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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回转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年代，陈毅、谭震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襟怀坦白的陈毅，接着发言。他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许多干部被揪来揪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辩解，说“文革”小组经常讲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
李先念当即驳斥谢富治：“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这次碰头会，江青又借故有病，没有参加。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出席了会议。他们一开始就处于被批的地位，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全场只有谢富治不断插话，说：“谭老板，你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谢富治：“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为了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笔者注：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当即质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参与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他却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这时，陈伯达也插话说：“我也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康生、陈伯达，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1966年10月3日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集体讨论审查。
碰头会的当天晚上，陈毅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的正规一些，好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他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们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
江青比武则天还凶
碰头会后，谭震林在2月17日，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他在这封信中，慷慨悲愤地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话，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候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铿锵有力的话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2月19日，林彪将这封信送给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批件和谭震林的信，批了几个字：“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看了主席没有表态的批语，十分不满。他摇摇头，一气之下，把主席的批件揉成一团，丢在痰盂里。后来，林彪秘书偷偷将主席批的谭震林信件从痰盂里捞出来晒干，用浆糊修补、对好。
后来，林彪见到毛泽东谈起运件事，毛泽东说：江青哪能比武则天呢，她没有武则天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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