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年代

九十八


    法官接着说:“江青想赖你这笔血债。我们估计,她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不承认。我们想请你到监狱去,去看一看江青!”
   
    法官还拿出一本旧相册,上面贴着蓝苹的许多照片。秦桂珍立刻认出,这就是当年她送给蓝苹的。法官还拿出从秦桂珍家抄去的那些蓝苹的照片。
   
    秦桂珍登上法官的汽车,向城外奔去。一个个岗哨,一堵堵高墙。这熟悉的地方,不就是秦城监狱吗?
   
    “是秦城监狱,过去你住过。”法官深情地说:“现在江青就住在这里。”
   
    秦桂珍激动地说:“我在这住了七年多,1976年5月离开,差一点死在这里。”
   
    秦桂珍走进犯人放风的高墙圈里。只见一个女人裹着一件军大衣,戴着一副紫色镜架眼镜,闭着眼睛,靠墙角坐着晒太阳。
   
    秦桂珍悄悄走近跟前,仔细一看,正是那个蓝苹,那个“怪妖精”!
   
    秦桂珍猛喊一声:“蓝小姐,我来了!你还认得吗?”
   
    这熟悉的声音,响雷一般把江青惊醒。她突然站立起来,瞪大眼珠,脸色苍白,吃惊地望着眼前的秦桂珍,向她伸手走来,高喊:“阿桂!阿桂!”
   
    秦桂珍严正地说:“我过去待你那样好,可你把我害得好苦。你也有今天的报应!”
   
    秦桂珍头一扭,上车走了。
   
    江青还在拖长声音喊:“阿桂!阿桂!……”
   
    几天过后,法官来到宾馆,笑着对秦桂珍说:“你见了江青以后,她的态度有变化,承认了她对你的迫害……”
   
    复仇的女妖
   
    在江青看来,凡是知道熟悉她的丑事的,都是她的仇人,其中之一是孙维世。
   
    早在1937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孙维世,是周恩来的战友孙炳文、任锐两位烈士的遗孤,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著名演员金山的妻子。
   
    孙维世14岁曾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工作过,当时蓝苹也在该剧团工作。抗战爆发后,孙维世在周恩来、邓颖超帮助下来到延安。这时江青也到了延安。她俩一同参加任白戈的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扮演资本家大小姐的孙维世,远比扮演资本家太太的江青演得出色。由此她对孙维世也产生了嫉恨。
    解放后,1949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回国后,江青要孙维世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孙维世没有答理她的无理要求,由此更加深了江青对孙的仇恨。
    1964年,江青大出风头,搞“现代京剧革命”。有一天,她碰到孙维世,故意挑衅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有没有问题呵!这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但是,孙维世依然不理睬她那一套。
   
    江青特别害怕孙维世说出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因此,她就诬陷正在大庆油田体验生活的孙维世是“特务”,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1968年2月26日,康生批准将孙维世等三人一道逮捕。孙维世同志在关押期间,遭受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于1968年10月9日冤死狱中。
   
    三十年代,曾经在上海同蓝苹争演过《赛金花》的王莹,曾是被誉为“中华女杰”的电影明星,15岁参加中国共产党,她的丈夫谢和庚是党的著名地下工作者,曾任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54年夫妻二人同时在美国被捕,被囚于哀离岛,同年,王莹和丈夫谢和庚从美国归来,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后来,谢和庚被划为“右派分子”,王莹和丈夫一块到北大荒劳动。一年后回到北京,住在香山狼见沟,过着隐居的生活。
   
    红色风暴中王莹遭到抄家。1967年2月1日,王莹同丈夫谢和庚先后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江青为掩饰几十年前在上海的丑行,把王莹诬陷为“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美国特务”,定为“死囚”,轮番对她进行审讯、毒打,下肢瘫痪。她喊着:“放我出去!我不是叛徒特务!”1974年3月3日,她冤死狱中。
   
    砸烂公检法
   
    江青、谢富治多次煽动造反派要砸烂公检法国家机关,夺取全国政法战线的领导权。
   
    1966年12月,江青在北京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诬蔑公检法“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官僚机构”,要由“军队接管”。要把国家机关人员作为旧人员,把他们“扫地出门”或“监督留用”。她颠倒黑白说:“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揭开,害苦人了……主席,林副主席和我走到哪里,他们都盯梢,安装窃听器……”
   
    1968年2月,江青叫嚷公安机关“十七年干尽了坏事”,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公检法“不是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是专了我们的政”“比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坏”。她声嘶力竭地喊:“打倒反动的公检法!”“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
   
    谢富治是“文化大革命”中负责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他紧随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旨意,向全国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向公安部全体人员讲话:
   
    “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
   
    “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现在的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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