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青、王洪文看了这个材料，1月12日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他俩还建议，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毛泽东随即批示：“同意转发。”
毛泽东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主观意图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受到不少人的抵制和不理解。这同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批孔和肯定法家的进步作用，对广大干部群众再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助于转变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态度，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达到“防修、反修”的目的。
江青得悉毛泽东批准转发全国之后，立即于1月13日深夜，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写信，要求开展“批林批孔”。她通知谢静宜的丈夫空军干部苏延勋，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原8341部队宣传科长迟群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员谢静宜三人，来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地。
江青对三个人说：“毛主席在1973年与我曾谈过批孔的问题，我向政治局传达后，周总理没有主持讨论。”“我要替毛主席抓大事，抓典型，协助主席抓好批林批孔工作，共产党不批孔，岂不是怪事?批孔，军队进行的最差劲，不检讨我是不答应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批孔呀?”
江青越说声音越高：“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你们就是我的炮队。现在我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我给你们找地方去开座谈会，去放炮!”
在此以前，她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于是，她立即把这份材料当作炮弹，越过中央军委、南京军区，亲自给连队写信，派迟群、谢静宜到防化连送信。她并且把写给空军司令员的信以及材料，叫苏延勋亲自送去。
第二天，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分别到了南京防化连和空军某师。据谢静宜交待，大年三十这天，“我们乘飞机到了防化连。连队立刻集合起来，先由迟群念了江青给防化连的信，讲了部分批林批孔材料。传达了江青的原话。防化连同志立即表决心，喊口号，感谢江青对他们的关怀。”
1月18日，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的第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材料”前言说：“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表明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1月22日，是春节除夕。回到北京的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马上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江青欢喜若狂，见面第一句就说：“我的炮队回来了，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你们真是马到成功!”
江青请三人吃饭。在餐桌上，江青边吃边说，举起酒杯：“西沙打胜仗，我们也是在打仗，打的是一场政治思想仗。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在另一会议上，江青还无耻地自我吹嘘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
江青“指挥战斗”的炮队中，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两位将相外，还有几个火力很强的“炮群”。这就是以“大批判组”命名的几个写作组。仅1976年10月，梁效大批判组撰写公开发表的就有18篇，其中许多是江青、姚文元直接点名授意的“重点”文章，为“四人帮”夺权服务。
两个大会
为了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燃遍全国，进一步在军队中鼓吹开展“批林批孔”，在军队中无正式职务的江青，竟然居高临下，于1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写信。信上说：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
张春桥阅后，马上将信批转给叶剑英，“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1月24日至25日，正值春节假日，江青等人未经批准，在北京连续召开两个万人大会，一是工人体育馆的在京部队单位大会；一是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召开这两个大会，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事先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更没有讨论过。周恩来听说要开会，通知国务院各单位去参加。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处于被指责的地位。在“1·25”大会上，迟群叫嚷说：“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
谢静宜也声嘶力竭地叫嚷：“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呵，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大会上，82岁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三番五次的被侮辱点名，几次被迫颤颤抖抖地站起来。
会后，张春桥还到郭沫若家，当面要他承认抗日战争中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当即给予驳斥和拒绝。2月10日，江青也到郭沫若家，当面逼郭沫若作检查，并以批判意大利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为名，攻击周恩来。
大会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从翻译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里，得到江青一伙要向全国发大会录音带的消息，十分生气，严肃批评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毛泽东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口某些干部子女当兵问题，点名批评叶剑英。别有用心地同性质根本不同的“孔孟之道”、“林彪路线”联系起来，妄图再打倒一批老干部。
1974年1月30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表明自己对“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看法。
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指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后来，毛泽东又把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称之为“三箭齐发”。
|