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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谈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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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笔者注：毛泽东曾把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及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的斗争称为党内“九次路线斗争”)。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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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笔者注：即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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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以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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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毛泽东的谈话，为深入“批陈整风”运动指出了方向。而他在谈话中指明的“陈伯达后边还有人”，林彪“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林还是要保”，“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等等，在林彪一伙中引起极大的惊慌和震动。
躲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千方百计地探听到毛泽东讲话的内容。9月6日凌晨，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把毛泽东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密告给李作鹏以后，李作鹏又立即转报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又密报叶群。林彪十分恐慌，开始了谋害毛泽东的罪恶活动。
押“第四号人物”上最高法庭
陈伯达从庐山回到北京，郁闷地回了家。
陈伯达曾多次在电话里求见毛泽东、康生，但是都被拒绝了。只有给周恩来打电话时，周恩来亲自接了。
1971年，“9·13”林彪叛逃后，公安部门立即将陈伯达连夜从家中押往秦城监狱。走到监狱门口时，陈伯达不愿进去，就大声说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阜平，即河北省阜平县。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从晋绥边区兴县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特务的告密，国民党空军派轰炸机袭击。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忙于办公，怎么也不走。
陈伯达听到飞机轰响，就朝毛泽东住地跑。高喊：“飞机来啦!飞机来啦!”跑进屋里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位同志也赶来，将毛泽东扶进防空洞。
就在毛泽东刚离开的当儿，一颗炸弹落下，正命中毛泽东的院子，把房子炸塌了。
23年后，陈伯达为救自己，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这句话。
陈伯达的喊话，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在监狱里受到优待，如他自己所说，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
1978年，陈伯达因病住进北京某公安医院单间病室。
198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开始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陈伯达的审判。笔者参加法庭采访，目击了这次审判。
76岁的“文革”“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穿着中式棉袄，外罩一件旧卡其军服，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被两个法警拥扶着走上法庭。他面对出庭人员的目光，默默地低下头。
法庭审判了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批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罪行。
陈伯达一手制造的“冀东冤案”，更是触目惊心。
1967年12月25日，陈伯达到达河北唐山，解决唐山问题。当天晚上，他听了唐山造反派三个小时的汇报，第二天就在唐山地区各县、市的代表团及驻军代表大会上大放厥词，胡说八道。他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他还点了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女市长白芸等人的名，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
审判员宣读了陈伯达当时在唐山的讲话，问：“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陈伯达答：“我刚才说过了，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这些话无非是瞎说而已。但是经过我说的，我负责任，我没有推托这件事的责任。”
法庭当即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录音播放后，陈伯达说：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审判是认真的，我这么一个糊涂蛋，到了这么一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也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及时的各方面的询问，就这么乱说一通……
陈伯达又说：“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多人呢。2000多人的命呀18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用心，完全没有表示……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笔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当然是大罪了，罪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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