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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是中央的重要战斗步骤。”
江青说：“这篇文章是个典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还要发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说：“这篇文章是从批陶铸到批‘5·16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5·16’是陶铸极‘左’的发展。”他要求各新闻单位，20日以后要大讲特讲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大讲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过国庆节。
江青的“9·5讲话”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向“5·16”发起总攻的信号弹。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江青9·5讲话”。一时全国上下，军内军外纷纷举行集会和座谈会，讨论揭发所谓“5·16”的罪行。
9月1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核心组、外交部党委及对外文委等代表，有一篇长篇谈话。他严厉批评姚登山：“我看你有些昏昏然，你干扰了外交部的行动，你到处做报告”，“我那天病又犯了，连我的医生都看不过，要造你的反，你就坐在那儿看我，对我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
周恩来在谈到“5·16”问题时说，姚文元文章说的很清楚，“5·16”是个反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接着，他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就是那些不准确的、错误的、不存在的关系。“5·16”说它有八个方面军是吓人的……它没这么多人，只是少数的小头头。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强调指出：第一，“5·16”不要扩大化，不要到处去抓“5·16”。……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不要给人戴“5·16”的帽子。群众是受蒙蔽的么!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5·16”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别的单位不要干涉，不要去管他……
周恩来在讲话中，清醒的估计了形势，正确的指出了方针。但是却遭到中央文革的抵制和反对。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央随即成立“5·16”专案领导小组，在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全国性的清查“5·16”运动，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致使清查“5·16”集团的斗争，演变成全国性两派群众组织的大混战，加剧了两派群众尖锐对立的派性斗争。
在此以前，1970年1月，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号召“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教育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这是继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肃反。《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反革命行为。”
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按照中央打击反革命的《决定》，凡是有“三指向”言行的都定为“反革命”，定为“5·16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把在“三忠于”、“四无限”现代迷信里，说过错话，写过错字的人，都打成“现行反革命”、“5·16分子”，闹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尽管毛泽东强调：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但是由于清查工作是在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运动一开始，两派之间就相互你揪我、我揪你，相互攻击，相互指责对方为“5·16分子”，把不同观点的人打成“敌人”。有些单位重复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号召“坦白交待”、“个别突破”，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群众，在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里，受到残酷的迫害。
在“全面内战”里，几乎人人都遭受整的“洗礼”。著名作家夏衍在“文革”中一直被“整”，但他处之泰然，并且对“人整人”的“混战”，以诗为乐曰：“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是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短诗，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在1970年2月至11月间，十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名，逮捕2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许多是冤假错案。在那些日子里，有多少冤魂在大地上飘荡!
另据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罪而被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
“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因“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而制造的冤假错案，竟达24．9万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以上。江苏南京市是100多万人口的城市，抓“5·16”扩大化，竟抓了27万人。扬子江机械厂6000职工，有2000人被当作“5·16”分子抓了起来，占了三分之一。被抓的人，没一个说得出“5·16”是干什么的。许多机关干部连家属在内，都因涉及“5·16”问题，实行“连根拔”，强制到农村落户。
对清查“5·16”分子，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文内，根据她个人的见闻，曾有以下记述：
“不让被审的人吃饭睡觉。一熬就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记录最高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个‘5·16’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立目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5·16’，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二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这个单位“下干校1700人。已经揪出‘5·16’竟达到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5·16’抱有右倾思想!”
作家冯骥才在一篇《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的真实故事里，详细记述了云南某城市发生的事。
有一天，两派进行大联合谈判。一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刊有毛主席照片的《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方发现了，立刻把这个头头戴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
还有一次，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公安局来查，认定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动标语。于是就在市委大院抓了一个八岁的女孩。孩子的爸爸是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参加了一派。他们用各种办法吓唬女孩，要她承认反动标语是她写的，可是女孩死也不承认，后来，他们把小女孩弄到市委大院批斗，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
他们威胁女孩说，要枪毙她。“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可是女孩摇摇头，硬是不承认。
于是，就把女孩带到刑场上，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猛然一阵枪响，女孩旁边的犯人，全都栽倒了。那个陪绑的八岁女孩，没有死，吓得昏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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