形式主义，给人民带来精神的桎梏。许多机关每日上下班前要列队站立在毛泽东画像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用”，逢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有的还在行进的火车上，也要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支左”变成支派
“支左”的目的是什么?一位“支左”的高级指挥员曾告诉笔者：“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许多省市造反派都是在解放军全力支持下进行夺权的。
“支左”，即支持左派。可是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呢？怎样正确的划分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的“左派”和“右派”呢?这是各部队“支左”中最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最棘手最困难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没有明确指出“左派”的标准，许多部队开始都支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劳动模范多的、拥护军队的一派。而这一派，往往因为“造反精神”不强，被对立面的一派称为“保守派”。那些所谓“造反精神”强，敢冲、敢斗、敢闯的则被视为“革命派”，即“左派”。开初，许多军区都因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而受到批判。
夺权中，许多部队和军事机关受到造反派冲击。为稳定军队，稳定形势，在决定“支左”的同时，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规定“不得擅离职守”、“不许冲击”、“不许抓人”等等，但各地都没有执行。因为既要全面夺权，就不可能“坚守岗位”、“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事实上，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敌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军队，在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后，改变了“软弱可欺”的形象。但是，由于认识不统一，造成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多次引起支左部队和造反派之间尖锐对立和冲突，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认为《青海日报》社掌权的“8·18红卫兵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后，接着又实行武装包围。他们按照“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2月23日这天，竟然采取错误行动开枪打死群众169人，打伤178人。这次武装镇压群众的“赵永夫事件”，后来被林彪定性为“带枪的刘邓路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隔离审查十年，“8·18”则被宣布为革命群众组织。
继这个震惊全国的武装镇压群众的事件之后，28日又发生了青铜峡流血事件，打死打伤群众100多人。
四川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四川大学“8·26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连续冲击军区机关，提出要“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2月17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发了致造反兵团的公开信，并用飞机在全省散发，不但得不到呼应，造反派反而加紧了对军区的围攻。成都军区在退避三舍之后，也抓了许多人。这样矛盾更加尖锐了。5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8·26战斗团”等是“革命群众组织”。可是两大派的矛盾并未由此解决。围绕着“革”与“保”的分歧，大规模的武斗相继在中江、泸州等地爆发，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
为统一“支左”认识，排除“支左”中的混乱，中央军委于1967年3月在北京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会上，林彪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吹捧红卫兵是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而对于“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仍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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