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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群为了陷害贺龙，指使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长宋治国于1966年9月7日、17日、19日，10月7日，连续四次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这些纯系捏造的谎言，十分荒唐可笑。特抄引几例立此存照：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等等。
经事后查证，“揭发材料”列举的内容，有的纯属造谣，有的则是叶群口授。叶群为了借刀杀人，又不留痕迹，还精心安排了一场写“假证明信”的丑剧。当宋治国将写好的诬告信交给叶群时，叶群特地叫来林彪办公室的三位秘书，当着他们面，假惺惺地问宋治国：“你写的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叶群说：“那我们就照转不误了。”
演完这场双簧，叶群怕露马脚，又叫“林办”的三位秘书在人民大会堂西厅，联名写了一份“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这些诬陷材料，“完全是出于本人的主动，并非他人授意”。
诬告贺龙的黑材料，林彪一一批转毛泽东。据林办的一位秘书回忆，仅1966年9月下旬这段时间，叶群让他保存的有关诬陷贺龙的黑材料就有一二十份，每件均有毛泽东、林彪的划圈。
在林彪一伙接二连三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动摇了。他点头同意，对贺龙问题可以“在小范围内打招呼”。贺龙的名字，从军委会议的名单上抹去了。
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打招呼”，诬陷贺龙“同彭、罗、陆、杨相勾结，要夺权。”
10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
诬陷也越来越升级了林彪诽谤贺龙是“土匪”、“军阀”，江青诽谤贺龙是“坏人”，陈伯达说“贺、罗、彭是一帮的”。康生诽谤贺龙要搞“二月兵变”，吴法宪则诬陷贺龙“阴谋投敌”，“逃往苏联”……
“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12月30日，江青窜到清华大学，在接见造反派头头的会上煽动揪贺龙。她还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唆使下，贺龙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抄去，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
“打倒贺龙”的口号，刷上街头。很多在革命战争时期同贺龙一起战斗的战友都被揪斗了，到处都在“抓贺龙的人”。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政委苏振华、空军副司令员成均、北京军委政委廖汉生等高级将领，都被卷到旋涡里了。
“一滩滩的血……”
面对突如其来的揪斗，贺龙极为愤慨。他对薛明说：“这是搞什么名堂哟!我得去，应该去见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去。他却笑着说：“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建议请示周总理后再说，贺龙同意了，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陪同贺龙来到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周恩来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受感动!
周恩来本想留贺龙一家在中南海多住些日子。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中南海也闹腾起来了。“打倒贺龙”的口号声，不断从红墙外传来。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主席和你谈过了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
1月19日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把贺龙和薛明送到北京西山。在山腰间这所严格保密的平房院落里，除了警卫战士外，再没有别人了。
烈火一般性格的贺龙，一会在院子里踱步，一会倚在窗前沉思。当贺龙从报纸上看到“一月风暴”的黑风刮遍全国，许多跟随毛主席征战的老干部都被打倒时，他心情沉重而焦虑地说：“他们要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了!”
一天，他看到报纸上四川夺权的消息，点了几位老同志的名，更加激起他的愤怒。他说：“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他手里拿着报纸，愤然不平地对薛明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清出党外了!”
贺老总心情一天比一天沉痛。有天，他把一叠纸推到薛明面前，对她说：“写!”他决心上书中央，详细申述1931年至1935年洪湖地区错误肃反的血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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