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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即扩大的政治局碰头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几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全面摊牌。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住，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因受伤被俘。第二天押解途中，我军事先在敌军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突然袭击敌人，从敌军中抢救出刘志坚。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
但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一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徐向前当即质问他：“凭什么给定案，没有证据怎么能定案?”他还针对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
叶剑英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全国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嘲笑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聂荣臻也在会上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
2月14日下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16号楼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王力约关锋一起到8号楼去催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都是江青搞的!陈伯达给她逼得要自杀了。”
关锋哀求康生说：“康老，可不能发火哟，要顾全大局呀!可整不得江青同志呀!”
这次批评会，江青借口有病，不参加。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集中批评陈伯达，一句也不批评江青。
毛泽东在中央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以及文革小组开会批评江青、陈伯达，直接推动并鼓励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毛泽东后来也说：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面对面的搏斗
2月16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总理继续在怀仁堂主持扩大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谭震林问他：陈丕显来了吗?
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大区和省委书记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先后被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
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仰着脸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一听，怒火顿起。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谭震林一走进会场，再次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陈丕显要是反革命，杀了我脑袋!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推脱责任，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谈到一些干部子弟被冲击时，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谈到造反派时，谭震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林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的，从来没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加气愤。他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愤怒地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他边走边说：“让他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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